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初ོོ宣ོོ城ོོ望ོོ族ོོ与ོོ传ོོ统ོོ学ོོ术ོོ ——以宣城吴肃公为例 夏建圩 明末清初，宣城地方文化家族能够在周边徽州、苏南、浙西北巨族林立的形势下保有一席之地，重要原因就在于宣城文化家族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概括说来一是儒学，代表人物是吴肃公、沈寿民等；二是诗歌，代表人物是施闰章、梅清等；三是天文数学，代表人物是梅文鼎及其家族众多成员。限于篇幅，本文以管窥豹，试图探析吴肃公学术以及其成因等内容，来反映宣城一地，乃至清初的学术概况。 一、概况  吴肃公（1626—1699），字雨若，别号街南，学者称之“街南先生”，是明末清初江南遗民中重要的学者、史学家、文学家。吴肃公四十年著书不辍，著作颇丰，主要有《皇明通识》102卷（与其叔父吴坰合著），《读书论世》16卷，《明语林》14卷，《阐义》12卷，《街南文集》20卷，《街南续集》7卷，《街南诗集》，《明诚录》1卷，《易问》，《下王》1卷，《正王或问》1卷，《姑山事录》等等。 他坚守遗民节操，读史重鉴，研究儒学，耽志古文，关注民瘼，痛斥流弊，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吴肃公奉行“六经皆史”，“经史一家”的学术观点，这是吴肃公学问的起点。吴肃公在《读书论世》自序中云：“余弱冠弃举子业，窃有志于古学，乃取《左氏春秋》，班马二史及涑水氏《通鉴》，以次读之，……中年后颇好经术”。可见他的学术主要在两个领域，一是儒学，二是史学。 在儒学方面，吴肃公的观点颇有特色，他批评阳明心学连带朱熹乃至整个理学，从而回归孔孟，这在清初儒学界不多见。面对明清政权更替的现实，作为知识分子，必然从学术角度对明代灭亡进行深入思考，引发对阳明心学的否定与批判。吴肃公对明中后期盛行的王学批判是异常彻底而严厉的。他在《明诚录》自序中说：“少尝听讲于里会，而废然返也，心疑而怪之，以为圣人之旨归，先儒日兹兹者，而如是其默昧纰陋乎？”对于王学“知行合一”的认识观，吴肃公给予彻底否定，他批判：“知行合一”看似有理，实则知者非知，行者非行，本质上仍是“销行以归知”，导致以知为行，则以不行为行。他不仅否定王学和释老，就是对于程朱理学，“稍不合于孔孟之旨，不惮辨析，其毫厘未尝随人符合也”。吴肃公认为“夫苟不合于孔孟，不惟阳明之无当于学，即周程朱氏可曲狥乎？”值得注意的是，吴肃公不是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上反驳姚江心学，而是本着孔孟的观点，他在《正王或问》中云：“正之以孔孟，不正之以朱子也”。 对于“致知格物”的关系及途径，吴肃公在《与同学论<中庸>言仁书》一文中说：“圣人之旨本自明白，与彼谭空者迥不同也。何以言之？人未有离物以为知者，《礼》曰‘物至知知’，《大学》‘致知在格物’，盖知无自体，物乃其体，故物藉知明，知因物显。钟之悬悬，空空无声，梃则有声，钟不自声也。鄙夫者，圣人钟之梃也，叨两端而竭之，圣人之曲成万物也，即圣人格物致知也。彼释之无知废闻见矣，何预于物？释之空空主寂静矣，而安足以格物哉？”可见，吴肃公已经洞察朱熹仅口谈性理及王阳明好高务奇的弊端，他采用先秦儒家经典解释“致知格物”，以发扬孔孟学说倡导的“仁、义”、“性善”、“诚心”之说，始终不渝。 在史学领域，吴肃公坚持经史并重的观点，在方法上主张打通经史。他结合自己行医经验，用比喻巧妙阐述了经学与史学的关系，他说“以谓经者，史之衡；史者，经之权也。譬之医，经者，脉理精微之妙，史则其证治方药之明也。