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龍春｜文彭是如何篆刻的？

內容提要：在篆刻史上，明中後期吳門文人群體參與治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彭與他的追隨者不僅形成了三橋派，與之頡頏的雪漁派、泗水派，亦無不得文氏沾溉。然而，文彭等人是自己刻印還是僅僅篆印，至今並未被證實。我們即使相信文彭能夠刻印，也是從較晚的資料如《印人傳》中獲得的印象。本文發現並利用若干公私收藏的吳門文人信札，考證嘉靖以來吳門文人如陳道復、文彭、王榖祥不僅參與篆印，也親自奏刀。文人刻印或與石質印材的發現有關，但銅、玉、牙等堅質印材在石章流行之後並未被迅速取代，故印工仍有市場。值得注意的是，過去與文人合作的印工在隆萬以後也出現通曉文字、書法的傾向，且挾一技活躍於各地市場。我們今天所說的「印人」，正是文人與印工不斷雙向融合的產物。

作者｜薛龍春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

由於社會需求的激增，明代中葉的書畫名家偽作盈市，有無題款便成為作品保真的重要依據。張鳳翼在討論文徵明的畫作時曾說：「今外間贋筆甚多，豈皆無款識邪？且當時苦於應酬，亦有（朱）子郎輩代筆，而太史親題款者。」他指出即使文徵明親筆題款，也不能保證是真跡，而很可能是朱朗等人的代筆。但從他的反詰中，我們可以想象款識在當時書畫交易中的重要性。書畫家的鈐印此時也是判斷作品真偽的依據之一，如彭年《致蘭西札》云：「奉上扇二柄，乞妙染，並草書二紙，乞盡打上圖書，明早當詣領也。」彭年請蘭西草書二扇，特地要求都要鈐蓋印章，也是出於取信於作品受贈者的考慮。作為憑信之物的印章，在藝術品中也成了「防偽標記」。

“題文太史無款畫卷”

（（明）張鳳翼《處實堂集》續集卷八）

文人篆刻在明中後期的吳門呈現出勃興之勢，除了書畫市場的防偽需求，也得益於當地文人喜習篆隸的風氣。對諸體盡善的追求，很可能適應了吳門地區書畫家職業化的需要。自明正德（1506）以來，蘇州不少文人嘗試寫篆，如文徵明父子、陳淳、許初、王榖祥、吳奕、彭年、張鳳翼、周天球、趙宧光等，都是一時之選；與文氏家族有密切聯繫的徐霖（蘇州籍）、胡纘宗（蘇州知府）、鄞縣豐坊等也寫篆書，而這個地區會寫隸書的書家無疑更多。除了少量的單件書作，這兩種字體大多用於引首、題跋，或是扁額、銘刻。王守在一封信中，請弟弟王寵向文徵明求書官府的篆隸扁額；活動於萬曆（1573－1619）年間的趙宧光草篆擅名一時，向他求索篆書的例子更多。嶺南黎惟敬從文徵明得隸書法，傳之歙縣方用彬，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徽州方氏七百通信札中，向方用彬索求隸書聯、扁的，比比皆是。

許初《篆書秋興八首冊》（局部）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文彭《隸書千字文冊》（局部）

美國觀遠山莊藏

文嘉《江南春》卷

王穉登引首

萬曆間吳江周應愿著《印說》一書，在談論當時的印學風氣時，指出文徵明、文彭父子「始辟印源」。王穉登序《印說》則說：「逮肅皇帝（即嘉靖帝）時，陳道復父子、文壽承、王祿之、和仲諸君出，而後庶幾可復古也。」兩人的說法大致勾勒出明代正德至萬曆間蘇州篆刻的名家。

在諸家之中，文彭被認為是執牛耳。朱簡曾將璩之璞、陳萬言、李流芳、徐象梅、歸昌世暨三吳諸名士所習皆歸於「三橋派」，以文彭的號命名一個流派頗能說明他篆刻的地位。許初、王榖祥與文彭齊名，張鳳翼《題程彥明印譜》稱：「予少負此癖，與文國博壽承、許太僕元復、王考功祿之三先生談之，未嘗不移晷也。」文、許、王都是前輩，曾與三人共談印章是讓張鳳翼感到驕傲的事，這段題識也向外界宣示他的篆刻淵源有自。不過詹景鳳認為許初的篆刻水準更為穩定，文彭則優劣頗為懸殊。至於以何震在自己的指導之下，超越文彭而上，則有詹氏地域文化競爭的企圖，並非客觀的評論。

