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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中的广德方志佚文(一)

 宣城历史文化 2020-10-31

《永乐大典》中的广德方志佚文

陈  骅

《永乐大典》是明代永乐初年由内阁首辅解缙总编的大型类书,现今虽残存八百余卷,但保存了大量亡佚的典籍。《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从残存《永乐大典》中辑录出失传已久的地方志,有九百余种,其中宋元及其以前方志约一百八十余种,其余七百余种亦均为明代初期的地方志。仅从电子文档《永乐大典方志辑佚》pp.969~1079部分,即可查得宣城市属地的有《宣城志》《续宣城志》《桐汭志》《桐汭新志》《广德军志》《泾川志》《泾城志》《宁国县志》《旌川志》等志。《桐汭志》与《桐汭新志》则是广德县在南宋时期所编的方志,《广德军志》仅辑录一则,当也是明初以前的方志,这几部志书早已亡佚。我在主编《广德县志(1978—2005)》时,未见到过《永乐大典方志辑佚》,遗憾的是未能将涉广德的三部方志佚文编入《附录》中。

广德现存最早的方志是明·嘉靖十五年(1536)《广德州志》(以下简称《嘉靖志》)和万历四十年(1612)《广德州志》(以下简称《万历志》),这两部志对于广德以前有无方志、编纂情况,都没有记载。《嘉靖志》后,万历年间郡人李得阳曾修《广德州志十卷》(《明史·艺文志》有记载)未付刻。万历四十年由州守李得中、学正李日滋、训导徐文渊修纂成《万历广德州志十卷》,该志云:“仍中丞(得阳)志稍加润焉”,“两月竣事,有李(得中)自序及宁序”,但对南宋及明初以前修志书情况缺乏记载。广德籍万历乙未年(二十三年,1595)进士宁瑞鲤序《万历志》云:“宏(弘)治、嘉靖两志如霜林残叶,盖亦缺久矣。”故宁瑞鲤断言:“广德故无志。”(1)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广德州志》,缺十余卷,也缺少这方面记述。

直至清乾隆五十七年,胡文铨修、周广业纂《广德州志》(以下简称《乾隆志》)在卷首《广德州属旧志目》中,方首次列出《桐汭志》与《桐汭新志》及《宏(弘)治广德州志》三部志书名,有无《广德军志》,也无只字记录。

《乾隆志》在《桐汭志》条目下书:“宋郡守赵亮夫序。见王象之舆地碑记目,不著撰人〔案〕《南畿志》修於明嘉靖十三四年间,尚引此志,则其亡失当在《邹志》(系指嘉靖丙戍(五年,1526)邹守益纂《广德州志稿》)告成后也。《江南通志》所引有《桐川志》文,与《桐汭志》同,意有异名欤?亮夫知军在淳熙十一年(1184)。”

在《桐汭新志二十卷》条目下书:“宋绍定五年(1232年)教授钱塘赵子直撰,太守林棐序。见陈振孙《书录》解题。〔案〕周秉秀於嘉熙己亥(1239年)纂《祠山事要指掌集》引之。亦作《桐川新志》志,此与《桐汭志》虽俱逸,而名不可没。宁瑞鲤序《李得中志》(系指明万历二十年李得中修《广德州志》二十卷)直云广德故无志,非也。”

从上述记载,可知:南宋淳熙与绍定年间,广德军曾各修过一部地方志,到明嘉靖十三四年间渐都亡佚。

清光绪七年《广德州志》(以下简称《光绪志》)全志基本上是全盘照录《乾隆志》,文字略作删减,再增添自乾隆五十七年后至光绪初年的情况编纂而成的。同样,对《乾隆志·广德州属旧志目》的原文也全盘照录。但在《嘉靖志》、《万历志》十卷、康熙《广德州志》二十卷、乾隆四年《广德州志》三十卷各条目中,先录《乾隆志》原文,后又分别加上邹守益丙申年(十五年,1636)《广德州志序》、李得中万历壬子年(四十年,1612)《广德州志序》、杨苞康熙七年(1668)《广德州志序》和李囯相乾隆四年(1739)《广德州志序》,以补充说明志书编纂过程。这也清楚表明《光绪志》是认可《乾隆志》的观点的。

