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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梳理了“供给侧”经济学派的发展中已呈现出的两轮“否定之否定”规律：第一轮“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为：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第二轮“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为：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在此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本文论述对“供给侧”学派的评价、相关的学理启示及展望。评价方面主要包括两大内容：第一，对“萨伊定律”的评价。包括从历史视角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西斯蒙第对自由放任价值观的批评，马尔萨斯需求管理思想与其的分歧，凯恩斯对其的条件性否定，及马克思基于“劳动产品价值量”、“三位一体”公式和唯物史观引出的对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评。第二，对“供给学派”的评价。通过总结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及重审该学派内部的分歧，总结学界对其的批评和该学派在理论联系实践中的得失。接着，在阐述“供给侧”学派两轮“否定之否定”所给出的启示后，我们阐述“供给侧”学派的展望，是推出从对立走向融合的、根植于中国实践对“理性供给管理”诉求的“新供给经济学”，认为这恰是从发展逻辑上构成“供给侧”学派的理性回归，并论述了其“求真务实”的特征、“否定”的方式以及赋予“复辟”浪潮的新思想，并引伸出支持改革的思路与建设性的政策主张。 关键词：供给侧、供给学派、新供给经济学 （小编：鉴于微信编发文字限制，本篇为全文上半部分）三、 对于“供给侧”学派的评价对如上所述的“供给侧”学派两轮“否定之否定”发展，探析其可以给予的启示、进而以反思启迪展望，必须建立在对“供给侧”学派发展的两大阶段——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作理性评价认识的基础之上。 对于“萨伊定律”，可从逐一考察马尔萨斯、马克思和凯恩斯对其作出的批评，并结合李嘉图、穆勒、琼·罗宾逊和约翰·伊特韦尔对其的继承和发扬作出论述；而对于“供给学派”，鉴于其处于20世纪70年代与货币主义等其他学派共同质疑凯恩斯主义的“学说混战”时期，且最终落到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产生一定影响，因而需同时将其实践得失作为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基于上述两轮“否定之否定”的考察，我们发现在对“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作出综述时，也呈现了明显的时代特征，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对“供给学派”的评价大都从支持和追随的角度发声，而步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对其的评价又多以质疑和批判角度为主，带有较为明显的浪潮起伏变易色彩。我们则试图将对其的评价摆脱“浪潮性”，力求提取对供给学派的理性认识。 1. 历史视角：重要的影响 19世纪初，萨伊在著作《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财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论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认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尽管在书中并没有所谓“萨伊定律”或类似的定律性质的短语出现，但是经过李嘉图和穆勒的发展和总结，“萨伊定律”最终得以广为流传并对整个经济学思想史尤其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虽然在历史上对“萨伊定律”给予否定之说不绝于耳，但是凯恩斯在持批评态度时仍然作了这样的表述：“从萨伊及李嘉图以来，经典学派都说：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这种学说不再以如此简陋形式，在今日出现。不过它还是整个经典学派理论之骨干；没有它，整个经典学派理论就要崩溃”。“在凯恩斯提出其宏观经济理论之前，主要的经济思想家所追随的，至少在经济繁荣时期，都是古典的经济学观点。……他们的分析都是围绕萨伊的市场定律（Say’s Law of Markets）展开的。”作为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保罗·萨缪尔森也对“萨伊定律”在整个经济学思想史中的奠基作用给予充分肯定。由此可见，“萨伊定律”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历史角度看，“萨伊定律”提出的意义主要有三：第一，“萨伊定律”为早期经济学家对工业革命中的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国际贸易的分析以及对商业周期的认识奠定了理论基础。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均对萨伊的经济学认知给予了肯定与发扬。第二，“萨伊定律”开创了“供给侧”学派的先河。（这一观点在西方经济学严苛的学派和主义划分下其实一直没有得以体现。从保罗·萨缪尔森对“供给学派”评价时只字未提“萨伊定律”来看，尽管“供给学派”的部分代表人物打着复活“萨伊定律”的旗号，但是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此说法并不认同，或至少没有达成共识。）