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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分田到户的时候，我还在上学，但我们小孩子对土地的那份渴盼，对吃饱肚子，不再忍饥挨饿的那份追求，甚至比大人更甚。那时在家里总能听到欢乐的笑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总能看到人们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微笑，农民要吃饱肚子了，再也不愁没米下锅了，能不高兴吗？ 土地分配前大队召开了会议，进行了分地总动员，对分地方案进行了布置，大概是按人头分配，住户与土地就近分配，好地、孬地、旱田、水田搭配分配的原则，我家在灌溉渠东面分了将近两亩地，“荒唐头”北面的一大片地，南半截分给南头人家和沟西部分人家，北半截分给北头人家，最合理的分配方案应该是南头最前面的人家分“荒唐头”最南面的地，按照住户的远近顺序以此类推，我家住在最南头，理应分最南头的地，可结果最南面的地没分给我家，却非常意外地分给沟西在大队做干部的一户人家，毫无疑问是有人在分配上做了手脚。紧邻着这块地的“荒唐头”北岸生长着连片茂密的芦苇，这块地分给谁家，这片芦苇也就是谁家的，别小看了这满坡的芦苇，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柴草同样是农民的命根子，有粮没草（乡下称柴禾为草），怎么能将饭做熟呢？人家抢这块地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抢这满坡茂密的芦苇。为这事，小小年纪的我和生产队队长好好理论了一番，但结果还是没能争到这块地。分田的时候，生产队的人全部集中在一起，大家都知道这南面的地就该是我家的，大家也都知道我家是争不过干部的，我当作一大群人的面，用手指着队长的鼻子骂他吃人饭，不做人事。大家暗地里都说我骂的好。在那个年代，大哥当兵，作为军属的爸妈没得到一点照顾，相反照顾给军属的一点煤炭都被无良干部给贪污了，老百姓那有说话讲理的地方？生产队干部哪个不是欺软怕硬，柿子拣软的捏？我家的地本该分到最南头的，结果被分到最北头，一个天大的笑话。但能有地种，就能吃饱肚子，父母也就不计较地的位置了。 刚开始的时候，种的水稻，我家地的东面地头有个较深的崖坎，稻田的堤岸总是贮不住水，东面的田埂常常决堤，决堤的地方是沙土，很难堵住决口，为这块田老爸没少吃苦头。好几次一大早就听到有人叫父亲，快过去，你家秧田又决堤了，决堤的次数多了，秧田缺水会影响收成，我和老爸一起去秧田看看（放暑假阶段），眼看着决口越来越宽，稻田里的水轰隆隆的流着，稻田里不仅水流走了，肥料也一起跟着流失。老爸一锹一锹的将泥土填向决堤口，但每一锹土下去就随水冲走了，我一把夺过老爸手中的铁锹，飞快地将地头的钢芦（一种芦苇，比芦苇高大粗壮）砍下一大捆，捧着钢芦跳下沟坎水里，双手捧着钢芦，挡住奔泻而下的水流，老爸乘机将土填到钢芦上方，一会儿就将决口堵住了。这时，舅舅和生产队的队长也在秧田里拔草，队长和舅舅说：你这个外甥聪明，脑子好使，将来有出息。我没好气的说，都是你做的好事，断子绝孙的好事。队长望着我哑口无言。 “荒唐头”的这块地，后来成了公社的样板田。要改种棉花。水稻是水田，棉花是旱田，我就想不通了，老百姓吃不饱肚子，怎么将难得的优质水田改旱田种棉花？说是为了出口创汇，棉花是经济作物。记得棉花苗是做的营养钵，移栽后，棉花长势非常好，碧绿的叶子，在田间随风摇曳，一大片棉花长到膝盖高的时候，碧绿的一大片，南北望去一片汪洋，蔚为壮观。公社要派领导干部下乡参观取经。当时虽分田到户，但刚开始的几年，地里种植什么，还是统一的，基本是大队说了算。记得有一次接到通知，说公社要派各大队领导前来观摩学习，要求每家每户将棉花进行培土，培土就是将棉花根部用土做成垄状将棉花保护起来，使棉花不至于倒伏，利于生长。培土的土取自棉花行与行之间空白处，一行行棉花培土后，根部形成一条条垄，横平竖直，整齐划一，很是好看。 那天适逢周末，我和爸妈一起对我家的棉花地进行培土。棉花地里的土比较坚硬，我也没怎么干过农活，做起来很累人。晚间觉得胸部隐隐作痛，夜间更甚。第二天早晨起来刷牙时，突然吐血了，可把爸妈吓得不轻，学也不上了，赶紧去九华医院看病。挂号，拍片，做B超，检查，验血，把脉号，检查结果全部好的，没发现什么毛病。给我看病的医生是当地很有名气的老中医田中洲先生，田先生说：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吐血啊，你这两天有没有做什么重活儿，做什么剧烈的运动啊？老妈说：也没做什么重活儿，就是昨天周日帮家里棉花地培土一天。田先生说：没什么大碍，吃几天三七片就好了。临走时田先生笑眯眯的拍着我的肩膀说：唉，捉着小狗儿耕田啊！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干庄稼活的料。 改革开放四十年过去了，如今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但那段记忆依然清晰的记得，并时常在眼前浮现，在脑海回荡，在心中翻腾…… 郭文华，供职于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江阴市衡山路一号）。 感谢关注淮阴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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