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宁稼雨的雅雨书屋:青灯摊书、传道授业、以文会友、闲情雅致。 从曹魏开始,中国文化帝王主角的位置逐渐为士人所取代。随着这个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往帝王与士人之间那种绝对的主仆关系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异和选择。“竹林七贤”这个群体就是典型的案例。我在嵇康一篇中说过,竹林七贤看似一个整体,实际上分为三类人:嵇康是“玉碎”型,山涛和向秀是“瓦全”型,而阮籍则既非“玉碎”,亦非“瓦全”。“瓦全”是为了保命,“玉碎”是为了保人格尊严,二者均能为此舍彼。阮籍的“二者皆非”则是二者皆不想舍弃:既想保命,也想保人格。这种态度初看起来似乎不那么磊落,那么决绝,但事实上,阮籍这种选择却是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文人士子的不得已选择。更重要的是,阮籍在选择这条痛苦道路的同时,也为自己找的一条自我超越的玄学通道,因而具有更为广泛的示范意义。 一、少年壮志之理想破灭 阮籍并非天生就是一块消极颓废坯子,他也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有过一腔热血,有过雄伟的人生抱负。是现实改变了他自己设计的人生既定轨道。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阮籍出生在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一个文人家庭。父亲阮瑀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曹操十分欣赏阮瑀的才华,当时的军国书檄文字,大部分都出自阮瑀和陈琳之手。不过阮籍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年幼阮籍面对经济窘迫的家庭,反而激发了他刻苦读书成才的志向。阮籍八岁就能写文章,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屋里读书,几个月也不出门。这使他形成了全面而扎实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能力。当然,父亲的早逝,也使他养成了一些怪癖的毛病。他有时出去游山玩水,一去就是几天不归。加上他相貌奇伟,任性不羁,又能弹琴,善喝酒,有时也不免得意忘形。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个呆子。只有他的堂兄阮武经常向别人夸赞阮籍,说他比自己强多了,于是大家也渐渐地发现阮籍的过人之处。 炎光延万里,洪川荡瑞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 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 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 诗中作者那种气吞宇宙,志在功名的豪情壮志,很难和人们印象中的阮籍联系在一起。但这就是曾经的阮籍心态。清人方东树评此诗: 圣人但恶不义之富贵耳,非乐枯槁也。观阮公《炎光万里》篇,词旨雄杰分明,自谓非庄周言,道其本实如此。……此以高明远大自许,狭小河岳,言己本欲建功业,非无意于世事者。(《昭昧詹言》卷三) 这样的豪情壮志在《咏怀诗》中并非一例,又如其三十九“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其四十二“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等等,都能勾画出这位热血青年的抱负和雄心。 如此雄心壮志的阮籍,又怎么会变为一个不关心世事,唯恐与政治沾边的超脱之士呢? 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高平陵事变。 对于阮籍来说,司马懿取代曹魏政权,不仅意味着自己政治靠山的丧失,而且还有一层帝王与士人之间“势统”与“道统”关系调整的新问题。与曹操、曹丕与“建安七子”之间整体的融洽关系相比,司马懿、司马昭与“竹林七贤”的关系则显得微妙很多,不是清一色的态度,而是根据士人的态度区别对待,于是才出现了“玉碎”“瓦全”以及“兼顾”三者的差别。阮籍的选择实际上为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士人的对待帝王关系的处理,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范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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