我们坚持认为“萨伊定律”确实开创了“供给侧”学派的先河，主要是由于：一方面，“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确实与“萨伊定律”的观察视角和逻辑起点一致；另一方面，迄今为止，对“萨伊定律”的研究与剖析从未停止，尽管对其提炼出的认知看上去见仁见智，但是其启发性所引伸出的理论和实践应用一直走在历史发展的道路上，并接受着历史的动态评价。张五常在谈及“供给侧”学派时曾明确表示，“究竟谁是供给学派的开山鼻祖呢？我认为是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此君一八零三年提出足以历久传世的萨伊定律（Say’s Law）。这定律说：供应创造自己的需求。不是浅学问，因为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我有一位朋友为之写了一整本书……”并戏称自己无意中“创立了萨伊定律的最浅版本”。第三，“萨伊定律”开启了欧洲古典自由主义的时代。亚当·斯密于英国地区开启了经济学时代，而萨伊则受其影响成为在欧洲大陆上传播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第一人。 2. 批评之一：西斯蒙第对自由放任价值观的批评 西斯蒙第不仅对“萨伊定律”进行批评，而且更为主要地是对亚当·斯密开辟的古典自由主义进行批评。他认为，萨伊曾阐述的“干涉本身就是坏事，纵使有其利益”以及“萨伊定律”本身，都是对于政府干预经济进行排斥的论证，而这种关于国家财富顺其自然的价值观，是西斯蒙第批评的靶心。他认为“个人利益乃是一种强取的利益，个人利益常常促使它追求违反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归根到底可以说是违反全人类的利益”，而自由放任的竞争会导致最终财富极度不公的恶果。 3. 批评之二：马尔萨斯的需求管理思想 与萨伊一派尤其是李嘉图对其的发展不同，马尔萨斯将需求管理思想引入政治经济学体系，而在当时的主流逻辑下，其思想基于对需求和供给的明确划分，这种划分恰是马尔萨斯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的重要桥梁。“……一切交换价值取决于以这一商品易取那一商品的力量和愿望。由于采用了共同的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用通常言语来说，社会就分成了买主和卖主两个方面。可以给需求下的一个定义是，购买的力量和愿望的结合；而供给的定义是，商品的生产和卖出商品的意向的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以货币计的相对价值，或其价格，就决定于对商品的相对需求和供给两者的对比关系。这个规律似乎具有充分普遍性，大概在价格变动的每一个实例中，都可以从以前影响供求情况变动的原因中找到线索。”基于需求和供给变动决定价格变动的思想，马尔萨斯继续对供需双方进行深入分析，尽管其认为供给和需求是一对对立概念，但是他最终认为需求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方面。马尔萨斯的需求管理思想中，将需求划分为需求程度和需求强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效需求”概念，认为当供给与需求相等时所对应的需求就是有效需求。以有效需求为核心，马尔萨斯认为在需求为有效需求时，市场上商品的价格可以由生产的费用来决定；而在需求不等于有效需求时，市场上商品的价格由供求关系来决定。据此需求原理，马尔萨斯提出需求管理思想，认为“……对于决定于分配的产品价值的增加，最有利的因素是：（1）地产的分割；（2）国内和国外贸易；（3）使社会中占适当比例的一部分人从事私人服务，或者可能以其他方式提出对物质产品的需求，而不直接参与产品的供给。……”这种以需求为核心的思想实际上构成对萨伊一派注重供给思想的批评，更为重要的是，关联于马尔萨斯需求管理思想，凯恩斯后来举世瞩目地倡导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革命。 4. 批评之三：凯恩斯的条件性否定 “凯恩斯革命”后，对“萨伊定律”作了几近全盘的否定，从不隐讳声称自己师承马尔萨斯的凯恩斯，将马尔萨斯经济学理论奉为圭皋，认为“……以往传统经济学中所谓的均衡，是建立在供给本身创造需求这一错误理论基础上的充分就业均衡。这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通常情况下则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与此同时，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否定中也有所保留。对此的理解，在中文版《通论》译者导读中，高鸿业教授特别指出：“从表面上看来，本书的基本内容似乎否定了萨依定律，然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如此，而仅仅给萨依定律加上一个条件，即：只要执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使投资等于充分就业下的储蓄，萨依定律是可以成立的。”对此的认识有助于全面、辩证地理解“供给侧”学派历史上所受到的第一次否定。 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萨缪尔森在评价“萨伊定律”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萨伊定律没有能够将货币经济与物物交换经济区别开来，从而导致了失败。