专经而废史，犹特持衡而臆度百物之轻重也，专理而废事，犹高谈天元四气八正之说，莫寻夫汤剂补泻之宜也，求其治疗不宜难乎？”他认为明代灭亡是因为“生了病”，经学是其“脉理”，史学是“开药方”的经验，经史结合才能“对症下药”，这种认识符合清初“经世致用”的学术趋势。 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引发了知识分子对明亡的深层思考，研究明代历史成为时尚，尤其是私家撰写各类明史著作不断涌现。吴肃公坚持以经学来研究历史，尤其是对明史，达到“体用结合”目的，用大量的历史著述来批判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因为两者都无法扭转当时空疏的学风。在吴肃公的历史小说、历史考证、传序等作品中，充斥着对忠孝节义事迹的宣传与褒扬，特别是其《阐义》一书，分为义民、义客、义属等22类，弘扬“义”的精神，这在文学史上比较少见。这也正是吴肃公坚持孔孟“仁义”学说的体现，梅庚在《阐义》序言中说：“街南学有师承，平生撰述皆以纲常名教为己任，‘阐义’特其一耳。” 吴肃公以孔孟的仁义之道，来解读明史的人物，对后世“六经皆史”思想的提出很有借鉴价值。 二、学术成因及影响 （一）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国破则家亡的冲击与反思 清初，清军渡江后挥师扫荡江南，顺治二年（1645）金声、江天一，麻梦璇（三蘅），吴应箕等人分别在皖南徽州、宣城、贵池等地起兵抵抗清军。宣城抗清义士麻三蘅、沈寿尧等名家子弟，纷纷起军抵抗，激战后均不屈而死，清军对宣城大族进行野蛮报复。诗人施闰章亲历战乱，他“步出城门东，行行逢阿谁，当时数万户”，而今却是“闾井供一炬，流血被九逵”，“几处青磷生井廛”，横尸遍野，“乌鹊厌人肉，犬豖日已肥”。 吴肃公家族直接卷入清初政治斗争之中。吴肃公出生于理学家族，自宋代以来名臣不绝。但吴肃公的遭遇极其不幸。他刚逾弱冠之年，明政权瓦解了，战争、逃乱、贫困、疾病以及故国之恨伴随其终生。麻三蘅是吴肃公舅父，与同邑人吴太平、阮恒、阮善长、刘鼎甲、胡天俅、冯百家等人组建“七家军”，推麻三蘅为首领，兵败后被清政府杀害于南京，将其头悬挂于城门东楼之上，吴煐变卖家产，带着长子吴肃公连夜奔赴南京，打探麻三蘅头颅下落，由于有重兵把守，一时无法得到头颅合尸，只得暂时把麻三蘅的尸体掩埋在吴家水塘里。直到该年底，吴煐再次变卖家财，重金收买城门看守，趁大年除夕雪夜，看守解下吊绳，吴肃公冒着严寒，站在城下雪地中用棉袄接住舅父麻三蘅早已腐烂的头颅，与其父吴煐连夜从小路赶回宣城，将头颅葬在其尸体旁。顺治三年（1646）春，吴煐父子为麻三蘅合尸葬于麻氏祠堂。为了保存麻三蘅的妻儿，吴煐带着麻三蘅唯一的儿子麻乾龄四处躲避清军的追杀，甚至让吴肃公装扮成麻乾龄来迷惑清军。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麻三蘅起兵失败不久，吴肃公从兄吴汉超秘密集聚乡勇在宣城南华阳起兵，并于顺治三年大年除夕之夜，趁清军疏忽，一举攻占宣城。仅数日后，清军夺回城池，吴汉超被俘，临行前吴汉超大骂清军暴行，被清军残酷杀害肢解，残骸弃于宣城各处。清军都督胡茂祯、参军王家梁合谋抄灭吴氏家族。吴煐挺身而出，自投清营请求斩首，胡茂祯大怒，后由于司李陈如坦从旁说和，吴氏家族才幸免于难。顺治十四年（1657），吴煐好友前明太史杨昌祚、孝廉汤缵禹等人因故吏部李之春一案牵连入狱。吴煐与他们交好，遂冒险前往探视，结果被抓进大牢，几经周折，才搭救出狱。 但更大的灾难还在其后。康熙初年，宣城县令兴起大狱，吴肃公家族先后遭受到最惨烈的“宗人之讼”，吴族人员“被系者累累”。