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这是堡仔为你推荐的第 N+1 本书 苏轼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诗指出当局者眼光的局限性。关于这一点,张爱玲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一文中就谈得更详细了: 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味的事。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打牌底下打点料酒…… 陌生化的眼光可能是新奇有趣的、灵光一现的,也可能是误读的、莽撞的、恼人的……一方面勾勒出别样的国土形象,另一方面映射出独特的作者印象。那么接下来的几天,堡仔就带你透过异国人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 书目预览 中国漫行记:清末西南及蒙古之行印象(1911) 伊丽莎白·K·肯德尔生前是马萨诸塞州威尔斯利学院的历史学教授。伊丽莎白·肯德尔女士踏上中国西部旅程的因由,从根本而言在于其对新奇特异、与自身背景截然不同的风土人情的兴趣。“凡曾前往世外之地,感受捕捉异域异族印象之愉悦的旅者,从此便不再自由,他必然日夜受到感召,希冀再度上路求索。”她也老实承认自己“并非刻意追寻任何知识,而仅仅想收获对中国及其人民的印象”。旅途之中,她得以跋涉逶迤蜿蜒的山川溪谷、穿越宽广美丽的平原沃野、置身繁华喧闹的城镇市井、露宿广袤无垠的蒙古大漠。因此,书中既有对风景和民俗的描绘,也有对时局和政务的评论,还有对人性和宗教的比对。至于刚好在辛亥革命爆发数月前成行,沿途目睹新旧时代间之冲击、转换、并存、融合等种种景象,既是作者心之所愿,也属偶然所得,为其回忆再添一笔。(来自译者) 穿过蒙古大草原(1918) 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Roy Chapman Andrews,1884-1960),美国探险家、博物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哺乳动物学硕士,曾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他的足迹遍及亚洲,以20世纪初对中国、蒙古等地的科考探险而知名,多次面临生死关头,但也从中得到许多重要发现,包括首次发现了恐龙蛋化石。 作家Douglas Preston(他曾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对其评价:安德鲁斯简直就是电影里印第安那·琼斯的原型,总是能够高超地展现自我,他对自己有一个完美的形象设定,并毫无偏差地生活其中——他的盔甲上找不到半点污痕。安德鲁是一位著名的探险家,一名追寻恐龙、训练有素的猎人,他严守盎格鲁-撒克逊美德,与蒙古强盗抗衡,是他,让“外蒙古”成为偏僻远方的代名词。 为了获取亚洲哺乳动物的样本,罗伊和妻子开始了在蒙古及中国西北长达一年的探险经历。书中作者写到了草原上的羚羊和狼群,库伦(今天的乌兰巴托)的寺庙祭奠仪式(今天已经消失不见),还有草原上的骑马经历和森林中的打猎故事。 毛姆看中国(1919) 毛姆说:“我时常腻烦自己,觉得借助旅行可以丰富自我,让自己略有改观。我旅行一趟,回来的时候不会依然故我。”他的一生有过不少说走就走的旅行,去过泰国、缅甸、印度、日本等诸多国家,所见所闻构成了毛姆作品中的东方素材。 1919年,毛姆游历中国,自海港华都到内陆乡镇,顺黄河而下或跋涉山间,途中信手写就的这些文字,与其说是游记,不如说是中国背景下的浮生录。借着英国小说家的视角走近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那是当时的另一番景象,所得的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1921) 1921年的春天,芥川龙之介来到了中国。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过度。中国的古典诗词小说早已烂熟于心,他甚至模仿《聊斋志异》等志怪笔记,搜集整理了一部日本志怪《椒图志异》;可受过新式教育后,本来的文化之旅变成了满腹牢骚,想象的古典之美在惨淡的现实中轰然崩塌,傲慢与鄙夷之情溢满弊端。此时的芥川就像他笔下的皮埃尔·罗蒂,那种对所谓落后异文化的讽刺俯拾即是,这一点颇值得玩味。洛蒂自然咸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然而芥川却有其自身的分裂:他既接受了西方文明,却又不满于西方人的自大及其蔑视日本人的态度,甚至“燃起了比水户浪士还多十倍的攘夷精神”;此外,她自幼深受汉文化熏陶,在中国旅行便时不时掉入古典小说的幻想场景中,可好景不长,很快他又被拉回现实,尖酸的话语鲜活刻画出彼时的芥川。(来自译者陆沉)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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