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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輝 摘要：《文淵閣四庫全書》收錄的約三十種元代易學典籍中，有十五種是據《通志堂經解》本抄錄。在抄錄過程中，館臣對底本進行了多方面的加工，包括刪削序言、變易卷帙、校補闕謬等。這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底本的一些訛誤，但亦多有無據之妄改，同時還因抄錄不精而造成諸多新的錯誤。《通志堂經解》是《四庫全書》重要的選目依據與底本來源，館臣對其的重視，貫穿纂修工作始終。由此可見《經解》版本之精良，與其在清初的巨大影響力。 關鍵詞：文淵閣四庫全書 通志堂經解 元代易學底本 清修《四庫全書》，收錄元代易學典籍約三十種。其中有胡方平、俞琰、丁易東、雷思齊等一些宋元之交學者之作，館臣多題為宋人，然其人皆已入元，且著作也多在元代完成並刊刻，故視為元人更加合適。在纂修過程中，四庫館臣對編刻於清康熙年間的大型經學叢書《通志堂經解》，作了充分的利用，凡《經解》有者，即據以為底本。由此可窺見館臣對《經解》的重視，以及《四庫全書》與《經解》的密切關係。本文即以較為通行的《文淵閣四庫全書》為基礎，對其所收元代易學典籍中以通志堂本為底本者加以考察，比較二者異同，並進而探析《通志堂經解》在纂修《四庫全書》時發揮的重要作用。 一、四庫本元代易學典籍中的《經解》本 儘管在大多數情況下，四庫本均未注明是抄錄自何種版本，但通過逐一考察，可知僅在元代易學典籍這一範圍內，即有十五種四庫本出自《經解》，約占四庫收錄全部元代易學典籍的一半。以下即分別敘述之。 《易學啟蒙通釋》二卷，元胡方平撰。此本館臣謂出自內府藏本，以通志堂本校之，其闕誤之處多與通志堂本同。例如，四庫本卷上“《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一段，“如□□之世”句，“如”下闕二字，通志堂本亦闕[1]。核之元刻明修本，此段文字雖漫漶，但仍可辨“如”下有“鴻荒”二字[2]，並無闕文。又“四象生八卦”一段，“又離朱子曰”句，四庫本與通志堂本同[3]。但核之元刻明修本，“離”實當為“按”字之誤[4]，很明顯是四庫本沿襲了通志堂本的錯誤。館臣在提要中，也提到了其改正通志堂本卷前序言之誤題，可從側面證實四庫本出自通志堂本。 《周易集說》四十卷，元俞琰撰。此本館臣謂出自內府藏本，其脫誤仍多同於通志堂本。如《文言傳》“乾九五在上，而天地閉塞，天下終有戰爭之禍”，四庫本與通志堂本皆同[5]，但文意不通。核之國家圖書館藏元刻殘本，“天地”下當有“變化草木蕃萬國咸寧則九四以進為無咎坤六五在上而天地”二十五字[6]，顯然是通志堂本有脫文，而四庫本因襲之。也可證國圖藏元刻雖為清內閣大庫舊藏，但不會是四庫本的底本。有學者稱“通過對全書的逐字對校，可以認定《四庫全書》所謂的‘內府藏本’即是通志堂本”[7]，這一結論是可信的。 《易圖通變》五卷，元雷思齊撰。此本館臣謂出自兩江總督采進本。以通志堂本相校，二書卷前張宗演序文之末，均誤題“至元丙辰”[8]。按至元無丙辰，《道藏》本題“丙戌”[9]，乃至元二十三年（1286），當是。可見四庫本襲通志堂本之誤。《兩江第一次書目》有《易圖通變》一本[10]，從前後內容來看，應是一套《通志堂經解》中的一種，四庫本大約即是據此抄錄。 《讀易私言》一卷，元許衡撰。此本館臣謂出自兩江總督采進本，當亦是其采進的一套《通志堂經解》之一，與《易圖通變》同。館臣在提要中，也提到了“通志堂刊《九經解》”云云。儘管提要中還言“此書本在衡文集中，元蘇天爵《文類》、明劉昌《中州文表》皆載之，國朝曹溶采入《學海類編》”[11]，但這些都不會是四庫本的來源。其原因在於，許衡文集與《中州名賢文表》所載的《讀易私言》，附載有大量的異文夾註，《元文類》也偶有一兩條。如在“凡陽本吉，凡陰本凶”一段下，《元文類》本有小注曰：“一本‘究而言之’以下，文少不同，故重錄如上，以備參考。”[12]這些注文，四庫本均無。《學海類編》本雖然亦無夾註，但文字小有不同。如“震九四”一段，學海本“蓋震而近君臣，有戒慎恐懼之義”[13]，通志堂本、四庫本“君臣”均作“臣君”[14]。可見四庫本出自通志堂本之實。 《易本義附錄纂疏》十五卷，元胡一桂撰。此本館臣謂出自內府藏本。其卷十五多有闕文，如“愚按易緯書”一段，“咸之名以”、“變之盡為”下各闕五字，與通志堂本全同[15]。《四庫全書考證》指出刊本《纂疏》的三處錯誤，全部合於通志堂本。 