为救宗亲，吴煐父子几乎变卖所有田产房舍，但杯水车薪，不到两年时间，家财用尽，更加负债累累，家从此破败。吴肃公叔父吴坰为救族人，四处奔波，积劳成疾，客死于燕山道中，因家族赤贫如洗，竟无力购棺木下葬，数年后才筹措资金将吴坰尸骨从京师运回宣城下葬。长期的灾难，吴肃公一家“离徙穷厄，踣踬无所”，祖上的街南宅院也被外人侵占，仅剩城北“龙溪一茅，不避风雨”。 吴肃公母亲经一连串的不幸，一病不起，吐血而亡。八年后，其父吴煐身残郁郁而终。吴肃公在《寄魏冰叔》的信中云，“弱冠以还，病痹四年，困患难者十年，目瞽又五六年，其余岁月亦皆以穷饿困。率子佔毕，困市上悬壶。居无下帷之室，出无宿舂之粮”，后又中年丧子，晚年喘咳足痿。其妻麻顺龄，殁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其长子吴汉侯因家难落下痼疾，“即娶而夭”；次子吴信侯是吴肃公夫妻四十五岁所生，仅有一孙尚幼。面对家族破败，自己贫病的境遇，吴肃公无怨无悔。他在《告叔父季野先生墓》中曰：“人孰不死，死孰不朽，惟有不死不朽者，则虽骨肉毙为野士，魂气散为飘风，曾何足恤乎？”这不仅告慰其叔父亡灵，也是吴肃公对自己的期许，更是其学术的追求。风云突变的政治极大地影响了吴肃公的人生走向与学术方向。 （二）绍述先人之学：对家学的传承与创新 纵观宋元以后的世家大族，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大多以家学传承，而家学的传承及发展对家族的地位与影响有极大意义。南宋以来宣城吴氏家族以儒学的经史传家。 宣城“南门吴”始迁祖吴胜之（1153—1224），讳柔胜，自幼跟随父亲听讲伊洛之学，“已知持敬之学，不妄言笑”。淳熙八年（1181）进士，曾随朱熹游学，为政治学一以儒家学说贯之，其诠释儒学经传的著作都已散失，是南宋时期程朱理学的主要倡导者。其家本姑苏，八世祖（吴洙）徙宣城城南，以儒为业，此后吴氏家族逐渐形成礼让、至孝、好学、忧民的家风，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均烙上理学印记。吴洙次子吴丕承生四子，其三子吴渊、幼子吴潜最有声誉。 吴渊（1190—1257），字道夫，号退庵，嘉定七年（1215）进士，是南宋末著名的“能臣干吏”，著有《易解》、《退庵文集》、《庄敏奏议》等。对其父“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的训示，“终生拳拳，服膺而勿失者也。” 吴潜（1195—1262）字毅夫，号履斋，嘉定十一年（1217）高中进士第一，以状元身份入仕。他生长在两世讲习理学的家庭，饱读张栻、朱熹、陆九渊著作。“幼闻先臣之训，……泣而识之不敢忘”。理学对吴潜的影响很深，他一生为政始终以儒家学说为主导思想。他在奏议中说“治国平天下乃大学之极功，一章之内反复数百言，大抵不过贤才、货财二事而已。盖贤才见用则天下平，贤才不见用则天下不平”，吴潜对父亲的教诲严格遵循，“吴潜以父正肃教以践履为先，故以额其斋，遂以为号（履斋）”。吴潜秉持的性命义理，源于理学，吴潜出身理学世家，位及股肱之臣，毕生著述颇丰。他与父亲（吴柔胜）兄长（吴渊）皆由科举入仕，家风大振，使宣城吴氏一跃成为一个政治声望与学术根基兼备的文化家族。 吴宗周（1451—1523），字子旦，别号石冈，吴潜七世孙，明弘治九年（1496）进士及第，他是名坚定的儒者，针对当时学者“逃于虚，溺于悟，阴溢于释氏”的恶劣风气，吴宗周极为不满，在官在乡期间，力排佛老而兴儒学，坚持“以吾儒伦纪之要，道德仁义之宗及性命之旨归”，教导子侄修儒，在《家约》中标明“凡我子姓，……释者黜，女而尼与淫同杀”，显示其斥佛兴儒的决心，著有《广崇正辨》《周元公全书》《石冈诗文》等。