新中国建立后,修志两部。均取《乾隆志》之说。1996年11月版《广德县志·历代修志纪略》:“宋淳熙《桐汭志》 南宋淳熈十一年(1184)知军事赵亮夫序,纂者佚名。书早佚。宋绍定《桐汭新志》 南宋绍定五年(1232)教授赵子直纂,知军事林棐序,20卷。书早佚。”

2013年6月版《广德县志(1978—2005)》的《历代修志记略》:“〔宋〕淳熙《桐汭志》南宋淳熈十一年(1184)知军事赵亮夫序,不著撰人。据清志记载,该志於明嘉靖十三四年后佚。〔宋〕绍定《桐汭新志》南宋绍定五年(1232)教授赵子直纂,知军事林棐序。〔案〕周秉秀於嘉熙己亥(1239年)纂《祠山事要指掌集》曾引录。亦称作《桐川新志》。书早佚。”

《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桐汭志》收录佚文较多,依次为:山川3则,官署、仓廪、宫室、古迹、人物、祥异各1则、诗文3则,计12则。条目所记均应是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以前之事,但有2则应属《桐汭新志》,误编入《桐汭志》。《桐汭新志》收录了土产1则、人物5则,计6则。所记应是南宋绍定五年(1232)以前之事。《广德军志》1则。为研究与明、清《广德州志》与这19则佚文的关系及佚文史料价值,下面将分种类型逐条与现存较完整的明、清四部地方志进行比对。

1

《桐汭志》与明、清志书均作记载,内容大致相同,仅有详简差异。

1.《桐汭志·人物》:“李彭年,字元老,郡人也。绍兴八年,举进士第。调铜陵尉。初戚方入境,父母殁於贼兵,彭年追慕不已。郡守洪兴祖尝表称之曰:‘伏见土居官李彭年,言行有常,乡里称孝。昨者贼兵入境作过,彭年二亲相继被害,冒犯白刃,收敛营葬,追慕哀恸,人不忍闻。除丧累年,疏食水饮,誓终此身不食酒肉。语及其亲,悽怆泣下。自兵戈以来,习熟见闻孝养废阙不能如礼者多矣,彭年独躬行之,出於至诚,可以激励风俗。’朝廷嘉之,勑赐旌表门闾,官至镇江府教授。今旌表犹在石磴山之旧居,号其里曰旌孝。”〔册一百四卷一○四二一页一〕

《嘉靖志·孝义》无李彭年记载。《万历志·孝子》:“李彭年,绍兴间进士。父病笃,彭年割股肉囗囗以进,父病遂愈。事闻高宗,旌表其都月旌孝都。乡人积土于门,质以黄饰以白,时人呼为孝义堆。”《乾隆志·孝友》记写了李彭年事迹,但较简单,除去引录文献用小号字的说明,仅47字。《光绪志》照录《乾隆志·孝友》原文。

两相比较,《桐汭志》记载要详细一些。对李彭年任官“镇江府教授”,明、清志《人物传》只字未提,《光绪志·卷末·补正》:“李彭年为镇江府教授”。

《桐汭新志·人物》收录了5人,均应为宋代广德军知军事。有2人在《桐汭志》与明、清《广德州志》中均有记载。

2.《桐汭新志·人物》:“赵彦悈,承议郎,嘉定十一年十月到,十五年十二月滿。作成学校,行乡饮酒礼,以示风化。仍立为善斋,教导宗子,创置田产,以资瞻养。重建桐川、山光二楼,移建横塘。”〔册二百一四卷七三二三页七〕

《嘉靖志·名臣传》:“赵彦诚,宁宗嘉定十一年由奉议郎出知广德军,兴学校,重乡饮,立为善斋,以教宗子,置田产,以瞻生徒。士子多赖焉。”《万历志·名宦》:“赵彦诚,宁宗嘉定十一年由奉议郎出知广德军,兴学校,重乡饮,立为善斋,以教宗子,置田产,以瞻生徒。政泽甚溥,士子德之。”《乾隆志·宦绩》:“赵彦诚,嘉定中由奉议郎知广德军,兴学校,重乡饮,置田产,以瞻生徒。立为善斋,以教宗子,政泽甚溥,士民德之。”《光绪志·宦绩》所记同《乾隆志》。

