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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城再被曝出组织架构大调整，一批二级集团被撤并为事业部，武汉公司并入上海公司，海外公司和上海公司合署办公。 如果了解一年多来绿城三番五次的调整，你就会理解，这场变动是大股东中交替换“绿城基因”的延续和纵深发展。 绿城这艘大船正调转航向，朝着宋卫平打造的“豪宅乌托邦”的另一边驶去。 据公众号地产一条报道，由执行总裁张亚东主导的新一轮组织架构调整正在绿城中国上演。 这些调整涉及到：小镇集团、杨柳郡集团、资产集团等二级集团被撤并为事业部；华中的武汉公司并入上海公司，海外公司和上海公司合署办公。 伴随组织架构调整的是人事的变动，在目前披露的绿城中国人事变动名单中，绿城中国上海公司的经营班子为：
此外：
据参会高管的说法，在这场由中交主导的组织架构调整中，老绿城高管遭到全面降职。另据一位绿城高管透露，春节后可能会有大批老绿城人离职，一部分去曹舟南的蓝绿双城，一部分去宋卫平的蓝城，还有一部分会去融创。 艳姐觉得，中交自接掌绿城以来表现出的控制欲是显而易见的，这从其一步步加紧对绿城控制中可以看出。 第一步：改造董事会 2017年，中交对董事会人员做了重新安排， 7人董事会名单中，有4位执行董事有中交背景，包括执行董事孙国强、朱碧新、李青岸和非执行董事刘文生，老绿城方面则为宋卫平、寿柏年、曹舟南。 2018年年初，寿柏年离开董事会，随后在6月份，张亚东从中交空降绿城任执行总裁，排名仅次于行政总裁曹舟南。仅仅两个月后，张亚东就接替了行政总裁的位子。 随着张亚东的入场，绿城董事会中中交背景的执行董事人数具有压倒性优势，绿城的权杖正式从老团队的手中递交到了中交手上。 第二步：组织架构调整 中交掌权绿城董事会后，改造组织架构的工作随之而来。 曾经绿城的组织架构比较简单，老板宋卫平放权给几个副总裁，副总裁们再各自掌管着一批项目，拥有很大的自主权，有点像西周的诸侯分封制。 在房企规模不大的时候，这种方式没有太大的问题，但随着房企规模越来越大，这种方式就很难形成兵团作战的氛围，组织架构中的体系性就显得更为重要。 在中交入主后，将这种组织架构调整为“一体四翼”，所有业务统归旗下的四个子公司，绿城房产、绿城管理、绿城资产和绿城小镇。 2018年6月初，绿城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轻重资产组织架构和人事大调整，“11大重资产公司＋5大轻资产公司”布局落地。 经过这一轮调整后，绿城的管理更加扁平化，也给了区域公司更多的授权，能够更好地发挥一线公司的主观能动性。 第三步：去宋卫平化 随着中交对绿城的逐步掌控，老绿城人的退场，绿城的基因逐渐被中交基因替代，“去宋卫平化”也成了顺势而为的事。 从这一点来看，文中开头部分提到的老绿城高管遭到全面降职，只是中交“去绿城基因”的延续和纵深发展。 中交急于掌控绿城，最直接的目的还是实现规模上的弯道超车。 中交曾提出在规模上要达到央企前三。但从其全年销售额来看，与中海、保利、华润仍相差甚远。 想要缩小差距，最快捷的方法就是并绿城。而按照规则，中交只有成功控股绿城，并在绿城的董事会里占到足够的席位才能拥有实际控股权。 绿城中国执行董事、执行总裁李青岸曾提到，“央企注重规模，资本市场也承认规模，不进前十的话，有很多规模带来的红利享受不到。绿城也必须保持规模，最起码也要进TOP10，不能掉队。” 事实上，绿城的价值远在规模之上。对于绿城来说，有这么一批人，形成了这么一条体系，以及其在江湖上的口碑，这三点决定了这家房企是价值观的统治，而不是资本的控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旦离开了老团队的人，其体系将不复存在，其在市场上积累的口碑也将不复存在，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在被中交接掌后，绿城发出了强烈的高周转信号、业务板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大量总部机关人员被下放到一线的情况下，许多老绿城人选择不在坚守。 但我们也需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 在中交管控之下，绿城源于政策面和资源不足而无法应对的艰难局面已经明显好转，不仅规模迈上了新台阶，负债也降到合理水平。 绿城的加权平均利息成本从2013年的8.66%下降至2017年上半年的5.6%；融资成本仅5.3%，在行业里优势明显。不再像以前那样，一个调控来袭就面临生死关头。 绿城行政总裁张亚东曾对媒体表示，绿城未来定位将坚持八个字“品质为先，兼顾其他”，也希望未来在没有精神领袖老宋的带领下，绿城能够坚守对品质孜孜不倦的追求。 而且经过大股东的强力整合，绿城代建业务的比重越来越高，也在不断孵化出新的业务。未来，绿城或许会成为一个多元化业务和传统业务齐头并进的公司。 但对于地产界讲情怀的那拨人来说，这实在是一部《罗曼蒂克消亡史》。 主编：张艳 责编：耿牧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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