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校来了一位男学生 | 费孝通110年诞辰

导语

今天（11月2日）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是20世纪中国享有国际声誉的卓越学者，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费孝通”这个名字和它所代表学术思想、人文精神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依然在被我们反复叙述和书写，显示了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和生命活力。

费孝通第十三次到访开弦弓村（1987年）

本文节选自学者谢志浩2017年3月25日于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所作演讲，原标题为《费孝通的乡愁》。

女校来了一位男生

费孝通这个人，喜欢中文系，社会工作并不是他第一志愿，只是后来机缘巧合学习了社会学，也是一种阴差阳错，具有跨界的风格。

费孝通出生在书香门第，是一位读书种子，小时候，就爱写文章给当时的《少年杂志》投稿。他的中国梦，就是要当作家，入中国作协，成为“一级作家”，结果是，最后，理想也破灭了，也没成。

费孝通在他散文集的序里就说：“人生真妙啊”！因为，他在钱钟书之前，早就认识杨绛。由于费孝通，小的时候，身体弱，他妈妈让他在女校上学，女校里除了打更的、看门的老爷子、体育老师是男的之外，上上下下，从校长到老师，都是女的。费孝通来了，也算是一大新闻：女校来了一位男生。

他妈妈说，弄到女校，这样就不会有人欺负孩子。结果第一天就回去了，一脸不高兴：“妈，谁说没人欺负我！”

“宝儿，怎么了！女生也欺负你吗？”

“她们给我起外号，说我一个男生在她们女校好意思吗？她们都叫我'小废物'！”

他就问他娘：我为什么姓“费”啊？他妈妈是杨老太太，“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是嫁给你爹之后才姓'费'。”

后来，费老自述，就写到有一本书，梳理中国的《生育制度》。其实，初心就是因为，太想知道家族为什么会姓“费”，我家要是不姓“费”，姓“宝”那该多好——“变费为宝”，这样，大家再也不用给我起外号，叫我“小废物”了。话说回来，这外号就是费孝通的同班同学——钱钟书的夫人——杨绛的姊妹给起的。

费孝通和杨绛，这一辈子有殊胜的因缘，甚至钱钟书先生去世以后，还到杨绛家里去。爱一个人能一辈子，惦记这个人，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但是，杨绛觉得挺痛苦，我跟老钱在一块，心里根本没有费孝通的位置。没想到，就因为小时候给你起外号，到现在都记得我呢？！这不是仇，是爱。费孝通有梦中情人的话，一辈子，追求而不得，就是杨绛，所以，人生憾事就特别多。

这个专业能解决你为什么姓费的问题

费孝通1930年，来到了湖光塔影的未名湖，当时，燕京大学各个系的系主任，比方说景芳老师，在那里值班——招生纳新。同学们对哪个专业感兴趣，可以去找系主任问一问、聊一聊。不知道怎么回事，阴差阳错，费孝通停在社会学系的摊位，遇到了特别亲切、平易近人的社会学系主任——杨开道先生。杨开道先生问费孝通：想学什么专业啊？费孝通就问老爷子，社会学这个专业能解决什么问题？老爷子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会相面似的，就问他：“同学，贵姓？”“姓费。”杨先生随口答道：“这个专业就能解决你为什么姓费的问题。”这也是一殊胜因缘，“为什么姓费”，一直困扰着费孝通，既然这个专业能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费孝通就进入了社会学系。

费孝通

恰逢此时，恩师吴文藻先生从美国回来，那个老先生是1901年出生，吴文藻的夫人是谢婉莹，也就是著名作家冰心。吴先生有四个弟子：一个是费孝通，一个林耀华，一个瞿同祖，还有一个是后来到美国去的黄迪。这几个人均出生于1910年，那一年“属狗”，冰心戏称他们“吴门四犬”。“吴门四犬”后来都很有出息，吴文藻先生就这四个弟子最有出息。

“别看整天跟在你师傅后面，就以为师傅有多牛，在家我才是领导。”冰心很厉害，包括林徽因也是。那时候搞女权运动，冰心是燕京大学首屈一指的女教授。当时，毕业的时候竞争非常激烈，燕京大学是外国传教士办的学校，“吴门四犬”想方设法要到美国留学。中国社会学，与美国社会学有着传承关系，特别是那时候芝加哥学派如日中天，到美国学社会学就会特别省劲。芝加哥学派是现代社会学一个大的分支，这个学派有一个记者叫派克，对社会现实问题有长期的观察与跟踪。

社会学中国化

当时来到中国的很多老师都是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或者说，几乎所有的社会学教材，都是英文。