吴宗周为吴肃公父亲吴焕高祖之父，吴煐高祖吴大纶是太学生，吴肃公高祖吴仁卿，曾祖吴诏相为河南汝州知州，祖父吴伯敷为举人，有子五，分别是演、煐、楷、錂、坰，皆继承家学。吴肃公父亲吴煐是吴伯敷次子，明邑庠生，明亡后，绝意仕途。吴肃公叔父吴坰（1610—1662），字季野，明庠生，“好高节寡交游”，好古文词，喜读史传。明亡后，吴坰愤然弃举业，教导吴肃公学作古文，通读史书，并与之合著《皇明通识》。吴肃公在《叔父季野先生文集序》中云：“肃少从叔父学古文，不能得其万一，然叔父惓惓于肃；肃不肖，未敢一日忘也”。可见吴坰对他期望很高，吴肃公经史学问源于其叔父。 从师承上看，吴肃公是皖南著名学者复社名士沈寿民的得意弟子。沈寿民“为世之名儒，为先朝遗老，为吾党师”，《宣城县志》记载“四方名流，不远千里，咸称‘耕岩先生’，争来学焉”，他临终曰：“以此心还天地，以此身还父母，以此学还孔孟”。毫无疑问，吴肃公深受其师沈寿民的影响。吴肃公一生秉承儒学家风，坚守儒学阵地，“明善诚身即所谓修道以仁，由学问思辨而实之以笃行，吾夫子之教然也”，保持了遗民风骨。 综合起来看，吴肃公少年时期，阳明心学在宣城很有影响，以致“里中无不尊王氏学”，而吴肃公家族是以程朱理学为旗帜的，到了清初吴肃公不但看到了心学的弊端，彻底批判，而且对程朱理学也同样质疑，吴肃公儒学直向前追溯至孔孟，并以孔孟为师，坚持“仁”、“义”立场。因此，吴肃公对其“家学”有继承，也有摒弃，但仍属于理学在清初的发展趋势之一，随着朱熹之学日渐成为清统治者推崇的政治学说，吴肃公尊孔孟的一派也就湮灭无闻了。时代巨变，以及这种变化对吴肃公个人产生的冲击，造成吴肃公儒学的特征，也正如近代梁启超所说：“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 （三） 闭门读书，开门结客：交游和学术交流 吴肃公亲见明朝的覆灭与清帝国的建立，其个人与家族对灭亡的明王朝仍保持留恋的感情，吴肃公抛弃举子业，以明遗民自守，终生穷饿困顿且疾病萦身，以耕田、行医、授徒、卖字营生，以毕生精力读史治学，著书四十年，以崇实用。吴肃公的人品与文品得到当时著名学者、文人的肯定。因为家贫身病，遭遇连连，他足迹几乎仅限在宣城一处，除了与同邑著名人物沈寿民、施闰章、梅文鼎、高詠、梅清、梅枝凤等人直接交往切磋外，与黄宗羲、魏禧、涨潮、张自烈、徐枋、李清、吕留良等名士多是文字上的往来论学，与其本人未曾谋面。限于篇幅，只能选取外籍几个人物论述。 清初大儒黄宗羲（1610—1695）与宣城关系密切。黄宗羲父亲黄尊素，万历丙辰中进士，授宁国府推官，他秉公执法，不畏地方权贵，有吏名。黄宗羲八岁随父亲至宣城，十四岁随父离开，黄宗羲对宣城并不陌生。明末，黄宗羲在南京与复社名士宣城人沈寿民、沈寿国兄弟、梅朗三、麻三蘅等人诗酒往来。戊寅中，黄宗羲亲至宣城拜访沈寿民，黄宗羲应是吴肃公的师长前辈，吴肃公也受到黄宗羲的影响，吴肃公说：天下名士除了沈寿民、吴坰外，仅知道王猷定、黄太冲、徐枋、蒋大鸿、彭躬庵、魏冰叔、李清等。而黄宗羲师从心学大师刘宗周，为心学后劲，黄虽看到心学空疏的弊病，但对心学的批判仍有保留，不够彻底。吴肃公不惧门户之见，写信给黄宗羲，探讨心学远离孔孟经典而一味空谈的弊端，曰：“姚江杰出，振刷无前，惜无善无恶，非孔门性善之宗。……致良知为致知，果大学之义乎？不揣愚妄，谓好恶为意，正民之秉彝，好善恶恶所自者，性也；而可以有善诬乎？意者，德之隐也。诚意者，明德之原也。不睹不闻，莫见其显者，意也，即未发之中也。此天命性道之所在，而可或二三乎？”并希望得到黄的教导。尽管学术上有分歧，但吴肃公仍推崇黄宗羲为“有道名人”，“再世宗工”。 