圖1

文彭自用白文印、朱文印

文彭的印史地位，一方面沾溉於文氏家族的文化地位，另一方面文彭游宦兩京，酬應紛紛，易於在傳播中擴大聲名。【圖1 文彭書畫用印】不過，文彭等人是參與篆印，還是不假他手，自篆自刻，我們至今都只有模糊的印象。提供給我們信息的，往往是較為晚起的印史描述，這些描述大多並不準確。本文根據新發現的文彭及其他吳門書家的信札，求證以文彭為中心的吳門文人篆印與刻印的事實。同時指出，在石質印材進入使用之後，牙、玉、銅等堅質材料並未迅速淡出，而文人自篆自刻也並未消除印工的存在，粗通文字與書寫的印工仍有他們的市場。後代被稱之為印人的，正是文人與印工這二者的融合。

01

篆印

在石質印材普及以前，文人大多篆寫印稿，倩工鐫刻。這是自元代文人篆刻興起以來的傳統，吳門文人亦不例外。周應愿《印說》提到文彭的兩位刻工鮑天成與李文甫，前者是蘇州地區專治犀角的名匠，後者則是南京有名的玉器雕工。文彭好刻牙章，落墨之後命李文甫鐫之，李輒能不失筆意，故文彭牙章半出李手。至於鮑天成，也和李文甫一樣，鐫印能「依樣臨摹，靡不逼古」。

圖2

文彭《與張之象札》

其實與文彭合作的鐫工不止這兩位。在寫給松江友人張之象的一封信中，文彭提到另一位人物「子卿」：「印章緣子卿疏懶，而區區督責者亦坐此病，遂致因循，有負尊委。奈何奈何？使還，先此奉復，即當猛力以完是逋也，勿怪勿怪。」【圖2 文彭《與張之象札》】子卿或許姓王，生平未詳，應該也是文彭中意的刻工之一，文彭為張之象所篆印章屬之其人，但遷延很久，迄未完工，文彭在信中表示當猛力催促。在《致上池札》中，文彭提到另外一位印工王少微：「玉印篆去，若欲盡善，須央王少微，或牙、或石，照此篆法刻二方去，方為停當。不然終無益也。」上池的印章文彭也只篆寫了印稿，信中提示對方去找王少微刻制。方用光《古今印選》卷四刊「王幼朗印」「和仲」二印，注云：「王和仲諱幼朗，號少微。善篆隸，而印章刀法極精。」周應愿稱他「少承父元微法，今年七十餘，目力不竭，手持寸鐵若弄丸，每出諸袖中，甚精銳，遇其得意，不讓秦漢印章，其朱文更得不傳之秘」。廣陵湯有光甚至誇張地將他稱為當日「李斯」。隆慶（1567）初年，王幼朗曾游京師，還吳之際，王穉登及王世貞、王世懋兄弟皆有贈詩。王幼朗初名可能是「煦」，謝時臣《清宵雅集圖》卷拖尾有其題詩，鈐「和仲」「王煦之印」，題詩諸家中還有一位王熙，字明伯，當為王煦之兄。黃惇認為，文彭在上池提供的玉印璞上篆寫，再請王少微摹寫到牙印、石印之上，可能是二方，也可能是三方。但印稿若經匠人摹寫，難免失真，所謂「玉印篆去」，或可理解為文彭篆寫了漢玉印風格的印稿，而非直接在玉印印面之上起稿，這樣，一枚印稿便可以化身若干方印章。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蘇州文人常常擁有多方大同小異的名章，即使用的是同樣的篆稿，只要材料、刻法略有差異，就會炮製出「不同」的印章。