《桐汭志》所写赵彦悈,在明、清志查无此人,但有“赵彦诚”, 其任广德知军事时间相同,事迹也相似,其名字中仅差一字。同一时间内,同一地方,不可能有两个人当郡守。故推断:赵彦悈与赵彦诚,当为同一个人。究竟熟记写错、熟记写对,现已无从查校。对所记述内容,明、清志与《桐汭志》所记基本相同,只不过对“重建桐川、山光二楼,移建横塘。”事迹却未书。

3.《桐汭新志·人物》:“林棐,朝奉郎,绍定四年七月到任。修復经界,釐正版籍,移建贡院,改闢簽厅,增筑三堤,创仁政阁,修仁政桥,请度牒四十道,鼎新广惠显应阁朵楼、献台,从祠神像,及东南两门廊庑四带。奏蠲两县逃苗六千九百四十八石九升六合,代输積欠苗税十一万七百余贯。五年六月,磨勘转朝散郎。九月,处州申前任丽水经界,推赏转朝请郎。六年三月,本军两县经界结局,得旨特与转行两官,六月授朝散大夫。”〔册二百一四卷七三二四页九〕

《嘉靖志·名臣传》:“林棐,绍定四年由朝奉郎出知军事,为政宽简,奏蠲两县逋租一万五千二十六石。代输积欠一十一万七千余贯。民甚戴之。尝修桐汭新志二十卷。”《万历志·名宦》:“林棐,绍定四年以朝奉郎出为知军,政崇宽简,嘗奏蠲两县逋租一万五千有奇。代输积逋十一万七千余贯。民爱戴之。公余修桐汭新志二十卷。”。《乾隆志·宦绩》:“林棐,绍定四年以朝奉郎知广德参军,为政宽简,奏蠲两县逋租一万五千余石。代输积欠十二万贯。民披其惠。”《光绪志·宦绩》所记同《乾隆志》。

《嘉靖志·名臣传》与《万历志·名宦》记写林棐简传时,均书“修《桐汭新志》二十卷”, 说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是知道有《桐汭新志》的,不知为何郡人宁瑞理要下“广德故无志” 的断言?《乾隆志》是肯定《桐汭新志》的存在,但作《林棐传》又删去了这一史实。

4.《桐汭志·详异》记写的是县境麦“一茎四穗”: “绍定元年四月,瑞麦生於县境,一茎四穗。郡守袁君儒图而上之,因刻石置於县治。”〔册一百八八卷二二一八一页十二〕

《嘉靖志·祥异》无记载。万历《万历志·瑞应》也无记载。《乾隆志·祥异》:“《门志》:理宗绍定元年,建平县麦一茎四穗。《通志》作‘广德’。案:《门志》曰四月八日瑞麦云云,麦之生难以日记,故去之。《县志》:知县袁君儒图上之,刻石县治。”《光绪志·祥异》所记同《乾隆志》。

《桐汭志》与明、清《广德州志》所记写内容相同。要指出的是:该則内容应辑入《桐汭新志》,《桐汭志》是淳熙十一年(1184) 编纂,不可能写绍定元年(1228)的事。另,广德其时为军,建平县属广德军,故写为“瑞麦生于县境”,袁君儒“刻石置于县治”,当为县令,故也不宜冠“郡守”官銜。

2

明、清志书记载条目相同,内容有差异。

1.《桐汭志·山川》:“苦岭,在清流县南六十里。建炎间,戚方兵入郡境,朝廷调岳飞讨之,方遂南遁至苦岭,恶其名,知兵必败。时飞兵失道,遇一田父,引至贼营,遂大破之。”〔册一百二二巻一一九八○页二〕

《桐汭志》记的是南宋建炎年间岳飞奉诏战戚方之史。记述文字中有一处错误,云“在清流县南六十里”。据《宋史·岳飞传》与嘉靖《广德州志》载,岳飞战戚方,系发生在广德与浙江安吉县交界处的苦岭关。岳飞战戚方不可能在清流县南六十里的苦岭。又据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的缪荃孙校辑《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载:“滁州清流县,本秦建阳邑,属九江郡,宋改新昌,开皇中改为清流。”《宋史·地理志》:“滁州永阳郡,建炎间置……领县三:淸流、全椒、来安”清流县是宋代滁州永阳郡一个县,与广德的苦岭关相距甚远,也无关连。此处当是抄写笔误。应将“清流”改为“广德”。