吕留良（1629—1683），号晚村，是清初颇具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时文评选家，与施闰章、吴肃公有往来。吕晚村在给吴肃公的写道：“某平生无他识，自初读书，即笃信朱子之说。至于今，老而病，且将死矣，终不敢有毫发之疑。真所谓宾宾然守一先生之言者也。……某之尊信朱子，又亲于孔、孟”。吕留良因笃信朱子之学，而后上及二程以及孔、孟，他专以朱子《四书注》为学，批点时文来阐述义理；而吴肃公直接上溯至孔、孟，以论历史来阐明仁义，反对佛禅及心学空谈，两人在学术思想上应该有“交流”的空间，但他们的语气不是很客气，通信很快就终止了，这样的结局令人不解。 姜安节（兹山）为明著名遗民姜埰（如农）长子，姜埰在苏州去世后，姜安节将其灵柩迁葬至宣城敬亭山麓，对姜埰父子忠孝义举，吴肃公高度赞扬，姜安节得与吴肃公相交，情意最深，常常与吴论学。起先姜安节信奉阳明之学，后至新安学习理学，“乃弃姚江之学，独以孟子为宗……学者称‘兹山先生’” 。吴肃公赞赏姜安节说：“其驳宋明诸家，若伯岐灼艾，砥砭而注之穴脉症结也，予益心醉，质疑累旬日。忆公所谓学者，信矣”。两人在思想及学术倾向上高度契合，学术相得益彰。。 魏禧（1624—1681）是清初著名文学家，而吴肃公长期隐居乡间，没有机会结交魏禧这样的古文大家。吴肃公于康熙十二年（1673）从游学归来的同乡好友沈方邺那里得知魏禧的文章，又从老师沈寿民那里得到《魏叔子文集》，吴肃公将其文集“出入怀袖，累月不能释”。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以“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空说之风遭到打击，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同时，对于明学之反动，尚有三种方向：其二为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其三为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焉。研究学问之方法，皆与明儒根本差异。吴肃公基本属于黄宗羲一派的。 清初以来，众多名家对吴肃公均给予很高的评价。清思想家李清论其学术：“探源经术，贯穿古今，其所表彰非理学之征，即纲常之大，卓然自成一家。”在散文、诗歌方面，吴肃公亦有成就与影响。文学家王士祯在《分甘余话》中将吴肃公与“以文人名世”的魏禧相比：“吴肃公《街南集》文品似出其右，而知之者尚少”。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初编》中盛赞吴肃公“文不苟作，同时唯顾炎武能之”。吴肃公的作品，多实录易代之际忠烈仁义人事，缅怀先烈，推崇先贤，贬抑奸佞，崇儒尚道，持正不阿，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成为解读易代之际的思想、文化、历史的重要文献。 参考文献： 吴肃公.《街南文集》[M]. 吴肃公.《阐义》[M]. 王士祯.《分甘余话》[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李应泰,章绶.《宣城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吴潜.《许国公奏议》[O]. 北京：中华书局1985. （作者系合肥工业大学皖南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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