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孩子们的求知欲要比现在的孩子强，只不过获取知识的途径太少，少得可怜的小人书实在不能满足三四年级孩子猎取知识的欲望，偶然得到一张报纸或者小说之类就十多遍地反复看，甚至能够背下来。听评书便成了人们获取知识、增长见识的一条重要途径。记得当时会有人来村子里说评书。他们自己背着二胡、小鼓等，来到村子里先向人打听村干部的家，然后便去联系说书事宜。当村干部答应了，便会派人把说书人领到大队部或者人家，把说书人安顿好。说书一般都在晚上，村干部会先招待说书人吃饭，晚饭后便让人抬出一张条桌，放上一张凳子，天黑后还要点起一盏汽灯。说书人便拿出自己带来的说书工具放在桌子上面，等看到来的人不少了，便开始说书。
过去的农村没什么娱乐活动，也缺乏文化生活，当听到有人来说书时，全村人晚饭后几乎会全部集中过来听，以说书人为中心，围成黑压压的一大片。当时我年龄小，听不懂说书人到底说了些什么，只记得说书人连说带唱，还配合着做出很多动作。放在桌子旁边的凳子，说书人很少坐，倒是有很多时候会把一只脚踩在上面。冬天人们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村干部兴致来了，会让说书人在村子里连续说上很多天。有些说书人肚子里存货不多，说着说着就没有什么内容了，我们这里叫“倒空了茅厕”。据大人们说，有一个说书人在一个村子里连续说了十多天，最后真到了“玩戏法的下跪——实在没有玩艺”的地步，几乎山穷水尽，差点颜面扫地，好在他到厕所里解手时，看到一棵芦草上缠着一根夫子苗，灵机一动，编出了“苗小姐缠卢相公”的故事，又说了三四天，最后风风光光地离开了村子。
说到高质量的评书，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内容不断翻新，且只用耳朵听就能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收音机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宝贝，是小农村联结大千世界的纽带，也给孩子们打开了一片天。孩子们从中得到了很多乐趣，受到了不少教益。鉴于当时的生活条件，收音机还是稀罕物，全村只有几个家庭才有老式的半导体收音机，成了吸引孩子们的磁铁。那时小孩子们最愿意听的是“小喇叭”节目，象我这样稍大一点的孩子都迷恋于听评书。记得自己那时上小学二三年级，每当到了下午五点半也许是六点钟，我就往邻居家跑，赶去听刘兰芳说的《岳飞传》或者是单田芳说的《隋唐演义》。依稀记得收音机是木框的，有三十厘米高，半米长，一边一个喇叭，中间有两个键钮，分别是拨频道的和调音量的。当时听到这么个东西里能发出声音，很不解很好奇，有的孩子禁不住把头凑到收音机后面去，看说话的人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可是看来看去却找不到人。问家里的大人，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纳闷着听。收音机要由主人家的人操作，我们只能等在一边，心里急切地盼着。遇到主人想听其他节目，我们也只好随着听，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有和主人关系很近的孩子才敢提出要求。好在收音机里的好节目不多，供选择的余地不大，加上主人也喜欢听评书，因此每次都基本能听到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
老式收音机的接收效果不是很好，经常会发出“磁拉磁拉”的噪声，有时还会串台，好几个声音同时响起来，我们就集中精力用耳朵接收需要的信号。收音机里用的干电池都是手电筒里用过的，遇到电量不足时，声音不高，几个脑袋便都往收音机前凑，恨不得钻到里面去。说评书的时间差不多正是吃饭的时间，主人家一边吃饭一边听。我们直到听完了，才跑着回家吃饭，有时还在路上互相猜测、争论评书留下的悬念，急切盼着明天再去接着听。跑回家时往往全家人都已经吃完饭，并且把碗筷也收拾了。父母第一句话通常是“你去听评书吧，还吃什么饭？我当是听评书也能听饱呢。”自己也不敢反驳，就掀开锅，拿出盖着的饭菜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父母感到每次让我到别人家里听收音机，会让人厌烦，再说光吃凉饭也对身体不好，于是就咬牙拿出存款买了一台收音机，让我着实高兴和自豪了一阵子。这样吃饭时就不用出去了，可以边吃饭边听评书，引得其他孩子也来到了我家。除了听评书外，其他能够出声的节目我们都喜欢听。有时听收音机上了瘾，每天都趴在旁边，就连做作业时也是边听边写，晚上听着睡觉，有时忘了关上，就会一直响到被父母发现或者自己醒来关上。父母说了几次都不听，有时还犟着发脾气，最后到底惹得父亲不高兴了，就拿出里面的电池来摔了。好多天不能再听收音机，心里象猫抓猫咬一样难受，特别是每当到了说评书的时间，更感到心急火燎，失魂落魄，只好再跑到别人家里去。后来，父亲火气消了，就用纸筒代替了装电池的塑料圈，装上干电池后，又可以继续听了。
现在，收音机都被电视机和录音机代替了，就是录音机上带着的收音功能也大多成了摆设，没有人再喜欢这种只听到声音看不到影象的传媒了，只是在汽车、火车上和车站、广场等特殊场合还在使用，以便于人们消磨时间。现在偶尔听到收音机，已经失去了过去的热切，只是觉得好玩罢了。
作者：孙志永，山东博兴人。曾任教14年，继而分别在博兴县政府办公室、县委政法委、县政协，从事文字工作。创作各类诗歌近千首，其他文稿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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