他的论述是，“那么萨伊定律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它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之上：货币经济与物物交换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工人有能力购买工厂所能生产的任何产品）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而这种理论基础决定着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不会出现持久的生产过剩，因灵活的价格总能够将实际总支出量与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匹配。 5. 批评之四：马克思关于“庸俗经济学”批评的考证与认识 （1）基于“劳动产品价值量”的批评涉及萨伊 考察马克思作出的关于“庸俗经济学”的评价及批判，首先有必要对“庸俗经济学”概念作一考证。尽管有观点认为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依时间先后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二阶段为庸俗政治经济学，但是这种区分其实也有可商榷之处，马克思的批判对象实质上覆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进而在批判后冠之以“庸俗经济学”的名号。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版）中正式提出“庸俗经济学”的说法，考证原文，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是在对劳动产品价值量分析的脚注中，“李嘉图对价值量的分析并不充分，——但已是最好的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这样，他就陷入庸俗经济学的平庸浅薄之中。庸俗经济学先假设一种商品（在这里是指劳动）的价值，然后再用这种价值去决定其他商品的价值。而李嘉图却把德斯杜特的话读作：劳动（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既表现为使用价值，也表现为交换价值。不过他自己也不善于区别具有二重表现的劳动的二重性质，以致在关于《价值和财富，它们的不同性质》这整整一章中，不得不同让·巴·萨伊这个人的庸俗见解苦苦纠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批评虽由李嘉图而涉及萨伊，但批评的内容与“供给侧”考察无关。 （2）对萨伊“三位一体”公式的批判 而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批判了萨伊“三位一体的公式”，认为“庸俗经济学所作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作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庸俗经济学恰好对应于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各种经济关系显然是荒谬的，完全矛盾的……庸俗经济学丝毫没有想到，被它当作出发点的这个三位一体：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或劳动价格，是三个显然不可能组合在一起的部分。”马克思对三位一体公式逐一进行了批判：“土地—地租”公式中没有价值而有使用价值的土地和拥有交换价值的地租，被设定在一种比例关系上；“资本—利息”公式掩盖了具有的价值与自身价值不相等的性质，应改为“资本—利润”来更好地揭示两者关系；“劳动—工资”这一公式则揭示了资本者认为“他为劳动支付了货币这一深刻见解……免除了理解价值的义务。”显然，马克思在这里的批评也与“供给侧”考察无关。 （3）基于唯物史观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1872年《资本论》（第二版）面世，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再次阐述了对“庸俗经济学”的思考，与正文中有针对性的学术批判有所不同，此次批判实际上是基于唯物史观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这一论述表明，马克思的指向在于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马克思认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我们认为，这里并不能说明马克思明确地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划分为两个阶段，实质上应当解读为：古典政治经济学能够在阶级斗争不那么尖锐的“潜伏态”或掩盖阶级斗争的前提下，保持其一定的科学性，但是阶级斗争尚不尖锐或被掩盖，并不表示其不存在，也就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实质上就具有庸俗性质，而其是否明显表现出庸俗，则取决于阶级斗争是否尖锐与被掩盖的阶段。对于这种庸俗经济学的定论，是马克思源于唯物史观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仅仅是历史上一个过渡发展阶段的认识而来。 总之，马克思以其特有的深刻性和鲜明的阶级立场，确实批评了古典学派与萨伊，但上述批评所指，却均不在于“供给侧”的视角与逻辑起点。 1. 对“供给学派”的认识 按照美国《新闻周刊》20世纪80年代初的总结，“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丁·斯图尔特·费尔德斯坦、阿瑟·拉弗、罗伯特·巴特莱、裘德·万尼斯基、克莱格·罗伯茨、理查德·蔡克豪瑟、罗伯特·霍尔、米切尔·博斯金、保尔·麦克福、罗伯特·门德尔、米切尔·伊文斯、托马斯·萨金特等。此外，当时居于政界的代言人有：80年代的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长戴维·斯托克曼等。这一集学界、政界、新闻界等跨界组合而成的学派，虽然既没有同时代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体系所表现的那般系统化，也不似诸多学派具有相当一段时期的酝酿与发展，但是却实实在在对美国经济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以粗线条梳理，供给学派的主要逻辑和主张包括四大方面。