吳門文人篆印非止文彭一例。在一封寫給王榖祥的信中，王寵寫道：「向托休承來說，煩篆‘北海之裔’四字，曾斟酌得否？幸付小僕。」 王寵是吳門書法名家，但他不寫篆書，所以托文嘉請王榖祥為篆稿。據鄭樵《通志·氏族略》，王姓「出於北海、陳留者，則曰舜之後也。其先齊諸田為秦所滅，齊人號為王家，此媯姓之王也」；「北海之裔」符合王寵太原王氏的身份，當是王寵用來提示郡望的印章。此處言篆不言刻，應是讓王榖祥為之起稿。又如，張鳳翼在寫給友人沈懋學的信中談到：「僕偶得漢玉印，其文刓乃平之，仍用漢篆尊字，坐督良工琢成，用以寄遠，庶幾丹誠久而不磨，惟足下存之，幸甚。」沈懋學字君典，萬曆五年（1577）進士，張鳳翼得到一方漢玉印之後，磨去舊刻，為他依漢繆篆法篆寫表字，並當面指揮良工鐫刻。再如，周天球曾為華復誠（無錫華雲第三子）安排一位「原工」（工匠名字中當有一「原」字）刻牙印，在一封信中，他抱怨說雖印章早已托付，但其人多住崑山，未能及時嚴促。儘管未明言篆印者為誰，但為周天球本人的可能極大。【圖3 周天球《與華復誠札》】這些例子都說明，篆與刻在其時常常是由文人與工匠分工合作的。張鳳翼、周天球二札提示的印材是玉與牙，鐫刻需要專門的工具與技藝。但文彭《與上池札》提及印材可用牙，也可用石，可見即使是石章，文人有時也會委託工匠來刻制。

圖3

周天球《與華復誠札》

除了吳門，萬曆時期的徽州也有類似的情形。如吳良止在給方用彬的信中寫道：「今付老樸，容篆刻走上。篆得其半，然刻亦居半也，恐付別刻，難以入用。舍侄數時未曾著筆，今即促之，早已往他遊戲，歸即再促。」明言自己所篆之印必由侄子刊刻，交由他人斷難如意。這與文彭《與上池札》中要求對方央王幼朗刊刻，如出一轍。

在研究文彭《致上池札》時，黃惇已經指出，刻制是工人手段，在當時不受重視，人們更在乎是誰篆的，名家篆寫的印稿被稱為「名筆」。值得注意的是，萬曆以後的職業刊工，有不少亦能篆印。鄒迪光在向友人介紹徽州一地的印工時，常常提及他們諳於文字之學（雖不免誇大其詞）。在寫給陳繼儒的信中，鄒推薦一位新安洪姓印工：「新安洪生工八法，善六篆，得師宜、中郎髓，因於印章能以刀法合字法，備極精妙。世言壽承、雪漁，今言洪生，或亦定論也。」這位洪生，篆印顯然不必專門去邀請文人。此外，周應愿曾提及其家有一些印章為周天球篆，王幼朗刻，但「公謹」（周應愿的字）一印，卻是王幼朗自篆自刻。可知王亦非尋常匠人。事實上，王幼朗的印章在江南一帶頗有名氣，他所刻的私印在當時也是珍貴的禮物。屠隆《與君典》云：「近作數首書便面奉去，孺子不知終可教不？蘇長公真跡一卷，王少微私印二方，輕吹一端，奉寄足下。」屠隆與沈懋學是萬曆五年（1577）同年進士，他一次性贈予沈的禮物，除自己的詩扇、蘇軾真跡卷以外，還有請王幼朗刻的私印二方。

文彭《致上池札》

何創時書法基金會藏

在《敬書家大人自用圖章後》，周亮工曾引用他父親的話說：「吾見文國博所鐫牙章最善，王祿之亦好作黃楊印，則知先輩亦不廢此。」而根據他在《書文國博印章後》的說法，文彭早年所制皆牙印，故不得不請工人為之鐫刻，但自從在南京得四筐燈光凍石之後便不復作牙章，而是自篆自刻了。據記載，元末王冕最早發現花藥石（一稱花乳石）可以刻印，他或許是文人刻石印的第一人。不過，這一新型印材在當時似乎並未立即流行開來。直到明代中期以後，青田、稷下、里羊、求休等地所產的石頭才被好事者礱琢為印材。石質印材的廣泛使用，無疑是印章發展成為文人藝術的物質保證。