《嘉靖志·关梁》:“苦岭关,在州治东南七十里。正德十二年孝丰贼汤、许为乱。知州周时望、判官况照躬率民兵於此禦焉。”《万历志·关梁》,“苦岭关,在州治东南七十里。正德十二年孝丰贼汤、许为乱。知州周时望、判官况照躬率民兵守此以禦焉。亦险隘区也。”《乾隆志·名迹》、《光绪志·名迹》,所附述文字同《万历志》,但将“孝丰贼汤、许为乱”改为“孝丰剧贼汤毛九为乱”。

各志都记写了苦岭,地名虽是同一个,《桐汭志》列入《山川》,所附记为岳飞战戚方之历史。明志列入《关梁》,清志归入《名迹》,有提高地名档次之意。明、清《州志》记写的内容相同,均为明正德年间知州周时望率民兵抵禦孝丰贼之事。《桐汭志》与明、清《州志》均记录了历史,两个朝代不相同的历史事实。

2.《桐汭志·山川》:“东亭湖,在朝阳门外三山里。按《祠山显应集》,张王始於长兴县顺灵乡役阴兵导通流,欲抵广德县东。自长兴荆溪凿河,俗呼为圣渎。仍於岸侧先开一浴兵池,方三十余亩,寻广圣渎之岸,迤逦而西,志欲通津于广德。复於后村毕宅保小山之上枫木之侧为挂鼓坛,鸣鼓则饷至,功未遂而遁於横山。今圣渎之河涸为民田,岁富仓箱,其利尤博。浴兵之池为东亭湖,灌溉滨湖之田仅万顷,菱莲间岁不种而生。至於掛鼓坛,禽不敢栖,蚁不敢聚。”〔册二十巻二二七○页二十六〕

东亭湖,明、清四部《广德州志》均归入《山川》,《嘉靖志》:“囗囗囗囗(字迹看不清,下同)三囗囗湖忠都约五百亩。”《万历志》:“在州治东三十里,约广五百亩。旧传谓张真君所开,饭时余粒化为饭石。余麺,鱼食之。至今鲫魚腹中必有肠如麺条。”《乾隆志》:“州东三十里。《南畿志》云在湖忠都。《混一方舆胜览》作东湖。《通志》云:一名浴兵池。《万历志》云广五百余亩。俗传张真君所开,饭时余粒化为石,鱼食之。《通志》作余麺饲鱼。至今斮魚腹中,必有腸如麺条。后附:明李崇谦《游东湖漫兴》诗一首。”《光绪志》抄录《乾隆志》。

《桐汭志》所记取自广德祠山大帝传说。自《万历志》起,将传说加以扩充,完善成完整神话故事,对东亭湖大小、功能、济民之效(“河涸为民田,岁富仓箱,其利尤博”、“灌溉滨湖之田仅万顷,菱莲间岁不种而生”)而失记录,似可惜。至当代,东亭湖仍有灌溉农田之功。

3.《桐汭志·山川:“南碕湖,在建平县西南四十里。广袤百余里,广德、建平之水皆汇焉,入丹阳芜湖,达于大江。《九域志》作南碕湖,俗呼为南湖。”〔册二十卷二二七○页二十八〕

对南碕湖,《嘉靖志》:“南碕湖,县囗。”《万历志》在《建平县山川》记为:“南碕河,在县西南。广德、建平之水皆汇于此,流入丹阳湖,俗呼为南湖。”《乾隆志》也列入建平县范围记写:“南碕湖。县西北四十里。《文献通考》:建平有南碕湖。《南畿志》:广德、建平之水皆汇于此,流入丹阳湖,俗呼南湖。《宁国府志》:南曰南湖,北曰北湖,今总称南湖,东受广、建诸流。《建平存稿》:西北诸山之水,俱汇于汤,南湖由荆轲桥入朱村潭以入南湖。〔案〕《南畿志》,丹阳湖在高淳县西南二十里,中流与当涂分界。其源有三:一出徽州黟县为舒泉,二出广德州白石山为桐水,一出溧水东庐山为吴漕水,俱入江。”《光绪志》因袭《乾隆志》。

《桐汭志》记述稍简,详于《嘉靖志》,但言之凿凿。《乾隆志》记述详尽,但所引《南畿志》,其中“出徽州黟县为舒泉”一源,似不準确,查校地图,应为青弋江上游,并不经过南湖入长江。

(作者系广德中学退休干部,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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