若从细节看，则不难发现供给学派内部始终存在着以拉弗为代表的“主流供给学派”与以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温和供给学派”之间的摩擦与纷争。 （1）“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 如果用一条简要的逻辑线索对供给学派的认识进行概括，可以表述的是：经济增长—增加供给—增强刺激—利用减税—减少干预。沿此线索，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需求管理者认为，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增加就业和产量，从而刺激经济增长。然而，供给学派与之截然不同，认为增加政府支出会抑制储蓄和投资，从而不会增加就业和产量。不仅如此，扩大财政赤字支出还会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多，物价持续上升，最后酿成恶性通货膨胀，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滞涨”危机，根源就是忽视供给而一味强调需求。 第二，增加供给的途径是经济刺激和投资。供给学派认为，增加生产和供给必须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来实现，特别是投资的增加。而投资是储蓄的转化，所以产量的增长间接决定于储蓄量的高低。供给学派把美国同其他主要经济体进行对比，证明凡是储蓄率高的国家，其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发展也相对更快，以此得出结论：储蓄是生产增长的重要因素，并从而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在于储蓄率低，而低储蓄率的结果是由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造成的。还指出，除储蓄之外，决定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家精神。 第三，增加刺激的主要手段是减税。经济增长决定于供给，供给决定于刺激，刺激决定于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包括征税、规章条例、政府支出、货币供给等等。供给学派认为，减税是增加刺激最有效的手段，其刺激经济增长的逻辑是：减税可以让劳动者、储蓄者和投资者尽可能地获得最大报酬和利益，这种收入的结果是除去各种纳税和由于政府立法所造成的成本费用以后的报酬净额。对于减税政策，供给学派更注重税率削减，尤其是对累进税制高税率的削减。他们认为：高税率会严重挫伤劳动热情，缩减个人和企业储蓄能力，而储蓄减少将使利率上升；高利率同时会导致企业生产规模萎缩，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商品供给不足。如果加之扩大需求政策，则势必导致通货膨胀加剧，从而进一步地导致企业对生产高估因而抑制生产、使资本价格提高因而抑制投资。减税则能够刺激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增加储蓄。 第四，增加刺激的外部条件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供给学派特别强调市场机制作用，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一是反对政府的过大社会福利支出，二是反对过多的规章法令，三是反对国家控制货币发行量。 （2）“供给学派”的分歧 供给学派的内部分歧主要源于哈佛大学教授马丁·斯图尔特·费尔德斯坦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阿瑟·拉弗之间的摩擦与纷争。基于此，学界对供给学派分歧的程度曾开展过热烈讨论，有论述称两者是决裂的，甚至未将费尔德斯坦划入供给学派当中，也有论述为两者一脉相承，理论思想并未见实质的区别。参阅国内外资料，尤其是立足于21世纪对20世纪80年代热烈纷争的回顾，我们认为费尔德斯坦无疑是供给学派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但其在一些分支观点上的确与拉弗存在分歧，然而这并不是不同学派性质的决裂，而是在“大同、小异”下的摩擦与纷争。 两者思想中的共性之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都认同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追求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第二，都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特别强调和重视“供给侧”的作用，认为消费过多影响储蓄会削减经济增长的动力，且此原因导致美国经济爆发了“滞胀”危机，认为解决危机的良方是从供给侧着手；第三，都认同减税能够刺激投资增加供给带动经济增长，并对此进行了论证；第四，都采用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并都更加侧重从微观的角度进行分析。 然而，落到指导政策的应用理论方面，两人不同之处不少，并进行了相当激烈的争论。第一，关于支持减税政策的相关理论。拉弗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认为税收收入不一定随税率上升而增加，只有合理的税率才能带来最大的收入。减税是增加供给最主要、最有效的途径，实行大规模减税可以刺激储蓄和投资，从而使生产和税收急剧增加，并开辟新税源，以此减少失业、增加生产、解决通胀问题，从而促使萧条转向繁荣。费尔德斯坦在减税问题的细节上同拉弗有明显分歧，他并不是孤立地考察税收问题，而是将其置于众多影响经济的因素之中。