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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不见经传，甚至连附近乡镇的村民都不知道她坐落何处，如今更无从寻觅，但是她孕育了我少年时代的梦想与希望，更是一个为我的人生奠基的地方。她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坐落在鲁北平原一所偏僻的乡村学校——西陈联中。 我的家乡地处鲁北平原东北部，当时所在的乡镇还被称之为公社——一处濒临渤海湾西南部、东西距离相隔较远的人民公社。为方便附近村庄的学生上学，公社设立了小王社中、西陈联中、横王中学3所初级中学。小王社中是中心中学，地处公社的中心位置，相比较而言教学设施完备、师资较好、学生人数颇多。而横王中学和我就读的西陈联中则像孤零零的两颗棋子，一东一西分布在公社东西两端。 学校位于陈家庄西南边，孤零零的四排低矮的土坯房，没有任何体育器械和实验设施，甚至连大门、围墙和校牌都没有。如果不是早晨教室内传出的琅琅读书声，下课后学生们纷纷涌出教室打闹，没人会觉察到这是一所学校。四排土坯房中一排被作为老师们的伙房和校长室，另外三排是三个年级的教室。教室被隔出一间作为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老师宿舍与教室中间有扇简易的木质门相通。 教室里的地面是土的，凹凸不平，很难把杌子放稳。打扫卫生时更是尘土飞扬，扫完地后的课桌上“积雪”般一层厚厚的尘土；黑板是由刷了一层墨汁的薄薄木板制成，泛着灰白的颜色，像营养不良病人的脸，写起字来发出“咕咕”的呻吟声；用木条相隔黏在一起制成的简易木窗，糊上白纸经常被风吹得露着大小不一的窟窿，阳光不时地从窟窿里照射进来，像班主任躲在教室门外偷窥的眼睛，洞察着学生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多数学生来自学校附近的几个村庄，每天来回步行穿梭往返于学校和家中。因为学校没有学生宿舍，食堂也仅能满足几位住校教师的用餐。下午放学回家吃完饭后，再返回教室上用汽灯照明的晚自习。 学校的教师除校长和3名公办教师外，其他的都是附近村庄的农民，当时他们有个共同的雅号——“民办教师”。早晨骑着自行车到学校给我们上课，下午放学后回家锄地，属于“兼职”教师。由于缺乏各种实验器材，物理和化学实验课都是老师在黑板上画图，让我们想象做实验的样子，然后得出结论。没有专职的体育老师，体育课就是班主任带领我们在教室门前跑步转圈，或做几个简单的游戏，临近考试成为其他课程的代名词。初中生涯中，没有亲眼目睹或触摸过真实的篮球。 初一，教我们语文和政治的是刘学智老师。那年他正高考落榜，回到家乡的学校干起了民办老师，一边给我们上课，一边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再参加高考。那时的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之中。与其他老师相比，他上课更为认真，管理班级也非常严格。对我们的要求更是“苛刻”——任何人不许迟到、作业必须无条件完成。在那个不太重视学习的年代，这无疑是一项“铁的纪律”。他上课风趣幽默，也能够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并且教给我们很多书本上都没有的做人的道理。到了冬天，他拿粉笔的手常常被冻伤，手上渗着血丝还在黑板上认真地书写板书。我们看着都很感动，于是都安静地听课，没有人“狠心”在课堂上捣乱。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他参加高考考上大学，离开学校，为此当时的我伤心难过了好一阵子。 接替他的是一位笑容可掬的老师，叫张兆星，脸上始终挂着笑，就连生气时脸上都能寻找到笑的细胞。由于我自小爱好语文，作文经常在班中作范文读，张老师对我也厚爱有加。每次学校及班中其他同学订阅的报纸杂志，他总是悄悄地先塞进我的书桌，使我有幸能先睹为快，提前开阔了视野。张老师上课情到深处，有时会手舞足蹈，忘乎所以，常常逗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即使有不愿听课的学生，也会被他风趣幽默和忘我的上课姿态所感动，跟随着他的引导，投入到课文故事情节中去，也常常听到下课铃而忘记课间休息。 我的语文成绩虽好，但数学成绩却糟得一塌糊涂。考试经常不及格，以至于各科总分总被数学“拖后腿”，在班中名次属“中游”。