但是，石質印材發現之後，牙、銅之類是不是就被迅速取代？黃惇推測文彭《與上池札》作於晚年，如果這一說法準確的話，文彭在信中仍提到了牙質印材。類似的材料還有松江莫秉清記載莫是龍的遺產再傳到他手上時，「止存一硯，銅章數枚而已」。莫是龍的收藏不聞有古代印章，這些銅章很可能是他自己的名印。如果我們統計萬曆間徽州方用彬所集七百封信札中的印章信息，也能得出類似的結論。此時徽州流行的印材，仍以銅、牙居多，玉、石印並不常見。如黃學曾乞方用彬刻印：「不佞尚乏數圖書各色，具別幅，煩公暇中一成之。或用牙，或用銅，俱隨便。然銅宜用高長，勿以鈕為之更妙。」汪徽在一封信中談到自己治玉印：「敢留玉印一方，作足下表德，為足下佩之。」佘祈在信中談到方用彬托他購買青田石，他認為青田隨處可得，不過篆刻常材，必非方氏所需，故讓方氏詳示他要的是何等質色。在其時一般人的觀念中，無論牙、角、玉，還是銅，都是較石頭更為名貴難得的材料，如都穆《致時川親家》有云：「牙圖書璞有便人能惠我否？」王榖祥請文徵明為其亡父、亡姊撰行狀及墓誌，所贈禮物也是「牙印」。【圖4 王榖祥《與文徵明札》】

圖4 

王榖祥《與文徵明札》

02

刻印

在文彭以前，陳淳可能是唯一能執刀刻印的吳門文人。文彭《致胡汝嘉札》提到：「當時陳白陽有‘翠雨堂圖書記’，甚好，惜不曾鈎得，憶在書冊上有之，但倉卒不易檢耳。」「翠雨堂圖書記」是陳淳的自用印，鈐蓋於他所藏宋版《漢書》。文彭對此印甚為欣賞，以不曾鈎摹為憾事。這方印應該出自陳淳的篆寫，不過是否他本人自鐫我們並不清楚。而近期出現的唐寅《致吳爟札》則提供了更直接的證據，信中說：「前書想達道復賢兄，竊欲煩之議鐫印章數棵，煩先道意。」【圖5 唐寅《致吳爟札》】所謂「議鐫印章」，說明他不僅請陳淳篆寫印稿，還需由他刻制這幾方印章。這封信大概寫於正德年間，此時陳淳三十多歲，刻印在文人圈中已經聞名。有趣的是，唐寅請陳淳刻印還要托吳爟居中打招呼，這或許是因為吳爟與陳道復都是刑参的「東莊十友」，交往更為頻繁。

圖5 

唐寅《致吳爟札》

香港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藏

陳道復印鑑

關於文彭刻印，最常被引用的莫過於許榖所撰墓誌銘中的記載：「又喜篆刻印章，即置在漢人中莫辨，此又好古之餘事云。」許明確提到「刻」，但關於文彭刻印的第一手材料至今少見發現與利用。

圖6 

文彭《與王穉登札》

在文彭傳世的信札中，有不少討論刻印的內容，值得引起藝術史研究者的重視。如在一封寫給「玉遮」的信中，文彭述及「名印附納」。【圖6 文彭《與王穉登札》】玉遮山人乃王穉登之號，蓋其早年嘗讀書玉遮山。因交給王穉登的是一方「名印」，而不是印稿，文彭應該包攬了篆寫與刻制兩道工序。這封信寫於文彭守制時期，即1559-1561年之間，早於他任南京國子博士十年。可見周亮工所聽說的文彭在南都發現凍石，爾後自篆自刻的傳聞，不過齊東野語，不得據為事實。文彭年長王穉登接近四十歲，據後者的回憶，文彭為他刻過不少印：「余少有印癖，匣中尚多壽承之作，每一展玩，嘆其絕倫。」在王穉登看來，當日印人「非俗非陋，不徇不拘，惟文壽承一人」。就職南監期間，文彭在寫給王穉登信中，也嘲笑王的來信「只催圖書」不及其餘，但自己最近要參加科場閱卷，刻印之事只得拖延。