《周易啟蒙翼傳》四卷，元胡一桂撰。此本館臣謂出自內府藏本。與日本內閣文庫藏元刻本相比，四庫本有一處很明顯的脫誤，即中篇《傳注》部分，“王隱周易要削三卷”至“傅氏周易注十四卷”之間，脫去“李翱易詮七卷”至“竇氏周易注十三卷”一大段內容，恰為元刻之一頁。而通志堂本之脫文，則與四庫本完全相同[16]。需要指出的是，《天祿琳琅書目》曾著錄內府藏有元刻《翼傳》[17]。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內有館臣簽，謂乾隆五十三年暢春園發下改裝[18]。頗疑即是天祿琳琅舊藏，也有與四庫本完全相同的一頁脫文。但儘管如此，此本卻不會是四庫本所據的底本，原因在於，《四庫全書考證》所載刊本《翼傳》的五處錯誤，多為通志堂本之誤。如第一條“六十四卦次序圖說‘餘乾坤坎離，皆其遇也’，刊本‘遇’訛‘過’，據上文改”[19]，通志堂本此處“遇”字正誤作“過”[20]，而北大藏本則不誤。 《易纂言》十二卷，元吳澄撰。此本館臣謂出自內府藏本。其卷帙編排是，卷首為易圖與連山、歸藏，上下經與十篇《易傳》各自成卷，正與通志堂本類似，而有別於他本。如明萬曆刻本雖亦十二卷，但卻以易圖為卷一，連山、歸藏為卷二，卷三至卷十一為上經至《文言傳》，卷十二為《說卦》《序卦》《雜卦》，而無卷首。嘉靖宗文書院刻本四卷，更與之相去甚遠。從內容上來看，四庫本的一些訛誤，也是直接承襲通志堂本。如《象上傳》“四能得五之輔，則不以上之弱而橈也”，四庫本與通志堂本皆同[21]，按文意，“上”當為“下”之誤，萬曆刻本即不誤。 《大易緝說》十卷，元王申子撰。此本館臣謂出自內府藏本。其卷十有多處脫文，大部分與通志堂本相合。如《繫辭下傳》“夫乾天下之至健也”一段，注文“此三極所”、“象焉”下，各闕八字，通志堂本即同[22]。 《周易本義通釋》十二卷，元胡炳文撰。此本館臣謂出自勵守謙家藏本。按，勵氏藏本今存臺灣，乃胡炳文九世孫胡珙所補輯，刊刻於嘉靖元年（1522）。通志堂本在胡珙補輯本的基礎上，又加以補充完善。凡通志堂本所補正之處，四庫本多與之同，可知是由彼抄出。《總目》之著錄並不準確[23]。 《周易本義集成》十二卷，元熊良輔撰。此本館臣謂出自兩江總督采進本，也應是其采進的一套《經解》之一。《四庫全書考證》著錄刊本之訛誤，多與通志堂本合。如蠱卦六四爻，《考證》云：“‘強以立事為幹’，刊本‘強’訛‘發’，據《會通》改。”[24]通志堂本此處正作“發”[25]，而國家圖書館藏元刻明修本則不誤。 《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題元張理撰。此本館臣謂出自內府藏本，提要言“今以徐氏刻本定著三卷”[26]，明言據通志堂本，故研究者亦多認為“今見四庫本《大易象數鉤深圖》，原據《通志堂經解》本”[27]。按，清內府曾藏有《鉤深圖》墨格寫本一部[28]，但《周易啟蒙翼傳》《周易會通》等，內府均藏有較為早出之本，而館臣並未取用，以此推測，此寫本亦未必會是四庫所據之本。另據今人研究，《鉤深圖》並非張理之作。張氏所著者為《易象圖說》，四庫亦有收錄，但置於子部術數類。其所據者為兩江總督采進本，亦屬《經解》之一，故其訛誤也多與通志堂本同。如內篇卷中“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之象也”，通志堂本與四庫本即同[29]。核之《道藏》本，“備”下實衍一“凶”字[30]。 《學易記》九卷，元李簡撰。此本館臣謂出自兩江總督采進本，也為《經解》的一種。《四庫全書考證》著錄刊本訛誤十三條，多與通志堂本合。如卷首《綱領》“夫象者出意者也”一條，《考證》曰：“‘一失其原，巧喻彌甚’，刊本‘喻’訛‘愈’，據《周易折中》改。”[31]通志堂本“喻”正作“愈”[32]。 《周易會通》十四卷，元董真卿撰。此本館臣謂出自內府藏本。按，《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曾著錄清內府藏元刻一部，今存臺灣，已改定為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建安務本堂刻本[33]。但此本不會是四庫所據之底本，因《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已著錄此本闕卷前《凡例》至《程朱說易綱領》等八項內容[34]，而通志堂本與四庫本皆有之。從文字上來看，四庫本與通志堂本也更加接近。如卷七恒卦九三爻下馮椅注，“九三過剛而不中，其究為躁卦”至“是以不恒其德也”之間，二本皆有約二十二字闕文[35]。