费尔德斯坦甚至公开对拉弗提出批评“早先有这种天真的拉弗曲线理论，认为减税将通过内部作用自行得到弥补，因此没有必要削减预算，现在这一理论已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范围广泛和大体上规划周到的一揽子计划变动，它不仅要降低政府的开支，而且还要削减那些使私人部门的财力物力得不到有效使用的障碍。”第二，对需求管理理论的可应用性的态度。在对需求管理理论的态度方面，拉弗以税收结构为基点，分析了凯恩斯主义对储蓄和投资的歧视，认为美国的税收结构利于消费而不利于投资，应当复活“萨伊定律”，肯定供给的重要地位，并对古典自由主义十分崇尚。而费尔德斯坦则认为，供给学派仅仅有能力使经济脱离低潮，即应对经济危机，却无法控制商业周期。供给过剩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出现衰退和萧条，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仍将发挥重要作用。第三，对于货币政策。拉弗主张恢复金本位制，认为这才是反通货膨胀的根本政策。而费尔德斯坦则不赞成金本位制，认为应当通过减缓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来抑制通货膨胀。 2. 学界对“供给学派”的批评 学界一般认为供给学派没有成形的理论体系，评价大都集中在“减税”这一核心政策主张上，且大都来自媒体评论人，论者甚至将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政府减税政策也一并纳入其中。此外，来自萨缪尔森、克鲁格曼、阿罗等经济学家的评论也比较碎片化，难与19世纪学界的思想交锋相提并论。若将学界对供给学派的批评进行归纳和总结，可知这些批评主要指向三个方面。 第一，减税的作用可以是刺激储蓄和投资，也可以是刺激闲暇和消费，其实际影响并不是确定的。事实上，当时的减税政策刺激美国需求膨胀，外贸逆差逐年扩大，并一方面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导致财政赤字迅速攀升进一步引发国家债务危机，而为了维持公债的有效性不得不维持高利率水平催使外贸进一步恶化，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美元信心危机。第二，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中，特别强调的对税率尤其是边际税率的削减，在实际操作中削弱了税收的累进性，造成主要给富人减税的政策效应，削减政府开支的政策主张则主要削减了社会福利开支，导致出现“劫贫济富”的后果。第三，侧重增加供给的思路导致总需求快速增长，成为通货膨胀率攀升的因素。 简要地说，三方面批评的前两项各有其道理，但主要是“减税”实施中“度”与“结构取向”的权衡问题，并不足以总体否定减税的必要性；第三项则主要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管见，并不能成立。 3. 实践中“供给学派”的得失 虽然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并没有将美国宏观经济推向预期的增长高度，但是仍然不可否认这种政策主张较有效地缓解了美国滞胀问题。在里根上台之前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曾用铁腕顶住压力把名义利率提高到20%以上，力求把通胀压下来。这是典型的需求管理手段。对于滞胀中的“胀”来说，这一招当然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的，但对“滞”的解决却毫无贡献，故在理论圈内难获高度评价。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总统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开头就声明，他的计划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相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里根执政期间，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1981年和1986年)。在美国处于高通胀、高利率的不利形势下，里根经济政策有效地平抑了通胀，并且保持赤字处于可控制的水平。即使在里根卸任总统之后，人们依然看到里根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和国民活力的恢复与提升的影响。从1982年12月起，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经济复苏势头比战后历次经济复苏都强劲有力。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成为战后和平时期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通胀率也由最初上任时的13.5％下降为不到5％。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也由1980年的23％上升到1986年的25.2％。并且，这一时期也成为90年代以硅谷为代表的“新经济”技术革命的孕育期。 但里根的经济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明显的负面影响。与前苏联的军备竞赛和大力推行的减税计划，使得里根执政时期累计财政赤字高达13,382亿美元，比此前的历届美国总统所累积的财政赤字总额还要多。这严重影响了美国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拖累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因素，也表现为给后任者留下了包袱和沉重压力。直至克林顿总统，还在指责里根的政策是“不计后果”。2000年前后，美国供给学派一度表现得近乎“销声匿迹”。 