那时候，初中数学分代数和几何，都是一个老师教。数学老师叫于宗五，瘦削清癯的脸庞，眼睛格外有神，极其严厉。年少的我尚不知道偏科的害处，仅仅随着自己的喜好去学习，讨厌的课有时连课本也懒得翻。但是他对数学成绩差的学生却格外“关注”，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地提问问题，于是上数学课时我经常把头低得很低，不敢与老师的目光对视，生怕被他叫到“出丑”。冬天尤其是下雪天，他经常穿着一双蒲子草编的蒲窝鞋，走起路来“踢踏踢踏”作响，上自习课我们只要听到这心悸的响声，温习其他科的同学们都赶紧把数学课本掏出来，装作认真温习的模样。他到教室溜一圈看到很多同学在“认真”学数学，就满意地走了。听到渐渐远去的“踢踏”声，我们再重新换上其他课本。有一次自习课，我可能是学其他课程学得认真，竟然没有听到他蒲窝的“踢踏”声，等到发觉后他已经站在我的身边。当他发现我没有温习数学时，到黑板前拿出粉笔刷刷地列出一道数学题，然后招呼我到黑板前去做。当时我脑袋一下懵了，极不情愿地走到黑板前盯着那道陌生可恨的数学题很久，直到拿粉笔的手高高举在黑板前感觉手臂发麻，也没有解出来，尴尬地站在那里呆若木鸡，恨不得地下有个缝钻进去。于老师走到黑板前，让脸红脖子粗的我回首面对全班的同学们，然后用手抓住我的头发轻轻向后面的黑板上碰，那次体罚让我刻骨铭心地记住了。正是担心再次在同学面前“出丑”，酷爱“面子”的我数学课上认真听讲课后钻研做题，碰到疑难问题及时请教。在他严厉的“感召”下，我的数学成绩终于有了较大提高。 英语老师叫梁富智，个头不高，眼睛却极其敏锐，班上任何风吹草动他都能捕捉到，没人敢在他的课堂上搞小动作。感受最深的，是他勤奋好学的精神和严谨的教学态度。那时他刚师范毕业，没有学过英语，后来学校开英语课后又没有英语教师。校长于是让他自学英语，然后再教我们。他买来收音机和磁带，跟着磁带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读，整天待在伙房师傅休息的房间里备课学习。伙房里有口盛满井水的大缸，下课后我们纷纷跑到伙房里喝凉水。经常听到他在屋内拿着书踱着步高声朗读英语，或看到他端坐在办公桌前聚精会神地备课。受他的感染，我的英语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以致能够顺利考上高中乃至大学，后来考取法律硕士，英语成绩都没有“拖后腿”，现在想来真是得益于那时奠定扎实的英语基础。 校长是与我同村的一位异姓老师，兼任学校的“敲钟员”。平时不善言语，腕上戴着一块链条发污的手表，每天迈着小碎步掐着表看时间，上下课就拽响挂在屋檐下的那口破了一块的锈迹斑斑的铁钟——钟声嘶哑，像垂暮的老人。他偶尔给我们上节地理课，也是拿出课本照本宣科念一通，然后在黑板上写下我们应当树立的学习态度：变“要我学”为“我要学”，然后把地理课讲成思想政治课，勉励我们好好做人、刻苦学习，争做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就在那样设施简陋、兼职老师的辛勤培育下，为了早日摆脱掉枯燥劳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我拼命地学习，终于在毕业那年考上了高中，后来上了大学，直到今天成为一名肩负审判重任的人民法官。 西陈联中虽然破陋，亦没有明文的校训，但有种精神在激励着我：她教给我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面对困难应保持的坚忍不拔的勇气和顽强不屈的精神，这种精神已深深融入到我的血液中，进而演化成我现在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可惜后来学校撤并，西陈联中和横王中学都被并入小王社中，校舍卖给了当地的村民，西陈联中已定格成回忆。 母校去哪儿了？追问匆匆而逝的时光，时光默然不语。但我知道，虽然她现已无处寻觅，但她已深深根植在我们那代学生们的心中，永远不会逝去，因为她是我们的人生之基、人性之源。 作者：孙德国，山东无棣人，现就职于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发表散文五十余篇，作品散见于《人民司法▪天平》《大众日报》《山东法制报》《齐鲁晚报》《滨州日报》《鲁北晚报》《鲁中晨报》等报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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