核之與清內府舊藏本同版的原國立北平圖書館舊藏本，“其究為躁卦”下即接“是以不恒其德也”，並無空白[36]。按馮椅《厚齋易學》，此處確無脫文[37]，可知通志堂本有誤，而四庫本沿襲之。 《周易參義》十二卷，元梁寅撰。此本館臣謂出自浙江巡撫采進本，蓋即《浙江省第十次呈送書目》所載者[38]。其文字之脫誤，與通志堂本多有相合之處。如通志堂本《彖上傳》臨卦“至於八月有凶”一段，下闕三行，四庫本同，且標注“闕”[39]，二者正相一致。按上海圖書館藏明刻本，此段後並無空行，其下即接排觀卦“大觀在上”一段，可見此處梁氏可能本來即無注。四庫本從通志堂本誤標闕文，正可見其從彼而出之實。 （《學易記》，蒙古刻本） 二、四庫本與《經解》本的不同 上述十五部元代易學典籍之四庫本出自通志堂本，已可基本確定。但這並不意味著四庫本與通志堂本完全相同，館臣對底本有意的改動與無意間出現的錯誤，使得二本之間出現了頗多差異。大致可分為刪削內容、增補闕文、卷帙變化、校正舊訛與產生新誤等情況。 四庫本對通志堂本內容的刪削，主要集中在各書卷前序跋與卷首部分。如通志堂本《周易集說》，卷前有俞琰元貞二年（1296）序、皇慶二年（1313）後序，以及他人所作九篇序文，包括：至大三年（1310）孟淳、王都中，皇慶元年（1312）白珽，皇慶二年張瑛，至治二年（1322）李克寬、顏堯煥、楊載，泰定元年（1324）黃溍，至正六年（1346）干文傳。而四庫本僅保留俞氏元貞二年序文，其餘盡行刪去。《四庫全書總目》言及俞氏“自作後序”云云[40]，卷前提要且謂“同時漢東孟淳、單父李克寬、錢唐白珽、西秦張瑛、同郡顏堯煥、干文傳諸輩，皆推而重之”[41]，可見館臣是能夠看到這些序言的，而四庫本卻沒有收錄。又《周易本義集成》，通志堂本卷前有至治二年（1322）熊良輔自序與陳櫸序，又有卷首一卷，包括集注所引八十四家易說姓氏、朱子等治《易》綱領二十一條，以及易圖十四幅。四庫本僅保留熊氏自序，其餘皆未收。《周易參義》之通志堂本，卷前有梁寅後至元六年（1340）自序，《四庫全書總目》且明言“前有寅自序”[42]。但四庫本卻沒有收錄此序言，《總目》中“前有寅自序”五字，在卷前提要中也沒有出現。 元代易學典籍之通志堂本，常有多寡不一的闕文，從彼而出的四庫本，部分闕文與之相同，如上文所舉《易學啟蒙通釋》者即是。但也有通志堂本闕而四庫本不闕的情況。例如，《周易參義》上經復卦六二爻下注文，通志堂本曰：“休之言美也，而亦有好善之意□□□言其心休休焉，乃好善之人也。”[43]有三字闕文，四庫本則於闕文處有“焉秦誓”三字[44]。《大易緝說》之《說卦傳》首節下，通志堂本注曰：“義存乎人者也，命系乎天者也，□□□□□□□義知命，則聖人之《易》，可無作也。□□□不知義之在我，而縱欲徇私。”[45]四庫本於闕文處分別有“使天下之人能知”七字與“惟夫人”三字[46]。但這些四庫本較為完備的例子，並不能說明其別有所據，大部分情況下，都更像是館臣根據上下文以意擬補。以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疏》卷十五《易十翼論》一篇而言，通志堂本有八處闕文，四庫本皆不闕，但與董真卿《周易會通》所引者相比，幾乎無一相同。如通志堂本“則知伏羲□□□□□之位與六十四卦之次”[47]，四庫本闕文處為“作易得自然”五字[48]，而《周易會通》則引作“所以為八卦”[49]。董真卿為胡一桂門人，顯以其所引者為可信，可見四庫本之妄補。 卷帙方面，四庫本元代易學典籍與作為其底本的通志堂本，差距最為明顯者，當屬《周易集說》。該書之通志堂本乃是以經傳為序，分為：上下經，《彖傳》上下，《象辭》，《爻傳》上下，《文言傳》，《繫辭傳》上下，《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總計十三卷。其餘傳世的元刻本與抄本，大體與之類似，僅《象辭》再分上下，作十四卷。而四庫本則分為四十卷，與傳世其餘諸本均不相同。此應是館臣牽合卷前俞氏自序與干文傳序言的原書四十卷之說[50]，自行拆分而成。有學者曾比較《集說》之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發現二本雖均為四十卷，但各卷起訖並不一致[51]，由此可見館臣以意拆分、並無所據之實。又《周易本義通釋》，通志堂本十二卷，其中上、下經二卷，《彖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辭傳》上下、《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總計十卷。