另外，由于1980年以来世界经济出现长期的“大缓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提高，发达国家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节工具的重要性大大降低，特别是很多国家由于社会福利开支过大，进一步挤压了逆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华盛顿共识”及其所鼓励的新自由主义取向在若干年内顺风顺水。然而，新自由主义减少监管干预的主张也过了头，并最终出现全球金融危机。目前，很多政府都意识到应适当调低其目标债务水平，以便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时，政府能够有充足的“财政空间”，以提高具有“自动平衡器”功能和“主动稳定器”效应的财政政策作用。 四、 启示与展望（一）两轮“否定之否定”发展规律给予的启示 在对“供给侧”学派演变与评价作出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其发展中经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的表现，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重要启示： 第一，两轮“否定之否定”体现了“供给侧”的研究努力及其所形成的学派在实践中的曲折探索，及其内在的生命力，沿着“大萧条—滞胀—二战后危机—次贷危机”这一经济危机史的轨迹，历经一次否定，便迎来一次回归。 第二，两轮“否定之否定”还包含了“供给侧”学派的理论思想在与人类社会实践互动中的螺旋式上升，沿着“萨伊定律—供给学派—供给管理”这一发展脉络，可通过对这些理论的深化认识，更充分地把握理论发展的传承与创新，提炼其螺旋式上升最主要的内涵。 从“萨伊定律”到“供给学派”再到“供给管理”，一脉相承的思维逻辑起点是对“供给侧”的认识与重视。然而，“供给侧”学派三个阶段上的发展已呈现出明显的螺旋式上升的特点： 第一，对政策功能的认识。萨伊式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认为供给能够创造相应的需求，不应当对其强加管束；发展到供给学派阶段，这一思想已带有宏观经济学的认知框架，上升为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能够起到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又发展到供给管理阶段，这一思想已带有制度经济学的色彩，上升为宏观调控中应当特别注重运用供给管理的手段来调整经济结构、化解经济危机、优化制度供给、谋求长期发展。 第二，“供给侧”的研究内容。从萨伊到穆勒和李嘉图，古典自由主义对供给侧的研究尚停留在探析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上，研究的思路是围绕劳动、土地和资本三大要素最终归结到关于财富的分析；发展到供给学派时，尽管对供给管理的思路予以高度认同，但是管理内容已经开始步入对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及如何利用减少税收等思路来刺激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继续发展到供给管理阶段，对供给侧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于较为局限的手段研究，而且是发展为更为全面、更有高度的制度安排及转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 第三，诸家思想的融合。供给侧思想成果被“否定”后的回归，已体现在所提升的包容性：尽管里根经济学标榜与过去的需求管理决裂，但是如我们所述，这种在承认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大框架或基本背景下的“决裂”，实际上仍留存19世纪马尔萨斯需求管理思想的脉络与血统，成为一种随时代发展而趋于气度开阔的融合。发展到新千年后的供给管理阶段，这种思想的融合不仅仅停留在究竟是“将供给管理融入需求管理”还是“将需求管理融入供给管理”的思考，而且涉及到管理的机制和手段究竟是停留在传统的理论经济学主流认识中，还是必须更多地回应和融合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特定分类下的创新，以及两种管理的互补。思想的融合，是“供给侧”学派螺旋式上升认识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因此，“供给侧”学派经历两轮“否定之否定”可用来解释的经济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中的螺旋式上升，表明供给学派早已并不是萨伊定律的简单复活，当下我们所讨论的供给管理，也并不应被认为是供给学派的简单复辟。 （二）新供给经济学与“供给创造需求”新解读 沿着“供给侧”学派两轮“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逻辑，21世纪渐具形态的“供给管理”以美国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为例而影响可观，但实际上仍处于刚刚揭开序幕、方兴未艾之阶段。结合其发展给予的启示，特别是结合中国经济学人的已有探索，我们认为，“供给侧”学派未来的展望，应可立足于两轮“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基础，派生出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具有兼容并包与创新色彩的“新供给经济学”。 在近年的经济理论反思中，注重供给管理的新供给经济学，根植于中国经济实践的诉求，同时始终把握“融汇古今、贯通中西”的全球眼光和历史视野，认为“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不可偏废一方，并将所受到的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的启迪与影响，一并纳入理论体系框架的“古今中西”大融合思想，标志着“供给侧”学派沿着两轮“否定之否定”的轨道实现理性回归与认识的螺旋式上升，所对接的是包容性、集大成的思想认识追求与开阔境界。