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访沙家浜风景区，阿庆嫂绝对是一个高频度出现的名字。 可以说，在沙家浜风景区，阿庆嫂确凿无疑是这里独一无二的主人。 而阿庆嫂的原型是谁也必然是人们讨论的话题。 我们可以在景区的不同地方，看到不同的阿庆嫂的身影。 但实际上，对阿庆嫂原型的寻找，当年在阳澄湖畔这块地域战斗过的老战士，却并不认同。 所以，1985年，当年在阳澄湖两岸战斗过、后来在北京工作的八名老战士集体联名给当地政府致函,建议：“今后不要再去寻找什么《沙家浜》‘原型人物’。原型人物是没有的。现在的先进、英雄人物应以他本人真正的英雄、先进事迹来进行宣传。”  这一次参观沙家浜纪念馆，里面的展板上，并没有明确地指出“阿庆嫂的原型”，而是用了一个“阿庆嫂式的人物”的文字标识。 笔者注意了一下，在这一块展板上，只介绍了两个人物，一个是范惠琴。另一个是陈二妹。  而在2017年出版的《沙家浜镇志》中，却与纪念馆的说法不完全相同，仍然采用了“现代京剧《沙家浜》人物原型”的说法，其中在介绍阿庆嫂原型时，与纪念馆里展示的图片一样，也是列出了范惠琴与陈二妹。 从镇志中来看，范惠琴当年并没有开茶馆，因家处偏僻之地，成了交通站，护理过我军战士，当过联络员。北京排练《沙家浜》时，征集过她的回忆录作为创作素材，镇志中称“在所有的阿庆嫂人物中，她是唯一与北京京剧院有过联系的女同志”。  另一位阿庆嫂的原型人物陈二妹，却因为宣传尺度掌握失衡，而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反响微澜。 据曾任常熟市档案局局长的沈秋农刊发在《江苏地方志》的一篇名叫《编志也应守规矩：——从“阿庆嫂”入志说起》透露，最早把陈二妹说成阿庆嫂原型的文章，是刊载于1984年3月9日《苏州日报》的《“你是真正的阿庆嫂”——访常熟市董浜乡革命老人陈二妹》，文中把“你是真正的阿庆嫂”这句话说成是出自谭震林之口。  1985年3月10日，《文汇报》上发表署名为刘金宝、梁心华的文章《她，就是真正的“阿庆嫂”》，文中开头写道：“‘你们可能不知道，她，就是真正的阿庆嫂！’谭震林同志在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九日和夫人葛慧敏到常熟会见老同志时，拉着这位老人的手向大家作了介绍。” 显然，这种非常肯定的口气并不符合事实。 《文汇报》影响面甚广，此文引起当年在常熟参加抗日斗争的老同志的强烈不满，谭震林夫人葛慧敏专门投书《文汇报》，该报于同年4月19日以“来函照登”的形式发表了这篇澄清函。  这篇信函肯定了陈二妹当年做出的贡献，但也指出《她，就是真正的“阿庆嫂”》这个题目断章取义。文中回顾了谭震林1982年到常熟会见老同志时谈到戏剧《沙家浜》，说：“那是艺术塑造。常熟有千百个阿庆嫂和沙奶奶，他指着陈二妹说：‘关林嫂不也是一个吗？她丈夫是开茶馆的。’” 然而，这样的以讹传讹并没有因为这一封来函照登而戛然而止。   在2017版《沙家浜镇志》里，就继续了这样的错误。书中在介绍陈二妹事迹时，写道：“1982年5月12日，谭震林故地重游来到常熟，在虞山饭店接待室里，谭震林见到了分别40年之久的茶馆老板娘陈二妹，他竟一下子就认出了她，并脱口而出：“关林嫂！”从此之后，报纸上就有了《陈二妹就是真正的阿庆嫂》的报道。  而2015年出版的《董浜镇志》竟然全文照抄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报道，在第12编“人民革命斗争史”中专设一节，标题名为：“谭震林说：她，是真正的‘阿庆嫂’。” 当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她，就是真正的“阿庆嫂”》一文中，还夸张性地编造了陈二妹带有传奇性质的故事：如谭震林夫妇经常住在茶馆里；她为哺育谭震林亲生的二女儿，不惜将自己的亲生女儿送往别处寄养；她多次智救谭震林脱险……  这些夸大其辞的故事，后来不断以不同版本的形式出现在各种纪实性书籍之中，如关捷所著的《银幕后面的真英雄 ——李云龙、李向阳等英雄的真实故事》（2013年版，之前分别有同一内容的1995、2001版《寻找英雄》）都收录了文章：“谭震林说，她就是真正的“阿庆嫂”——访电影《沙家浜》中阿庆嫂的原型陈二妹”，而这个文章，早在1985年就由谭震林夫人在《文汇报》作了澄清。 谭震林夫人在文章中主要澄清了样的事实： ——谭震林与夫人从没有在陈关林茶馆借宿过。 ——陈二妹智救谭震林故事中的特务拦路、丢枪脱险等情节，纯属虚构。 ——谭的女儿从没有在陈二妹处寄养过。  在当年参加抗日斗争的女战士张亦舜的回忆录《没有穿军装的女兵》中，写道，她当年从上海来到常熟地区，参加抗日部队，曾在董浜一带活动，当时就是在陈二妹家的茶馆里与交通站的交通员接上了头。 她在文中特意强调了陈二妹不是阿庆嫂，并严格说明了陈二妹的茶馆不是交通站。文中写道：交通站办公地址是流动的，交通站在陈关林的茶馆是一个点，作联络。真正联络站的地点唯有交通员知道。……陈关林并不是我们的交通人员。陈二妹老板娘是个抗日积极分子，并不是《芦荡火种》里的阿庆嫂。阿庆嫂不过是千百个抗日积极分子集中的艺术形象。有人把陈二妹说成是真正的阿庆嫂，是不真实的。从性质上讲，陈关林茶馆与交通站是两回事，应该严格区别开。 而这种传闻，至今依然还在流传。 笔者最近考证了一下沙家浜的真正位置，有网友热心地指出，阿庆嫂是有真实原型的，借此也可以证明沙家浜也是真实存在的。 网友提到的这个阿庆嫂就是陈二妹。 陈二妹以一个农家女子，与她的丈夫，一起投身于抗击外侮的伟业，的确值得人们铭记。 她当年本来可以凭着自己过去的特殊贡献，向当地组织寻求照顾，但她并没有躺在功劳薄上坐享其成。 但把一些她没有做过的事情，演绎成一个难以置信的偏离她的身份定位的传奇，最终造成的伤害，可以说是双向的。 这不由令人想到《沙家浜》改编过程中，两大主角阿庆嫂与郭建光重要性的比重变化。 最初的由《芦荡火种》改编过来的《沙家浜》，一号主角是阿庆嫂。但后来最高领袖的修改意见，发生了作用，将郭建光列为第一主角。 这显然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因为阿庆嫂再厉害，如果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打下沙家浜也是不可能的。 可以看出，在阿庆嫂与郭建光之间必须有一个平衡，如果这一个平衡被打破，那么，反映出的历史也必定是失衡的。 后来出现的夸大阿庆嫂原型的作用，正是这种失衡的一种表现。 我们寻找《沙家浜》里的人物原型，离不开戏剧的创作过程去接近最可能接近的真相。 《芦荡火种》、《沙家浜》最早的故事来源是两篇回忆录，一篇是崔左夫所写的《血染着的姓名》，另一篇是刘飞所写的《火种》。 两篇回忆录里，在表现伤病员的英雄事迹的同时，也以一定的篇幅，表现了当地群众对伤病员的无微不至的照顾。 而正是这一部分，被《沙家浜》作为主要事件予以展演。 也就是说《沙家浜》的原来提供素材的文本，是以伤病员为主线的，但是，在进行艺术加工的时候，《芦荡火种》的编剧文牧，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把群众这一板块给提到前台上来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文牧熟悉群众这一块，他对部队生活并不熟悉，但他熟悉抗日战争时期上海近郊的茶馆生活。 所以，他很快地将原回忆录中茶馆的细微部分，作了放大，提取出自己的生活体验，充实了这一部分，从而打造出一个阿庆嫂的人物形象。 在崔左夫的原作里，提到了东来茶馆的名叫胡广兴的茶馆老板，文牧最初的剧本，从“胡广兴”的名字里，提取出一个“兴”字，衍生出《芦荡火种》里的“阿兴”。 后来考虑到如果茶馆的主人是男性的话，那么整出戏里，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男性角色占主导地位的戏，于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将人物改成了阿兴的妻子，也就是“阿兴嫂”，但“阿兴嫂”不如“阿庆嫂”叫起来那么琅琅上口，就这样，因缘际会，产生了一个当初编剧并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影响的“阿庆嫂”。 胡广兴有一个侄儿，本名叫胡小龙，后来就演化成《沙家浜》里的沙七龙。江青在审查该剧时，认为沙奶奶生了七个儿子，有一点过分能生了，便将七龙改成四龙。 崔左夫的纪实作品里有一个重要情节，也搬移到了戏剧中。那就是当时鬼子封锁了湖荡，伤病员无法转移，后来胡小龙冒着生命危险，潜伏在水下，推着空船，送到了荡里，这一个情节，实际上应该属于“戏魂”，是戏剧编剧能够抓住的重要核心与节点，并在这一“点”上，衍生出了后来的“智斗”等重点茶馆戏份。 