四庫本與之卷數相同，然誤將《彖傳》上下置於《雜卦傳》之後。 以上三方面內容，多屬館臣肆意篡改底本而造成的負面影響。但與此同時，也需要承認，對於通志堂本存在的錯誤，館臣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校改。其校勘成果有一部分保存在《四庫全書考證》中，實際遠不止此。以《學易記》而言，《考證》著錄四庫本改正訛誤十三則，以通志堂本校之，四庫本改正者無慮五六十處之多，其中多有與元刻相合者。如下經家人卦上九爻下，通志堂本載王弼注曰：“上居卦中，家道之成也。”又程子注曰：“夫子又復戒云：當先言其身也。”[52]四庫本“中”作“終”、“言”作“嚴”[53]，皆同於元刻[54]。從這些校勘成果中，可以看出兩個問題： 第一，至少有一部分校改應為後來所為。例如，下經漸卦九三爻注文，通志堂本作“非理而不至者寇也”[55]，“不”字衍，四庫本刪去之甚是[56]。但此段注文別行皆二十字，唯獨此行十九字，且“而至者寇也”等字間隙甚大。明顯是原有“不”字，後作挖改。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修成後，曾有兩次大規模覆校，此類的校改或有可能完成於覆校時。 第二，多數校改並無版本依據，僅採用他校與理校等方法。例如，下經豐卦上六爻注文，通志堂本作“六五柔闇之君也，無咎上六猶闇，況加以上六掩之乎”[57]，顯然不通，故館臣將“無咎”之“咎”字改為“掩”字[58]。然核之元刻本，“咎”字實為衍文[59]。可見館臣並未見到藏於內府的元刻本。《四庫全書考證》著錄的校改，皆據《周易折中》《周易程氏傳》等，也可證實這一點。 此外，四庫本在校改通志堂本舊有訛誤的同時，因其抄錄不精，也造成了諸多新的錯誤。較為嚴重者，如《易圖通變》卷五“又不謂孔子之謂聖人之則之也非特”下，四庫本有一大段錯簡，自“八疇分佈”至“是可以定”[60]，實為將通志堂本第七頁誤置於第五頁前而造成。又通志堂本《周易集說·象辭》“剝之世在下群陰盛極，而猶有一陽在上，作《易》者喜見之，故指在上之一陽而為之辭也”[61]，四庫本自“群陰”至“喜見之”全脫[62]。其餘訛文誤字尚多，如通志堂本《大易緝說》卷七“忿然與物爭競於變故方張之初”[63]，四庫本“於”即誤作“放”[64]。 （《大易缉說》，通志堂經解本） 三、《通志堂經解》在《四庫全書》纂修中的作用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纂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中，館臣對《經解》可謂頗為倚重。無論是在選目還是在底本選擇上，凡《經解》有者，多加以採用。即以經部易類為例，《經解》收書三十九種，四庫除《水村易鏡》一種置於存目之外，其餘全部予以收錄。且除了元代部分十五種之外，其餘尚有不少，可考得為據通志堂本抄錄。如《子夏易傳》十一卷，有學者以四庫本與通志堂本對校，發現二本闕文之處相符，從而認為“通志堂本當即《四庫全書》本底本”[65]。《易數鉤隱圖》三卷，《四庫全書總目》云：“此本為通志堂所刊……其遺論九事……本別為一卷，徐氏刻《九經解》，附之《鉤隱圖》末，今亦仍之。”[66]明言所用者為通志堂本。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四庫所收《朱文公易說》二十三卷，《總目》謂用勵守謙藏本。今國圖藏有一清抄本，鈐有“信天廬”、“翰林院印”等印章，“信天廬”乃乾隆御書以賜勵守謙氏之父宗萬者，可知此即勵氏進呈本。但此本與四庫本差距很大。如卷一《河圖洛書》，抄本第一條即無“閤皂甘君叔懷”云云以下，第二至四條全闕，而四庫本皆不闕。可知四庫本必不出此抄本，而更可能是出自通志堂本。此與上文所述《周易本義通釋》的情況完全一致，都是《總目》著錄別本，而四庫收錄時仍據通志堂本。有學者曾作過統計，發現《經解》所收一百四十種書，四庫除八種存目外，其餘均予收錄，從而推測：“《四庫全書》所收各書，凡有《通志堂經解》本的，除個別例外，絕大多數據內府所藏《通志堂經解》本繕錄。”[67]從經部易類特別是元代易學典籍的情況來看，這一推測是非常有可能的。 《四庫全書》纂修中對《經解》的重視，從各省進書時就已開始。《兩江第一次書目》載有從《子夏易傳》至《五經蠡測》的一百三十八種書[68]，與《經解》收書目錄及次序基本相同，很明顯是一套大致完整的《經解》，僅少孫覺《春秋經解》與佚名《春秋年表》二種，且不能排除是目錄漏記。先於《四庫全書》成書的《四庫全書薈要》，同樣大量採用了《經解》。