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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个人心境广度的不同，在艺术的呈现上，各人的差异就非常明显地呈现了出来。我从永州籍知名花鸟画家刘奇先生的画作中，总是能感受出其一种传统的清逸、流美的艺术格致，一种浩渺的胸怀和超脱的意境的气息。
我与刘奇先生有过两面之缘。己亥夏月，当我应邀与几位文友在位于他家乡的问荷轩小居相聚并感知他的《清风照回塘》、《故人篱下菊，今日几花开》、《故里春山》、《春光无限》等一系列花鸟画作品后，即刻被他的创作意趣与情态，以及其深厚的传统艺术的遵循精神深度感染了。其间，有理论界人士称刘奇先生的花鸟作品是“画者修心养身的一种方式与生命状态的一种自我表达”，对此，我颔首称是，颇有同感。
画家刘奇祖籍在永州祁阳，却成长于湘潭。在永州、湘潭这两个一样有着悠远历史和人文底蕴的地方，刘奇先生深受传统文化浸淫。他在绘事中“将画画作为自我修身的一种方式”，沉浸于对个人心境展现，间或以中国文人惯来喜爱的“墨戏”，做一个忠实于自己创作意趣的花鸟画家。多年以来，随着其绘画技艺的精进和思想体系的不断升华，更多地将笔墨去呈现自己内心的意趣。事实上，因为时代审美对画家创作意趣产生影响和思考，每一个时代的画家都会瞄准并研习当时代最主流的流派。每当一种流派发展到鼎盛之时，就有画家因为自身的创作意趣受时代风格的影响，而力图寻找新的表现方式，从而着力去开创花鸟画新的审美风格以及创作范式。
在刘奇先生创作图式中，他视花鸟画为一种寄情于天地万物的艺术。在他的广阔天地里，他或艺海神游，妙手偶得；或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一笔一画的笔墨经营中，流泻出中国花鸟文化的传承精髓，以独特而精到的艺术手法寄托生活中聚积的情感和美好愿望。并假以笔墨的独特性，达到自然载体、笔墨个性、意境情趣的有机统一。在刘奇先生的作品中，花鸟画不只是在客观地表现对象形态，通过情感寄托和思想嫁接，它既能引起受众共鸣，也能给予观者无限的联想空间。如他的《萍洲蕉叶阔，潇湘烟雨浓》、《广借闲田三千亩，遍种人间富贵花》等系列作品不难看出，其花鸟画中的题材除了祝福寓意外，也在抒发着个人的生活情趣和精神操守，寄寓着寻常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诚如《宣和画谱》所描述的：“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至于鹤之轩昂，鹰隼之击搏，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无疑，这正是中国花鸟画煌煌灿灿，弥久不衰的艺术与人文魅力之所在。
信手而笔，艺由心生。作为一名画家，刘奇先生善于用灵动的线条契合元气淋漓的艺之“道”。他所展示的花木树草及动物，每一笔极抽象的线条并不为大千世界万千具象一一写照，而是以一驭万，一画呈万象，一笔鉴千情。在他的作品中，线条在延伸拓展某种无法描述的个人体验时，总能抵达“遗象取神，忘物存道”之境，使之超越语言物象之上。
从某种角度而言，花鸟画也是自然生态美学的寄物。在刘奇先生的国画当中，处处闪现出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自然本身的生生之道为审美原动力。他惯于以“写生”这种独特的体察手法，从生态审美的精神视界体现对人与自然的亲和性和同一性的重视。作品导向出生命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彰显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文化主张和精神寄寓。
但显然这并非刘奇先生国画创作的全部。他在经年的绘画中，着力思考并重视对创作意趣的构建。不可否认：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艺术思潮的涌进，在艺术领域尤其花鸟画也迎来了自身的“革新鼎故”。虽然其时各种美术思潮皆以接纳西方思潮创作为主，但对于花鸟画来说，更多的体现在回归传统思想。包括新文人画、水墨实验的兴起，使花鸟画在此后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也不断展现出一些新迹象。但就画家的创作意趣而言，重现找回以前的文人画传统，在大写意、小写意中重现（展现）中国花鸟画千年传统审美是其主流。然而，创作者无论如何在笔法、构图等技法方面努力，也难以再拥有前人的创作意趣。因而最终在作品意境上创新者鲜见，更多表现为一种对前人意境的再现。但因其过于强调“师古人”而弱化了“师造化”，因此更多人在创作实践中导致了“机械复制”和程式化。为此，刘奇先生的作品及其画风脱离“平正有余”之气而强调多元变化，努力去革除“陈陈相因，了无生气”的花鸟画创作弊端。
为此，刘奇先生再次调动花鸟画的民族文化的“原动力”，拓展以花鸟拟人、表情的寓意性，通过主观的诗性和文学性审美方式抒情达意、状物言志，直面中国人的宇宙观、自然观和人文精神。从内心深处升华起另一种被人格化的艺术图腾，并从中获得自然与艺术相互兼容的力量和艺术技能。在他的清新甚至“野逸”的作品格调下，包括画作中的款识无不带有浓郁的、传统的诗性意趣，如他的芭蕉“何人闲种芭蕉树，一窗碧翠疏雨中”；他的荷花“岸花映月别样圆”；他画桃花“忽闻斑鸠屋外闹，推窗又见桃花开”更加凸显个人特立独行的意趣表达，展现出花鸟画中另一种致知格物的新人文风格和文化情怀。
诚然，艺术美的创造、传播和继承，总是紧随着本民族、本时代的情感需要。从哲学角度而言，艺术在于永恒寻求人类精神的自由表达。而任意一个流派的范式均不可能完美表达所有画家的创作意趣。对自身创作意趣的尊重，既是画家自身创作技法不断精进的因原所在，同时也是中国花鸟画历史进程中审美风格不断推陈出新，从而成为繁荣与经典的不绝动力。
文章至此，我忽然再次想起了画家刘奇先生在湘潭的“问荷轩小居”，这应该是他活色生活，创造艺术的人文“原乡”。因为他在微信中说：“故乡是游子压在心底的不尽思念，是与亲人交流的永恒题材，是梦里时常往返之处。”无疑，刘奇先生这样的话语让我生出某种文化欢喜。之于花鸟画艺术，之于艺术家的精神与行为生活，让艺术生活充满文化寓意，这种文化寓意当然将影响着反衬着当下花鸟画的发展。
惟其如此，刘奇先生在注重揭示艺术对象的精神意向和表现对象的特定性格的旗蟠下，以更大的创作热忱去忠于自身创作意趣的表达，更着重表现主观情趣和闲情逸趣，不趋附社会一般审美要求。在艺术上更加致力于突破，潜心去追逐中国画最高境界的“笔墨无痕”，在花鸟画领域将最终留下他的笔墨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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