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4508字｜预计阅读时长7分钟 阅读导航
1 尽管获得政府超额拨款，私校收费仍暴涨 澳洲私立学校的收费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64%以上，大城市顶级私立学校的学生从幼儿教育到12年级的学费总额已经超过50万澳元。 悉尼：私校最昂贵的城市 澳洲奖学金集团（ASG）发布的数据显示，悉尼是目前澳洲私立教育最昂贵的城市。 在过去4年中，悉尼的一些私立学校收费上涨的幅度最高达20%，尽管政府给私校的财政拨款高于以往，但是一些顶级私校的收费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涨速度加快，一些学校的收费一年超过3.5万澳元。 根据收费调查发现，自从2014年起，一些私校收费上涨的速度是通膨率的两倍，其中私立男校悉尼英格兰教会文法学校（SHORE）、悉尼希尔斯文法学校（Hills Grammar）、罗斯维尔女子私立学校（Roseville）的收费上涨了18%以上。 如果计入寄宿费，悉尼的圣凯瑟琳女子私立学校（St Catherine’s）和纽因顿男子私立学校（Newington College）将是收费最高的两所学校，一年均超过6万澳元。 位于悉尼西区帕拉马塔（Parramatta）的国王学校（King’s School）在2009至2014年间获得了政府超过400万的财政拨款。但与此同时，该校的收费在这四年中上涨了19%，达到了一年3.4万澳元。 在悉尼内西区，收费昂贵的纽因顿男子私立学校获得的财政拨款额在新州最高，2014年该校获得了900万元的财政拨款；同样位于该区的崔尼迪文法学校（Trinity Grammar）去年的收费高达31,670澳元，该校在2012至2014年间也获得了政府3100万澳元的拨款。 维州一流私校的教育费用明年将以超过通货膨胀率3倍的幅度上涨，涨幅最高达4.5%。一些私校已公布了明年的学费。 据报道，维州私立中学12年级每年的学费正在大幅上涨，其中1所甚至直逼4万澳元，其它几所收费也超过了3万澳元。明年的费用将最多增加4.5%。 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的Stephen Lamb教授说： “一些学校可以随意收费，这里面有一定的特权主义，但前提是学生家长要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这也意味着他们会被看作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一部分。” 维州一些私立学校还没有公布明年的学费，但是Geelong Grammar依然是维州最贵的，对除了晚上睡觉以外，其它时间都呆在学校的12年级学生收取38,460澳元的学费。 Lauriston Girls’ School宣布学费上涨4.5%，12年级学生学费高达32,228澳元。Haileybury将最后1学年的学费提高4%，至29,830澳元。 明年学费在3万澳元大关线下徘徊的学校有：Brighton Grammar（29,612澳元）、Methodist Ladies College（费用增涨了4%，达到29,700澳元）与Caulfield Grammar（29,355澳元）。 其它学费高昂的学校包括Trinity Grammar（30,756澳元）、Fintona Girls’ School（28,228澳元）和St Michael’s Grammar（25,088澳元）。 边远地区的私立学校收费也很高。每年VCE成绩总是排名在维州前列的Ballarat Clarendon College中学，将对12年级学生收取19,230澳元的学费。 税收和杂费的增加也使学费账单增加了数千澳元。 维州私校联盟（Independent Schools Victoria）首席执行官Michelle Green说，私校自己决定收费标准，将所有成本都计算在内，包括如员工工资、建筑维护费用、教学设施及公用事业费用等等 。 她说：“学校在设定收费标准时，一个主要考量因素是父母的支付能力，各私校收费差异很大；但是近几年来，新的私校中，学费涨幅最大的是那些位于墨尔本发展迅速城区、收费处于中低档的学校。” 2 私校“补贴过度”，原因何在？ 联邦部长制定的标准规定，私立学校得到的总公共资金不得高于公立学校总资金的60% 。单纯就数字来看好像并没有问题，但事实上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的量级相去甚远，因此只看总数额就会被严重误导 。 公立学校的成本非常高，原则上每一所公立学校都有义务为所有学生提供教育，不论他们的家庭所在地及学生的自身情况。任何访问过偏远学校、残障学校或特殊学校的人都知道，该类学校所需的资金是相对非常庞大的。所以，平均分配总数额是不公平且毫无意义的。 因此，我们需要比较的是那些生源相似、需求相同、挑战相当的学校的年经营成本。My School网站通过采集学生的招生数据、家长的职业和教育信息形成社区社会教育优势指数（ICSEA），用以衡量学校的平均教育优势水平，即同等ICSEA指数区间内的学校被视为拥有同等教育背景。 数据显示，三分之二学校的ICSEA指数在950-1150这个区间，其中93％的天主教学校属于这一范畴，而他们收到的公共资金则占同等级公立学校的90.8％到99.5％。在这一ICSEA指数区间的独立学校占总独立学校的79%，他们收到公共资金是类似公立学校的79.5％到94.6％。从这个角度来看，私立学校收到的公共资金已经超过了应有的标准。 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引发争议呢？是不是只要政府可以完成那些承诺，然后持续“合理”分配给公立、私立学校的公共资金就没有问题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问题的核心是每个系统有不同的义务、责任和操作规则，倾斜的天平带来的就是公平的失衡。除开费用之外，私立学校可以基于政府学校系统不允许的（也不应该允许的）其他理由，不接收或开除学生。他们可以以入学考试、以前的学校报告、统一考试结果和其他限制性（包括宗教的）条件为标准筛选学生。 