據相關研究，《薈要》收《經解》中書九十八種，其中九十五種為據通志堂本抄錄，其餘三種亦取通志堂本為校本[69]。今按，此所謂三種未據通志堂本之書中，《禹貢山川地理圖》與《禹貢說斷》，提要均聲稱用《永樂大典》本。但如仔細分析，《禹貢山川地理圖》是通志堂本僅存圖目與敘說，而《薈要》自《永樂大典》中輯出二十八圖以補足之，文字部分大約還是因襲通志堂本，未必為其新輯。《禹貢說斷》乃“取《經解》刊本，謹依《永樂大典》本詳加校訂，訛者正之，闕者補之”[70]，實際是以通志堂本為底本，據《大典》引文加以校勘。此書《薈要》本中多有“刻本闕佚，今從《永樂大典》本增入”之類的夾註[71]，乃其明證，亦可推知《禹貢山川地理圖》的情況當與其類似。只有《三禮圖》，提要明言以天祿琳琅藏毛晉影宋抄本繕錄。此本今似已不傳，而《薈要》本是否由彼而出，似乎也有些可疑。因其各卷後的校勘記，皆稱“刊本”某處誤，而取他書以校正之，且其錯誤多與通志堂本合。如其卷二後載卷一、卷二訛誤六條，全同於通志堂本，似乎不應如此巧合。提要言：“此書世所行者為通志堂刊本，或一頁一圖，或一頁數圖，而以說附載圖之四隙。行款參差，尋覽未便。惟內府所藏錢曾也是園影宋鈔本，毎頁自為一圖，而說附於後，較為清整易觀，今依仿繕錄焉。”[72]玩其詞意，所謂“依仿繕錄”，不能排除是依仿影宋抄本每頁一圖的樣式，而繕錄者仍為通志堂本的內容。由此而言，《四庫全書薈要》中凡《經解》所有之書，可能無一例外地採用通志堂本，其重視程度顯而易見。《四庫全書》修完之後，乾隆命將內府所藏《經解》板片加以修補，約於乾隆五十年（1785）重印。乾隆諭旨曰：“是書薈萃諸家，典贍賅博，實足以表章六經。”[73]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與《經解》在四庫纂修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有關。 館臣在纂修四庫時，樂於採用通志堂本，固然是由於其本較為易得。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承認，在很多情況下，通志堂本確實是可供選擇的較佳之本。即以上述十五種元代易學典籍而言，一部分除了通志堂本之外缺乏其他版本。如《大易緝說》，除四庫據以抄錄的內府藏本之外，所知采進本只有兩部：一為兩江采進本[74]，為《經解》之一種；一為江蘇采進本，著錄謂“此書在徐氏九經中”[75]，似乎也為通志堂本。此書流傳不廣，除通志堂本外，只傳聞吳任臣等少數藏書家藏有較早刻本，但早已不傳，可靠與否不可知。編刻《經解》時，已經只能從抄本付刻[76]。今傳世之別本，也僅有抄本二部，其一為原國立北平圖書館舊藏，乃朱彝尊自無錫秦氏藏本抄出[77]，後疊經包虎臣、姚覲元收藏。其二今藏天津圖書館，卷中訛誤而經後人校正者甚多。此二本均未聞曾經被徵入清廷，故纂修四庫時，館臣能看到的，很可能只有通志堂本，可謂別無選擇。另有一些著作雖有別本，但尚不如通志堂本之精善。以《大易象數鉤深圖》而言，當時進呈者，尚有工部侍郎李友棠藏明抄本[78]。此本今存國家圖書館，以通志堂本校之，其卷中《乾坤易簡之圖》至卷下《既濟未濟合律之圖》全脫，文字亦多有訛誤。在此種情況下，館臣以通志堂本作為底本，不能不說是一個較佳的選擇。 *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項目編號：2018JT001。 [1]﹝元﹞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卷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冊，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663頁。《通志堂經解》第2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第3頁。 [2]﹝元﹞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卷上，《中國易學文獻集成》第57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第29頁。 [3]﹝元﹞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卷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冊，第677頁。