如果没有这个偷送渔船的情节，那么，“智斗”就没有意义，因为“斗”的再精彩，但如果不能解决帮助伤病员的关键目的，就毫无意义，也就成为没有“咬合”现实的空头热闹。 刘飞的《火种》里也提到了这个情节，不过，他将胡小龙写成了“小吴”，是东来茶馆老板的侄子，应该是读音记录出现的不同。 而“智斗”里设置的阿庆嫂察言观色、巧妙周旋、寻找胜算的设置，则完全移用了《芦荡火种》编剧文牧的生活经历。 由此可以看出，后来的《沙家浜》的定型架构，离不开文牧的个人生活，看起来，没有个人色彩的《沙家浜》，内在骨子里，却是一个剧作家对自己熟悉的生活的提炼与运用。 因此，《沙家浜》里有着深刻的个体体验，不过它掩藏在貌似共性与共情的框架里，融化在一种被各色人等认可的时代主题里，但本质上，却是个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的产物。 所以，八十年代流行“个人主体性的觉醒”，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并不能揭示出创作的真谛。 因此，阿庆嫂是文牧创造的角色，唯一的真正原型只有开设东来茶馆的胡广兴。 胡广兴与他的侄儿提供了《沙家浜》里的关键性情节，但因为他是男性，所以在寻找阿庆嫂原型时，都有意无意地把他们略去了。 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当年的知情人士为什么要对寻找阿庆嫂原型热产生反感的原因了。 显然老战士们提出的阿庆嫂是一个艺术形象，类似的英雄应该用他们自己的名字示人的看法，是完全有理由的。 其实，在阳澄湖边，有很多女性，在抗日的烽火中，都用她们的热血，写下了动人心魄的人生传奇。 这一次笔者在沙家浜参观的时候，在培训中心看到了一出情景剧，表现了“朱凡的三次人生选择”，就非常的感人，虽然朱凡也被认为是阿庆嫂的原型，但朱凡来自于上海，牺牲时才二十多岁，尚未结婚，与阿庆嫂几乎没有什么相似处，但她身为一个从上海来到地方工作的女孩，成为抗战烽火线上的一个坚强的战士，她的经历的传奇色彩，更能容易获得今天年轻人的心灵的共鸣。 我们完全可以亮出朱凡的不凡的人生历程，打造出她的光彩形象，没有必要把她置于一个虚构的阿庆嫂身影之下。 相对而言，阿庆嫂的真正原型胡广兴的结局并不圆满，令人扼腕。 据高建国所著的《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记载，胡广兴因为娶有两个妻子，而他又不愿意在两个妻子中作出选择，所以，他痛苦地选择了离开他战斗的集体，带着两个妻子，去了上海。这个时间应该在1940年秋冬之际。 胡小龙，胡广兴的侄儿，《沙家浜》里那个洑在水中，推着空船，送到伤病员手里，帮助他们顺利转移的沙四龙的原型，也随着他的叔叔一起到了上海。 胡广兴与胡小龙都是镇江人。 《沙家浜》里没有点明阿庆嫂来自何处，实际上，原编剧文牧还是倾向于阿庆嫂是外地人的，戏剧里没有明说，但阿庆嫂非本地人是无疑的。 后来胡广兴与胡小龙的结局如何？ 多少年来，人们从没有想过去打探这两个人的结局，而《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的作者却在书中披露了他通过上海公安局寻找两个人的一段史实，也让我们见到了真正的阿庆嫂的原型的生命结尾休止在哪里。 2015年5月，高建国发函之后，很快得到回音，查到了胡小龙在上海的居处。此时胡小龙已经87岁。 从胡小龙那里，高建国了解到胡广兴与胡小龙一起到上海后，还是以开茶馆谋生，但生计太过艰难，难以立足，叔侄俩只得各奔东西。 胡广兴去了上海市区，而胡小龙则去了上海郊区。胡广兴在上海解放前夕患肺病去世，两个儿子有一人回镇江谋生。 胡小龙生有一子一女，一直生活在上海。但与胡广兴的两个儿子也失去了联系，这样，真正的阿庆嫂原型的后人，也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书中特意提到，胡小龙从没有向他的家人，说过自己当年帮助伤病员的那些事，家里人也无从知道他与《沙家浜》的核心故事竟然有着如此深刻的交集。 一个曾经的抗日英雄，就以一种平淡的方式，湮没在历史的滔滔长河之中。 实际上，笔者感到，沙家浜纪念馆里，也应该把胡广兴列入阿庆嫂式的人物之中，而且他是一个真正的激活了阿庆嫂这个人物形象的原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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