用英文来讲，很多就说不通，国外就有人把孟子叫做“孟修斯”，中国有学者翻译，外语水平特别高，就是不知道“孟修斯”是谁，没有印象，就翻译成：中国有位古代的大哲，孟修斯说：“吾养吾浩然之气。”包括中国近代，也有这种情况：有人就把蒋介石叫做“蒋盖斯”，出口转内销，有人从外文直接翻译成“蒋凯申”，闹出不少笑话。

当时还有一个“格义”，就是说，燕京大学的城市社会学，不管是外国老师还是中国老师，讲的是芝加哥的犯罪问题、芝加哥的乞讨问题、芝加哥的黑人问题。中国学生在北平燕京大学上课，听不到中国的例子。因为，中国的例子还没有翻译成英文。这种情形，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学术殖民地的心理。

吴文藻先生来了之后，感同身受，就提出社会学的中国化。怎么办，就带学生到北平的监狱里去，到北京八大胡同去，在北平研究社会问题，不就应该去看看天桥吗？不应该看看北平的监狱吗？这就是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

左起费孝通，孟吟，潘光旦，吴文藻

吴文藻先生待见费孝通，但，费孝通燕京大学毕业，吴文藻先生不让他到美国去，让他到清华读研究生，费孝通个人是不情愿的。因为，清华刚刚有研究生，由中学办成大学的时间也不长，学术美誉度还不高，相当于“地方粮票”。但是，清华大学社会学有一个老外，俄国人Shirokogorov（史禄国），是国际著名的体质人类学家。Shirokogorov在俄国成分比较高，十月革命的时候被列宁给收拾了，所以就来中国避难。在清华教书期间，就带了费孝通这一个研究生。表面上孤僻冷漠的Shirokogorov，对学生有高度负责的热忱。他为费孝通制定了六年的训练计划：前两年体质人类学，中间两年学语言学，最后两年学社会人类学。

Shirokogorov还专门为费孝通借了一间实验室，实验室两把钥匙一人一把，业余时间费孝通就到这里，研究人体的206块骨头。考试形式，就从这206块骨头里，随便挑一块包起来，说对是哪一块就算过关。

108天的婚姻

有时候，费孝通还会带女朋友到实验室，女朋友是河北女生王同惠。费孝通结识女生的方式和别人都不太一样，费孝通认识女生，好像每次都是女生讽刺他，给他起外号。他和王同惠是在燕京大学的辩论会上结识，彼此是对方辩友，最后谁也没辩论过谁。后来，王同惠就给费孝通看书，一来二去，还夹小纸条就结识了。他们两个是中国人类学史上第一对学术夫妻档。1935年正逢Shirokogorov的休假期，也许他的处境又有变化，他决定欧洲休假之后不再回清华任教，因此他为费孝通作出了新的安排——1935年暑假，到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一年少数民族体质调查，作为最后的毕业论文。当时中国的工业十分落后，老师就从美国弄来两双大皮靴（南方蚊虫叮咬很严重）让他和王同惠一起去。

费孝通与王同惠

当时，王同惠大学还没毕业，最后，跟吴文藻先生一说，决定给王同惠保留学籍，而且，调研期间保证学分，由于俩人没有合法身份证明，在老师的促成下，两人完成了婚礼。费孝通、王同惠结婚，是北平学术界一件盛大的事情，让人想起来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当时北平社会学界，对他们有一个盛大的送行。他俩出发后，每天都写一个旅行日记，在广西得到了“李白”——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支持。

费孝通、王同惠，到广西之后，就到了洪秀全搞农民起义的地方——金秀瑶族自治县进行体质测量。费孝通一生中至少六上大瑶山，这是人生第一次，可以说费孝通与大瑶山有深厚的渊源。那时候广西的生态特别好，还有很多土著设计的老虎陷阱。没想到，俩人结婚108天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年的12月16号，当地人挑着他俩的东西上山如履平地，渐渐相差出也就十来米的距离，没有向导的指引，费孝通不小心，就掉进了老虎陷阱被石块竹条困住，王同惠力气有限，救不起来，决定出去向当地人求助。费孝通挣扎出来，在下山途中得救，但是，天色渐晚，没有找到王同惠。后来发动当地居民全面搜救，最后在山涧边上发现了王同惠的尸首，四周悬崖峭壁视线又不好，推测应该是下山求救的时候，一脚踩空掉下了山涧。

后来，当地人抬着受伤的费孝通，费孝通扶着王同惠的棺材，到了广西梧州，王同惠葬在了梧州。这是中国百年人类学史上最悲壮的一出，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是很出名的一个事件。

附墓志铭：“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同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瑶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误陷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负伤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萦回梦祈，尤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遍搜七日，获见于滑冲。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袛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费孝通立。”