《通志堂經解》第2冊，第7頁。 [4]﹝元﹞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卷上，《中國易學文獻集成》第57冊，第74頁。 [5]﹝元﹞俞琰《周易集說》卷二十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1冊，第270頁。《俞氏易集說·文言傳說》，《通志堂經解》第3冊，第430頁。 [6]﹝元﹞俞琰《周易集說·文言傳》，《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第2冊，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515頁。 [7]安一碩《俞琰〈周易集說〉版本及稱引諸家易說考》，中國人民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第13頁。 [8]﹝元﹞張宗演《易圖通變序》，《易圖通變》卷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1冊，第790頁。《通志堂經解》第4冊，第312頁。 [9]﹝元﹞張宗演《空山先生易圖通變序》，《易圖通變》卷首，《道藏》第20冊，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35頁。 [10]吳慰祖校訂《四庫采進書目》，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36頁。 [11]﹝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中華書局，2003年，第22頁。 [12]﹝元﹞蘇天爵《國朝文類》卷四十四，《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元西湖書院刻明修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第3頁。 [13]﹝元﹞許衡《讀易私言》，《學海類編》第1冊，廣陵書社，2007年，第66頁。 [14]﹝元﹞許衡《讀易私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冊，第6頁。《通志堂經解》第3冊，第305頁。 [15]﹝元﹞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疏》卷十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冊，第190頁。《通志堂經解》第3冊，第485頁。 [16]﹝元﹞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中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冊，第262頁。《通志堂經解》第3冊，第510頁。 [17]﹝清﹞于敏中等著，徐德明標點《天祿琳琅書目》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9頁。 [18]李盛鐸著，張玉範整理《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60頁。此本中館臣夾簽舊題元刻本，與《天祿琳琅書目》合，但《書錄》已改定為明刻本，與日本藏元刻本並非同一版本。 [19]﹝清﹞王太嶽《欽定四庫全書考證》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97冊，第62頁。 [20]﹝元﹞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疏》卷十五，《通志堂經解》第3冊，第499頁。 [21]﹝元﹞吳澄《易纂言》卷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冊，第526頁。《通志堂經解》第4冊，第96頁。 [22]﹝元﹞王申子《大易緝說》卷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4冊，第293頁。《通志堂經解》第2冊，第481頁。 [23]詳見謝輝《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版本考略》，《山東圖書館學刊》2015年第6期，第89-93頁。 [24]﹝清﹞王太嶽《欽定四庫全書考證》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97冊，第66頁。 [25]﹝元﹞熊良輔《周易本義集成》卷一，《通志堂經解》第4冊，第128頁。 [26]﹝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第25頁。 [27]陳睿宏《宋代圖書易學之重要輯著》，政大出版社，2016年，第57頁。 [28]陶湘《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故宮藏書目錄彙編》上冊，線裝書局，2004年，第368頁。 [29]﹝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6冊，第391頁。《通志堂經解》第4冊，第366頁。 [30]﹝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中，《道藏》第3冊，第233頁。 [31]﹝清﹞王太嶽《欽定四庫全書考證》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97冊，第68頁。 [32]﹝元﹞李簡《學易記》卷首，《通志堂經解》第3冊，第198頁。 [33]劉薔《天祿琳琅知見書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84-285頁。 [34]﹝清﹞彭元瑞等著，徐德明標點《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74頁。 [35]﹝元﹞董真卿《周易會通》卷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6冊，第349頁。《通志堂經解》第4冊，第248頁。 [36]﹝元﹞董真卿《周易會通》卷七，《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3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第200頁。 [37]﹝宋﹞馮椅《厚齋易學》卷十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6冊，第352頁。 [38]吳慰祖校訂《四庫采進書目》，第132頁。 [39]﹝元﹞梁寅《周易參義》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7冊，第308頁。《通志堂經解》第4冊，第418頁。 [40]﹝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第20頁。 [41]﹝元﹞俞琰《周易集說》卷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1冊，第1頁。 [42]﹝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第27頁。 [43]﹝元﹞梁寅《周易參義》卷一，《通志堂經解》第4冊，第394頁。 [44]﹝元﹞梁寅《周易參義》卷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7冊，第233頁。 [45]﹝元﹞王申子《大易緝說》卷十，《通志堂經解》第2冊，第481頁。 [46]﹝元﹞王申子《大易緝說》卷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4冊，第293頁。 [47]﹝元﹞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疏》卷十五，《通志堂經解》第3冊，第486頁。 [48]﹝元﹞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疏》卷十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冊，第193頁。 [49]﹝元﹞董真卿《周易會通》卷首，《中國易學文獻集成》第65冊，第50頁。 [50]﹝元﹞俞琰《俞氏易集說》卷首，《通志堂經解》第3冊，第307-308頁。 [51]安一碩《俞琰〈周易集說〉版本及稱引諸家易說考》，第15-17頁。 [52]﹝元﹞李簡《學易記》卷四，《通志堂經解》第3冊，第251-252頁。 [53]﹝元﹞李簡《學易記》卷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冊，第262頁。 [54]﹝元﹞李簡《學易記》卷四，《中國易學文獻集成》第63冊，第563-564頁。 [55]﹝元﹞李簡《學易記》卷五，《通志堂經解》第3冊，第270頁。 [56]﹝元﹞李簡《學易記》卷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冊，第319頁。 [57]﹝元﹞李簡《學易記》卷六，《通志堂經解》第3冊，第273頁。 [58]﹝元﹞李簡《學易記》卷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冊，第326頁。 [59]﹝元﹞李簡《學易記》卷六，《中國易學文獻集成》第64冊，第139頁。 [60]﹝元﹞雷思齊《易圖通變》卷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1冊，第817-818頁。 [61]﹝元﹞俞琰《俞氏易集說·象辭》，《通志堂經解》第3冊，第370頁。 [62]﹝元﹞俞琰《周易集說》卷十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1冊，第114頁。 [63]﹝元﹞王申子《大易緝說》卷七，《通志堂經解》第2冊，第459頁。 [64]﹝元﹞王申子《大易緝說》卷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4冊，第226頁。 [65]王愛亭《昆山徐氏所刻〈通志堂經解〉版本學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第80頁。 [66]﹝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第5頁。 [67]王愛亭《昆山徐氏所刻〈通志堂經解〉版本學研究》，第210頁。 [68]吳慰祖校訂《四庫采進書目》，第36-38頁。 [69]王愛亭《昆山徐氏所刻〈通志堂經解〉版本學研究》，第209-210頁。 [70]江慶柏等整理《四庫全書薈要總目提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142頁。 [71]﹝宋﹞傅寅《禹貢說斷》卷一，《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22冊，世界書局，1988年，第779頁。《四庫全書總目》稱四庫本亦出自《永樂大典》，而書中同樣有此夾註，可見《總目》說不可信。四庫本卷前提要在述及本書版本時，與上所引《薈要》提要全同，而《總目》改為“取《經解》刊本，與《永樂大典》互相勘校，補闕正譌”（卷十一，第92頁），正為掩蓋其並非《大典》輯本之實。 [72]江慶柏等整理《四庫全書薈要總目提要》，第187頁。《四庫全書總目》大致相同。 [73]﹝清﹞陶湘《欽定校正補刻通志堂經解目錄》，《書目叢刊》，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2頁。 [74]吳慰祖校訂《四庫采進書目》，第36頁。 [75]﹝清﹞黃烈《江蘇采輯遺書目錄》，《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第4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第90頁。 [76]﹝清﹞邵懿臣撰，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頁。 [77]﹝清﹞朱彝尊撰，杜澤遜、崔曉新點校《曝書亭序跋》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2頁。 [78]吳慰祖校訂《四庫采進書目》，第173頁。 注：本文发表于《古典文献研究》第22辑上（2019年12月），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谢辉老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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