对此，可强调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供给经济学的“求真务实”特征。所谓“求真务实”，即讲求实际、实事求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是与农耕文化有关在较早期便已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但同时亦有“普世”特征，即这种求真务实思路与广泛存在的“问题导向”思维方式内在相关。直接从实践中总结，则这种务实特征的具体表现是：不遇到一定规模的经济危机压力因素，原来相对稳定的理论方向（倾向性主流）不会改变。每当危机到来时，如同实际生活提出问题，争相解决危机（问题）的过程，即是形成经济学新流派的过程。这一过程如同历史上朝代的更替、战争与和平的互换等，是与变化及其压力紧密结合的。经济学派的务实倾向会带来新一轮的头脑风暴、知识碰撞，推动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在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最新一轮供给侧学派的兴起，结缘于经济学理论已取得的基本成果所需要的深入反思。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在一线承担决策责任的领袖人物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稍微清晰一点地对我们作出警示？而经济学家自己的群体里面也有这样具体的看法，即人类社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我们十分需要对经济学基于深刻反省、反思而有所创新和发展。新供给经济学，正是踏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和欧债危机的浪潮而产生的，并根植于中国经济实践，带有十分明显的“求真务实”特征。 第二，新供给经济学“否定”的方式是建设性开阔包容“大融合”。新供给经济学推崇供给管理，为“供给侧”经济学迎来又一轮形似复辟的浪潮，但是其由反思而否定的方式，决非摒弃需求管理，而是讲求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结合并纳入制度经济学成果等的兼收并蓄式的建设性开阔包容大融合。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是不对称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失误——虽然他们各自强调了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共同失误确是不容回避的——就是他们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更为强调的只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存在着忽视供给侧的共同问题。西方代表经济学主流的教科书，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下，还是发展到“经济学”（或称理论经济学）的表述，至今仍然存在着与实践“言行不一”的缺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间，实际上是跳出经济教科书来实行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找不到清楚依据的动作，在运行中间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产生了足以影响全局的决定性作用。 在这一方面应具体指出，新供给经济学强调：第一，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或可说源于萨伊的古典自由主义定律，并在新时代、新经济、新兴市场的背景下被赋予弥补片面注重需求管理之缺陷的新思想。第二，新供给经济学强调正视现实强化针对性，在肯定其理论模型意义的基础上扬弃“完全竞争市场”这样与实践环境大相径庭的假设，注重还原资源配置中“非完全竞争”的真实场景，以此为基础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第三，新供给经济学不认同简单退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放任、减少干预的时代，而认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是强调市场、政府各有所为，并主张考虑第三部门主体与两者的良性互动。第四，新供给经济学在基础理论层面，认为在“新经济”时代，应该以创新意识更为明确地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可以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新供给经济学基于此还特别地引入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念，特别强调对制度供给的认识与重视，认为制度供给问题与供给能力的形成密切相关，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认知体系，打通“物”和“人”这两个都位于供给侧的分析视角，将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纳入紧密相联于制度供给问题的分析体系。这一系列思想观点，落实到中国的实践层面，就是要强调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发力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和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升级。