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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7日，成都市中心的家里，手机显示“第一个指南来了！WHO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处理规范”一文，其中“立即实施正确的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IPC）”、“疑似患者应戴医用口罩”等字眼映入眼帘，张祥下意识地皱了下眉头，扶了扶鼻梁下滑的眼镜，意识到这场疫情并不简单。 华西医科大学预防医学专业出身、在医药行业深耕二十多年，现任西安远大德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张祥，对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有着深刻的见解。 张祥说，这次的疫情反应了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一些问题，值得深思，“不必讳言，疫情爆发起初，湖北和武汉的疫情防控人员的工作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近日，笔者就新冠肺炎等问题采访了张祥，他试着通过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解读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短板和不足。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新冠肺炎的？当时心里有什么想法？ 张祥：十年前曾经在武汉工作过两年时间，与一些原来的同事还保持着联系，在元月中旬的时候听说了武汉地区有与“SARS”类似的传染病发生的情况。 1月17号看到新闻说，在日本和香港都发现了武汉过来的病例。这说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来到我们身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20号，钟南山院士在央视上向大家宣布疫情出现“人传人”的情况，以自己所学过的疾病防控的知识来看，我立刻感到情况的严重性。 自非典17年后，钟南山再次来到舞台中央，一方面说明了钟院士的德高望重；另外一方面，本该首先站出来发声的疾控专家，两次都没有第一个站出来发声，或许有些无奈。 记者：这次疫情中，我国公共卫生预防体系表现如何？ 张祥：不必讳言，疫情爆发起初，湖北和武汉的疫情防控人员的工作是存在一些的问题的。武汉疫情爆发的根本原因就是信息不透明导致的医疗资源的“挤兑”和易感人群的“踩踏”。“挤兑”导致更多的易感人群拥挤在传染源集中的地方被感染。由此造成的“踩踏”，又导致更多的人被感染，恶性循环。 起初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也是疫情不能很好控制的重要原因，湖北和武汉的领导调整后的表现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解答。 但在武汉封城之后，疫情防控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可以说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诸如封闭社区并采取的网格化管理；王辰院士提议建立“方舱医院”并据此做到“应收尽收”等等，对疫情防控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王辰院士4月3日的讲话，也可以看作是对疫情防控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他说“我们应该少一些说漂亮话的人，多一些目光冷静、头脑清醒、行动稳健迅捷的科学家”。 记者：预防医学跟临床医学本是一体化体系，如今却割裂成为医疗和公共卫生两个体系，您怎么看？ 张祥：预防医学作为与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并列的三大医学之一，它的本质还是医学。 预防医学是建基在临床医学基础之上的专业医学，可以说“本是同根生”。在实际工作中只有把两者很好地结合才能做好疾病的防控。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管理方面的成功案例也是把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很好结合的结果。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既有紧密联系，也有一些不同。预防医学是公共卫生的理论基础来源。公共卫生是有组织地运用预防医学的成果达到“促进健康、疾病预防、健康保护”的目的。具有“公共性、公益性和公平性”的特性。很多时候，我们说预防医学，实际上是在说公共卫生。 记者：“防”与“治”哪个更重要？ 张祥：疾病的“防”和“治”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先说“治”吧。首先治疗是预防的基础，离开治疗谈预防也是缘木求鱼。目前，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的需求看，治疗的需求也是远远大于预防的需求的。 再说“防”。人类对长寿的追求，一定会产生对疾病预防的需求。近些年之所以出现“养生”热，也是这个缘故。 但由于人类自身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不见棺材不掉泪”、讲预防也是对牛弹琴。例如，吸烟对健康的危害不言而喻，但有人会说，某某抽了一辈子的烟也活到九十多。可见大众对“防”的重要性的认知还是很模糊的。 记者：作为预防医学毕业、在医药行业深耕二十多年的专家，在您看来到底什么才是预防医学？ 张祥：预防医学是以环境-人群-健康的模式为基础，运用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识别、评价、预测、控制各种影响健康的因素，实施相应措施防治疾病、促进健康、延长寿命、提高生存质量的科学与艺术。 研究对象主要着眼于健康人和临床前期的人。核心还是对人进行医学研究，预防医学必须回归到“以人为本”、“以疾病管理为本”上。 记者：公卫人被称为“抓住疯牛鼻子”的人，怎么理解？如何抓住牛鼻子？ 张祥：“抓住疯牛鼻子”这句话有三个关键词汇：疯牛、牛鼻子、抓住。“疯牛”是形容公共卫生事件往往是突发的、来势凶猛的、破坏力和影响力大的事件；“牛鼻子”是形容事件的关键点、要点；“抓住”是形容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千头万绪之中找到关键点，很精准地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并给出很好的解决方案。 这对公卫人其实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首先是要有勇气和担当。这次疫情管控中，钟南山院士的很大作用其实就是给大家信心，是担当；提出封城建议的李兰娟院士也是担当。 其次是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这需要很深厚的医学和疾控的功底，而且还需要有足够的影响力。但是我们很少看到或者根本看不到疾控专家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有影响力的人或言论。 预防医学专业如果没有“院士”级别的领军人才，将很难有话语权。这可能与近些年预防医学专业的科学研究数量少、质量不高有关。说直白一点，就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做研究，很难有突破性的成果，也就很难有科学上的影响力。 记者：我国对于预防医学的人才培养体系如何？如何发展壮大这一学科，更好地为公共卫生事业做贡献？ 张祥：我国的预防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发展是很快的，由50年代的“六大”卫生系发展到今天有九十余所大学开办了预防医学专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的基本人才培养是很好的，也能够满足各级疾控机构的需要。需要壮大的是对高级人才的培养、院士级别的领军人物的培养。 建议建立预防医学高级人才培养机制。可以规定各级疾病控制中心的主要领导和高级干部都应该是临床医学毕业并经过三年临床规范化培训之后再读1-2年的预防医学专业，毕业后直接授予博士学位。 第二，资金的筹措。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体系是公益性的事业，公益性的性质决定它的经费来源必须是财政支出。而这些年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很重要的原因是预防的事儿做的不够好的缘故，特别是慢性病的发展导致临床费用急剧升高，国家医保资金吃紧。所以我们必须看清问题所在，积极投资未来，只有在预防方面多投入，才会在临床治疗方面减轻负担。 最后是人员待遇的问题。必须有足够的薪酬吸引力才能吸引有理想、有能力、有才华的人加入预防医学研究和疾病控制的团队。 我们已经进入了互联互通的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用已经深入到很多方面。而预防医学恰好是对整体人群的健康做研究并为之服务的医学，对数据的敏感性更高。 特别是疫情发生发展的数学模型的建立，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做出判断，并实施更有效的措施控制疾病。 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与时俱进，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使我们的研究跟解决方案更有前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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