众所周知的是，他们还有一系列歧视条款的法定豁免权，使得他们可以以性取向、性别、年龄、婚姻或家庭状态等作为理由，自行雇用和解雇工作人员、接受或拒绝学生。他们不是“政府机构”，他们享有自由的规则制定权。在此基础之上再获得大量公共资金，他们就成为了拥有了公共财产确只需要对私人负责的不公平的存在。在一个追求公平的国家里，教育的制度却有失公允，这无疑是民众不能接受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可以有许多，取消私立学校也好，借鉴其他国家的模式将私立学校公有化并整合制定一系列规则运营也罢，亦或是在公共资金和私立学校的义务间寻求平衡，总之，一定要迈出这一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对于每一个家庭而言，教育问题始终是家长关心的一个重点。 3 澳洲教育补贴模式复杂、效率低下 澳洲现行的教育财政补贴体系相当复杂、缺乏透明度。 该公共财政补贴体系只是对既往各项制度安排的“简单集合”，缺乏连贯性。 澳洲所有的私立学校均享有政府的公共财政拨款，其中大部分来自澳联邦政府，但是也有来自州政府的财政拨款。 一方面，私立学校可获得经常性补助（recurrent funding），用于支付教师工资等；另一方面，学校还可获得政府发放的基金补助（capital funding），用于学校建筑和设施改善。 然而对于私立学校公共财政补贴具体去向，澳联邦政府却鲜有监管。10年前的一项研究表明，很多私立学校将公共财政拨款用于改善学校设施，而非减免学费。 此外，与收费较高的私立学校相比，收费较低的私立学校所获得的经常性补助往往要高于前者。因为政府财政拨款分配模型会给予在校学生社会经济条件（SES）一定的考虑。所以两者所得到的政府经常性补助也会有所差异，但是收费高的私立学校从政府处所获得的经常性补贴数额不菲。 以珀斯六大顶级私立学校的数据为例：这些学校人均收费均超过2万澳元。平均而言，这六所私立学校可从联邦政府处获得2200澳元/人，州政府处获得3000澳元/人的经常性补贴。 此外， 在过去5年内，这六所学校从联邦政府处获得平均每年370万澳元的基金拨款。加起来，这六所资源本就十分完备的学校5年内累计获得公共财政拨款约2.7亿澳元。 现行教育公共财政补贴模式的另一大诟病是效率低下。 现行的教育财政拨款体系是基于“平等权利”而非“切实需要”。 例如，在目前的体系下，所有学校均有权获得公共财政拨款，不管这些学校是否真的需要这笔补助。所有家长均有权获得“退税”，不管他们的子女就读于哪所学校。 与其将我们的教育拨款制度建立在学校“权利均等”的基础上，不如落实在学生和社区“切实所需”的基石上。 所有学生，无论出生何地、父母收入如何，均有权获得能够最大限度培养他们兴趣和发挥他们潜能的教育。这样的制度不仅会惠及学生个人及其所在家庭，同时也会让整个国家从中受益。 鲜有国家像澳洲一样，为私立学校提供不菲财政拨款（经常性补贴和基金补助）的同时，还允许后者收取高昂学费。 也许，并非所有的私立学校皆补贴过度。但是，肯定大部分高收费私立学校存在补贴冗余的情况。相反，很多收费低的私立学校却往往存在补贴不足的现象。为了改善这一局面，我们唯有摒弃旧规、建立更为简单、高效的政府补贴模式。 因为，有证据显示：教育不公已经加剧了澳大利亚的阶层分化。 4 教育不公加剧澳大利亚阶层分化 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各学校之间的差距说明澳大利亚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制约了国家整体教育水平提高。 哈佛大学教授帕思·萨尔博格2014年在澳大利亚进行学术交流时就指出，在经合组织中，就读于公立学校的澳大利亚学生比例最低。私立学校学生人数增多造成了教育分化，使教育体系失去公平。 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在软硬件配置上的差异是澳大利亚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最直观表现。经合组织调查显示，目前约有60%的澳大利亚中学生就读于公立学校。公立学校的校园环境、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都明显落后于私立学校，但私立学校高昂的学费令很多普通家庭望而却步。 澳大利亚各州和各地区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也不均衡。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澳全国领先地位的新南威尔士州，教育资源比较丰富，该州学生成绩在澳全国名列前茅；但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学生成绩排名则相对落后。澳大利亚政府理事会2013年11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原住民青少年10年级的就读率仅为55%，是澳全国最低水平。 教育不公问题也扩大了澳洲的社会贫富差距。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子女越容易进入顶尖大学。在澳大利亚排名前八的大学里，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学生人数比例相当低。教育不公导致学生工作后收入不平等，收入较高的家庭财富将能更多地传递给下一代，会进一步扩大社会贫富差距。 教育不公平使澳大利亚的社会层级分化日益严重。在过去50年中，澳大利亚对高等教育进行普及，社会不平等状况也日渐加深。过去20年中，澳大利亚的基尼系数（注：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指标，0.4为贫富差距警戒线）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保持平均水平，但2015年该系数已高于平均水平，意味着澳大利亚社会不平等状况加剧。 社会不公平程度越高，代际流动性越低，教育已成为澳大利亚代际流动性降低的主要推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