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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吧，你永远也走不出你的皮肤！”在黑格尔看来，人永远也不可能摆脱自我肉体和精神的局限。永远在行走，永远走不出时代铺就的路。人的性格从行走的样子就能看出，昂首挺胸、健步如飞之人往往自信果敢，低首缩肩、步履缓慢之人大都犹疑内敛。阅读古诗，从诗人展现的行走状态，也能看出其精神状态。“朝扣富儿门”的惴惴不安，“暮随肥马尘”的慌乱急促，“马迹铃声遍两河”的恢弘得意，“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的明丽温暖，“到此踌躇不能去”的痛苦无奈，“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的仓皇胆怯……人这一辈子，无论端坐还是安睡，无论是工作还是旅游，都是在人生之路上行进。“在路上”成了每个人的宿命，无论怎样都在往前走。出发、前行、抵达，再出发、再前行、再抵达，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这条“路”也就到了终点。就连那些或长或短的停留，也不过是另一种方式的行走罢了。“事定犹须待阖棺”，棺材板钉上了，就再也不能起身出发。人的一生所走过的路，路上见到的人，经过的事，遗留的东西，共同构成这个人的全部。 
在鲍照的《行路难（其四）》中，“安能行叹复坐愁”形象地刻画了他行走的状态，显然不是大步流星地快步向前，而是边“行”边“叹”、边“行”边“愁”，走不下去，坐下来，依然不能不“叹”“愁”。这样的行进方式不仅缓慢，而且断断续续，不畅快，那些阻碍难以跨过，即使跨过，还有更大的阻碍横亘在面前。
在鲍照的人生之路上的阻碍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士族门阀对仕途的垄断；寒门子弟很难有上升的机会。汉朝的“察举制”运行到后来变成“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 高第良将怯如鸡。”曹魏的“九品中正制”也没能给寒士多少上升的机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早于鲍照一百五十多年的左思，貌丑口讷，一年写就《三都赋》，洛阳纸贵。他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明明自身有才华、有能力的英俊，却只能今天摩拜明天哈啰；而那些才智平庸的世胄，却天天劳斯莱斯、法拉利。冯唐不愧伟丈夫，却到老也没等到汉武帝接他做大将的豪车（当时匈奴犯边，帝广征贤良，虽然冯唐再次被举荐，可是已经九十多岁了，只能任命其子冯遂为郎）。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地势”，也就是出身，也就是鲍照所说的“命”。鲍照出生在极贫寒的士族家庭，“家世贫贱”，入仕之前还不得不参加劳动，“垦畛剿芿,牧鸡圈豕,以给征赋”“负锸下农，执羁末皂”。钟嵘《诗品》说他“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投胎没找好爹妈，怨不得别人。
鲍照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用“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起兴，就像把水倒在地上，水会流向不同方向，“人生亦有命”，人的贵贱穷达哪有什么道理可讲！“安能行叹复坐愁？”通过反问强化了自己在现实面前的无奈，不能行叹坐愁。不能行叹坐愁，那就解酒消愁，不要再唱《行路难》了；举起的酒杯又放下，放下又拿起，唱歌不痛快、饮酒不痛快、行走不痛快、安坐不痛快、叹息不痛快、发愁不痛快——外在的行为与内心的情感构成了巨大的矛盾，外在越是波澜不惊，内心越是汹涌澎湃。越是有才华的人，越敏感，越希望摆脱外在的束缚。在现实中越沉默，内心的声音就越是巨大。这不公平！可是这句话不能说，这句话说出来就是祸，说出来就能点得着火。在《行路难（其六）》更是愤懑到“拔剑击柱”的程度：本来应该建功立业，却在妻儿身边蹉跎岁月。鲍照想要行走，想要奔跑，甚至想要和鲲鹏一样在天空中飞，一飞冲天。羽翼已然丰满，现实却要他收起“羽翼”，在泥土上“蹀躞”。鲍照早年曾拜谒刘义庆（刘义隆之弟，刘裕之侄），没有受到重用。他不死心，准备献诗言志。有人劝阻他说：“郎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鲍照大怒：“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可闻者，岂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既然是鲲鹏，就应该翱翔九天，怎能和鸟雀一样碌碌无为呢？“世祖（即宋文帝刘义隆）以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谓照才尽，实不然也。”在一个自负文才的君王面前，鲍照不得不谨小慎微，收起羽翼，甚至自污文笔，以致世人以为才尽。而他所做的官也不过就是衬托君王的才华，偶尔献上《河清颂》之类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赋文。“心非木石岂无感？”这一个问句让全诗的情感达到了高潮，自己也是人，心也是肉长的，怎么能没有不平的愤慨呢？这也就说明了前面诗句中自己“行叹坐愁”“酌酒自宽”“举杯断绝”的原因。人最难的是说服自己，却又总是说服不了自己。欲说还休，欲言又止，欲行不得，“吞声踯躅不敢言” ，只能原地默默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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