圖7 

文彭《與胡汝嘉札1》

圖8 

文彭《與胡汝嘉札2》

另外數封文彭寫給「秋宇」的信，也多次談到為對方治印事。一封說：「圖書先完四枚，請賞鑒以為何如。」【圖7 文彭《與胡汝嘉札1》】這封信寫於嘉靖癸亥（1563）的上巳日，時文彭在北京國子學錄任上，他一口氣為胡汝嘉（秋宇為胡汝嘉之號）刻了四方印，而且看起來只是他先前承諾的一部分。胡是鷹揚衛籍上元人，嘉靖癸丑（1553）進士，任翰林院編修，萬曆間以言忤張居正，出為浙江提刑按察司副使。文、胡熟識時，胡汝嘉正在翰林院。在另一封寫給胡的信中，文彭說：「八字印完上，似略可觀，不識尊意以為何如？其‘房’字之曲，不好固在此，其好處亦在此曲也。」【圖8 文彭《與胡汝嘉札2》】文彭討論了一方八字印中「房」字字形安排的得失，因為是「完上」，所以應該也不止於篆寫。文、胡的交往延續到文彭南京國子博士任上，隆慶庚午（1570）清明，在南京丁憂的胡汝嘉過文彭官舍，觀摩文氏所藏王羲之《平安帖》，並為作跋。跋文之後鈐白文半印「懋禮」，很可能即出自文彭手筆。這一年春天，胡還曾從文彭寓齋攜歸文彭前一年所得《樂毅論》馮承素臨本，諦觀之後作跋歸之。在南都時期，文彭曾為胡汝嘉刻過一方瓢印（即葫蘆印）：「瓢印亦遒，但更稍細，使周回稍空些，乃稱耳。」在這封信中，文彭聲稱所刻印章雖稱遒勁，但筆畫太粗，需要修細，他答應「圖書修完奉納」【圖9 文彭《與胡汝嘉札3》】。數日之後，他又有一信給胡氏：「瓢印大不愜意，須用重作，前日已略為改正，尚未停當，出月初當為公料理，不誤。」【圖10 文彭《與胡汝嘉札4》】「重作」意味著重刻，雖然經過修正，印章仍不如意，故文彭決定重起爐灶。

圖9 

文彭《與胡汝嘉札3》

圖10 

文彭《與胡汝嘉札4》

除了以上確知收信人的幾封書札，文彭在其他書信中也談到印章的酬應。《三希堂法帖》收文彭與「華麓」一札，提及「圖書、小楷，旦晚謹上，不久負也」；在信末的「附告」中，文彭還寫道：「圖書既云攬之者眾，何幸見及區區，足見作成之意。」很可能此人還為文彭作刻印的中介。文彭稱華麓為舅，但此人身份極難判斷，有可能是其繼妻楊氏的兄弟。信中說到其人寓居寶林，寶林寺在蘇州城的西北隅，可見活動在蘇州一帶。又「官雖已升」云云，知作於隆慶三年（1569）以後，亦晚年手筆。從「旦晚謹上」看，文彭刻印根本無需假他人之手。另一封不具上款的書札提到包括刻印在內的各種雅債：「連日多事，有逋尊委，罪罪。茲謹完上扇四柄，冊頁一本，圖刻六方。乞檢入，萬萬。彭再頓首。」【圖11 文彭《與人札》】這四把扇面、一本冊頁、六枚印章，都是對方所訂制，文彭用「圖刻」指稱印章，無疑包含了篆寫與刻制在內。