留学英国

1936年到1938年，在吴文藻先生推荐下，费孝通到英国读研究生，那个学校现在叫伦敦大学。马林诺夫斯基是波兰人，特别能感知社会生态，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进行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吴文藻先生作为一位良师，让人特别感慨：他的学生到哪个国家哪所学校学习，跟随哪位先生，吴文藻先生有着通盘的考量和细致的安排。吴文藻先生与马林诺夫斯基，有着学术往来，提前跟马林诺夫斯基“打好招呼”——这是我的弟子，一定要对他严格要求。

马林诺夫斯基老先生，身体弱，怕感冒，所有的门窗都不许开，大家到齐之后，老先生点上烟斗，开始喷云吐雾。后来，费孝通有特别精妙的回忆，意思是说，我之所以有点出息，都是马林诺夫斯基用烟斗熏出来的，这就叫“熏陶”。

1938年，费孝通根据其在开弦弓村的调查，写出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叫《中国农民的生活》，该书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

费孝通，怎么就能想到要去洪秀全起义附近，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那个地方进行人类学的体质测量呢？这时候的费孝通，大概满脑子都是“洋教条”，出“田野”就必须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试想，王同惠没有壮烈牺牲，那么，费孝通、王同惠在广西地方当局的支持之下，获得大量第一手的瑶族体质人类学的资料，依照恩师吴文藻先生的安排，费孝通携带这些资料负笈英伦，依托这些资料撰写博士论文，在马林诺夫斯基先生九死一生、呕心沥血撰写的经典著作面前，费孝通对瑶族进行的体质测量，意义就会大大降低。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研究自己的社群，土生土长、不具有陌生感的人，这更是一个绝活。在熟人社会中，看出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格局和生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观察乡里乡亲，没有背包客、驴友的新鲜感，已经对周围很多东西习以为常不以为然，这些家长里短的“帮大哥”，张家长李家短，有意义吗？费孝通，也没有意识到乡土中国的意义。最初，把金秀瑶族自治县的体质测量，想作为博士论文，马林诺夫斯基，听后摇头，否决了费孝通的意向。费孝通急了，这可怎么好，左思右想，无奈之际，想到了在开弦弓村养伤时，看到的情形，马林诺夫斯基先生点头同意。

在马林诺夫斯基先生鼓励下，费孝通把他看到的开弦弓村说了，而且非常有意义，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类学史上的“第一锄”，就是——《江村经济》。后来他自己也有一个记述，最早的《江村经济》是对中国社会的静态观察，他认为这是一个社区的研究，也可以说是静态的描述，这种描述约等于历史学的工作。

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是1938年费先生回来以后完成的。1938年，大家知道，抗战已经打起来了，他和钱钟书，不约而同，都是1938年回来的，回来之后，钱钟书直接去了西南联大，是清华聘的。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清华了，北大、清华、南开，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一站在长沙，第二站在昆明。费孝通去了云南大学，云南大学的校长也是清华的一个系主任，华罗庚的伯乐——熊庆来先生，也是一位大数学家，云南人。

费孝通

1945年，费孝通被清华聘为教授，开设《乡村社会学》课程。云南有许多古老的部落，没有商品的概念，有的人甚至不会数数，直到现在，也还有人不会数数，因为，没有这个概念。《乡土中国》开篇就讲——乡土本色，接着就是——文字下乡。费孝通为什么说文字下不了乡，弄个法律法条，行不行？费孝通甚至说了非常极端的话，如果只是把法律法庭弄到乡里去，有可能导致传统的“礼”也没了，现代的“法”也建立不起来，所以，“法庭”对传统礼仪的崩溃，有巨大的破坏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差序格局”。“差序格局”一词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旨在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涟漪一般，由中心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费孝通先生使用结构功能学派的方法，解剖中国传统社会，这是社会学通用的一个方法。在费先生之前，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就曾用“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两个概念，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费先生为更准确地区分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提出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概念，其中“差序格局”，可谓是费先生的独创，并被国际社会学界所接受。

关于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区别，他打了个比方：西方社会以个人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是一捆柴，几根成一把，几把成一扎，几扎成一捆，条理清楚，成团体状态；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大家千万不要轻看了这个比喻，正是通过这个比喻说明了“差序格局”的概念。

扔一颗小石子，波纹一圈圈荡开，小石子最中心的位置，代表至亲的人，越往外关系越疏远，往后是各种表亲，但是，中国人的表亲又特别有意思，就是“一表三千里”。这样，乡土中国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小的部落，那为什么中国能成为一个大的命运共同体，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有更大的东西在，就是差序格局之上还有一个格局，但是，费孝通先生认为另外一个格局和差序格局相对立，相应的格局应该是西方的团体格局。按照梁漱溟先生说的就是“西方是集团本位，中国是家族伦理式本位”。“伦理本位”为什么不是一个集团？我认为我们这个伦理本位，比集团还集团，因为这种模式下很多事都可以变成家事。家族伦理，可以承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编辑 | 李牧谣

主编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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