由此可见，新供给经济学在总结美国等发达国家实践操作的基础上提出的理性的“供给管理”，强调的并不是对“供给侧”与“需求侧”选边式的“复辟”，而是在肯定需求管理重要意义和实践贡献的基础上，加入对供给管理的重视与强调，并加入了在制度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对制度供给层面更具系统化特征的思考。回归到“供给侧”学派两轮否定之否定的轨迹上，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理性供给管理对凯恩斯主义复辟实施的新一轮的形式否定，毋宁说其否定的手段是兼收并蓄“大融合”框架下对供给侧理论观点的树立、强调与升华。 第三，新供给经济学赋予“复辟”浪潮的思想内核与创新色彩，是从基础理论到政策主张的贯通。不学原教旨极端学派动辄谈“主义”，也不似供给学派“打天下”树立复辟古典自由主义“萨伊定律”的旗号，新供给经济学立足于以发展的思路和升级的包容性赋予“复辟”浪潮更鲜明的认知凝炼与思想结晶，赋予“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以新的解读。从供给侧角度讲，虽然需求是原生性的，但是供给侧升级换代的演变可以决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大的划分上，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工业革命后走到了蒸汽时代、电器时代、信息时代，这些都是在供给侧由不同的递进的升级换代形式所决定的时代划分，每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都同时伴随着供给侧的创新，而每一次供给侧的创新实际上又都直接提升着人类物质需求的满足度。（详见表1和图3） 表1 供给侧视角的人类社会发展概况
说明：该表格由作者创建；表中资料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基础理论层面，萨伊虽仅仅给出了一个供给侧的视角和论证并不精当的驱动—平衡认识，但却打开、启迪了后续的思想探索空间，供给侧在需求原生性之后的巨大能动性潜力，以及激发这些潜力在调控机制上的极高复杂性、挑战性，足以构成我们追求经济学原理的严谨对称、以及追求经济学发挥“经世济民”功用的激动人心的领域。放眼世界最近一二十年里，以美国硅谷引领新技术革命潮流所引出的在供给侧实现更新换代的实例，如苹果产品和现在互联网概念上包括“互联网金融”这种带有颠覆性特征的供给创新，贯通着实实在在立足于人本主义立场的“用户体验”概念，及“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机制示范。智能手机、互联网金融服务产品等，特别强调的就是“用户体验”。虽然用户需求一直是有的，但是“用户体验”这种不同的、由供给带来的升级换代的感受，显然是在供给端发力的有决定性意义的创新，比如：将过去认为需要有偿使用的产品变成无偿——现在互联网上很多服务的直观形式就是无偿；或是把过去看来非常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如将摄影等专门技术发展为傻瓜相机，再发展为轻便手机的一键式操作。应当说，萨伊“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命题的合理成分，在现实生活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有所印证的。我们当然永远不应否认需求的原生意义，有需求才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和满足需求的活动；我们当然也不是无条件地为一切供给唱赞歌，而是特别推崇有效供给及其伴随的创新驱动，一旦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全球化阶段，特别鲜明的特点就是由供给侧出发实现成功的“颠覆性创新”，那么市场上的回应是非常热烈的，一个产品可能迅速地风靡全球，并且给用户的感受确确实实带来了人本主义视角上常说的幸福感，乃至改变生活的习惯、节奏、格局与时代氛围。对于转轨国家，一旦把这种物的供给形式上的“后发优势”潜力插上制度供给优化人际关系进而加速腾飞的翅膀，“物”与“人”贯通的新供给经济学思维框架及其引出的政策主张，便有可能让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支持特定的超常规发展实践。显然，中国经济学人这方面已作的努力，是在回应时代召唤而把握特定经济体的发展机遇，并且这种努力的学理根基，深植于“否定之否定”轨迹所代表的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演进中对客观规律的不懈探求，进而可以绽放出其表现为改革思路与政策主张的鲜活花朵。 （原文刊载于《全球化》2016年第2期，全文完） 贾 康 介 绍 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和中国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广东商学院、首都经贸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多次受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2013年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院长、秘书长）等交流活动，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和跨界、跨部门学术交流平台。 贾康学术平台 | 版权属贾康先生，转载请注明“贾康学术平台”，感谢关注与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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