圖11 

文彭《與人札》

在傳世的書札中，也有王榖祥刻印的線索。王榖祥號酉室，長洲人，嘉靖四年（1525）舉人，八年（1529）成進士，官至吏部員外郎。他是許初的姨侄，王寵的門生，致仕後亦從游於文徵明。在寫給「毅如年兄」的信中，王聲稱：「圖書以連日無興，不曾刻，行當辦內。」徑稱印「不曾刻」，知必出己手。上款稱「年兄」，說明此時他至少已經中舉，也就是1525年以後。又，王寵《與酉室札》云：「適僕柬乞二印，不蒙見報，不知曾刻否？抑先完一枚否？或刻幾字未完否？及不曾刻否？的在何日何時見賜？示下幸甚。寵頓首酉室大人先生。」【圖12 王守《與王榖祥札》】細察信札的筆跡，署款「寵」字當為「守」字改補，其上所鈐白文「王履吉印」亦為後加。從書風判斷，此札實出王守之手。王守、王寵兄弟書風接近，唯王守名不及弟，改款當為收藏者所為。從風格看，這件手札當書於嘉靖丙戌（1526）之前，此時王守尚未出仕。他請王榖祥刻兩方印，迄未得到準確答復，故一連用了五個問句，語氣上顯得有些不耐煩。李日華曾在日記中記錄柴季同《古印史》後載王榖祥嘉靖己未（1559）夏四月題語，自稱「少嘗從事於斯，今眊昏不能進於是矣」，如果這些印章都由二十出頭的王榖祥一手完成的，那麼王氏喜歡的黃楊木印材，可能也不一定委之專門的刊工。

圖12

王守《與王榖祥札》

前文已經談到，雖然石質印材在萬曆以後已經漸漸流行，但牙、玉、銅等堅質印材並未迅速被替代。同樣，文人既能就石運刀，印工漸漸失去了合作者的地位，但他們並未迅速消失於晚明印壇。在鄒迪光看來，「世呼為印章者，能刀不能筆，能筆不能刀」，既能搦管，又能雕鏤，兼至並擅的人在當日並不多得。印人既有雕鐫的手藝，若不斷增進文字與書法的能力，仍有機會游食四方。

曾得文彭親炙的何震、蘇宣，大概是新安印人中最為成功的，何震甚至因「刻印忙」被姚旅列入萬曆三十年（1602）的「金陵十忙人」之一。他們究心文字之學，與文人交往稠疊，文人為他們撰寫了大量的題冊、傳記、贈行詩文，他們也因此獲得了從印工向印人的身份轉變。鄒迪光大概是為新安印工寫推薦信最多的江南文人，在他的《石語齋集》與《調象庵稿》所收書札中，有不少是此類性質的。得到他舉薦的印人有王靈運、朱簡、鮑伯英、洪生（名字不詳）等。除了稱贊他們「運刀若神」，鄒也會特別強調他們「擅詩詞」、「工八法」、「精字學」，可見在文人篆刻崛起之後，印工若在文字、書法、詩詞上沒有足夠的修養，必無力與之抗衡。鄒迪光還有意識地將這些印工與吳門文人篆刻名家相提並論，如《鮑伯英印章小引》云：「能為印章，蝌蚪籀篆，博通研索，所為刀法大得壽承、祿之諸人意。」《與袁金華》亦云：「新安洪生精心篆籀，所為印章在昔壽承諸人上。」有了這樣的吹薦，這些印人便有機會服務於地方官府與軍隊，挾一技以博糊口之資。

結語

從前文的舉證中，我們對於文彭篆印與刻印的史實有了更為清晰的認知。我們既看到他與印工的合作分工，也看到他自篆自刻。至遲在1560年代初，文彭就有了包攬篆、刻兩道工序的情形，比《印人傳》中所說的就職南都時期的記載要早十年。而與文彭齊名的吳門篆刻家陳道復、王榖祥，其自篆自刻的時間可能更早到1520年代。

雖說周亮工將發現凍石、能刻印的功勞記在文彭身上並不可信，但自從石質印章成為主要的印材之後，文人逐漸擺脫印工，卻是不爭的事實。從此，原本只篆印的文人開始拿起了刻刀，而那些習於鐫刻的印工，則開始學習文字與書法。他們一道構成了明中後期的印人群體。吳鵬曾經討論篆刻史上「印工」向「印人」的轉變，指出明代中後期是重要的階段之一；他認為在這獨特的身份轉換過程中，文人及其藝術的主動或被動參與是極為重要的因素。他的看法大致準確，但就身份而言，印人並非由印工轉變而來，而是文人與印工二者的融合，儘管在這一融合中，文人的主導作用不容置疑，即使是印工最拿手的刀法，最終亦由文人來確定其優劣雅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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