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认死理，有着读书人的愚憨和质朴，《大义觉迷录》就是证明

1728年秋的一天，总督川陕等处地方军务提督、兼理粮饷的岳钟琪正在出巡。威武的仪仗徐徐行进在西安街头，突然，一个人高举一封信函冲到他的轿前。岳钟琪素有爱民之誉，他以为这是一个拦轿喊冤的百姓，所以下令护卫兵丁不要阻拦，并把信呈上来。

只见信封上写着“天吏大元帅岳大将军”，对这个不伦不类称呼，他并未计较，他觉得这是百姓无知，情有可原。可他拆信一读，却神色大变，原来这是一封策反书!信中说他身为岳飞的后代，应该起兵反清，为宋、明复仇。信的落款是“江南无主游民夏靓派徒张倬上书”。

岳钟琪立刻下令将此人抓回总督衙门，开堂审讯。在堂上，这个自称张倬的人说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等地徒众遍布，势力很大，只要岳钟琪起兵，天下可传檄而定。

岳钟琪问他为何造反，幕后指使是谁?躲藏在何处?他只说“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其他一概不说。岳钟琪下令用刑，张倬被打得当堂昏死，却仍不招供。

板子打在张倬身上，冷汗淋漓的却是岳钟琪，他感到背上的阵阵凉意，因为那里有一双阴森森的眼睛盯着他，帘子后面坐着陕西按察使，满人硕色。

岳钟琪父子两代为清朝立有大功，康熙帝曾给他家赐匾“太平时节本无战，上将功勋在止戈”，他又高居川陕总督。但汉人受恩过隆必然引起满人嫉妒，而他身为武穆后人，民间又认为他迟早会反清。一年前，曾有人在成都街头高呼“岳公爷带川陕兵丁造反”，结果那人被当成疯子斩了，岳钟琪却深感惊恐。雍正也告诉他，参他的密折已有满满一箱子了，更是令他惶恐不已，他的老上司年羹尧被赐死的事尚历历在目。“年羹尧得宠时，雍正可以派人用快马给远在西北的他送荔枝，还说了一大堆肉麻话，比如“你好么？好生爱惜着”，“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朕实实想卿”，可是转眼间，人间再无年羹尧。岳钟琪深知，这回如果不审出个所以然来，自己恐怕凶多吉少。

为了骗出口供，岳钟琪决定在张倬面前假装愿意反清，但这样做风险极大，稍有差池就是灭族之祸，但他当时也只有铤而走险了。于是他深夜到狱中对张倬吐露心迹，说得声泪俱下，并与他设酒盟誓。被感动了的张倬，终于说出他自己的真名叫张熙，老师是不夏靓，而是湖南人曾静。只因生计艰难，又见百姓遭灾，生活困苦，以至民怨沸腾，觉得是造反的好时机。岳钟琪套得真相后，立即密报雍正，呈上策反信，并对自己假装反清的行为做了解释：“……讵逆恶张熙任刑不吐。臣是时忽怦然心动，以为若不设法引诱，则逆踪党恶究难必得。然此际臣心忽动之机，若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至逆恶张熙于严刑夹讯之后，不辨臣设誓之诚伪，欣然将逆谋奸党，历历指供，悉诉其情，无稍遗遁……随得将逆恶张熙所供逆谋，并逆兽曾静住址及所投逆书，密陈圣鉴。”

雍正接到密折后，对岳钟琪的行为表示了理解和信任，他在岳钟琪的奏折上批道“朕之诚实，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同时真诚地表示自己愿意：“朝天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佐多福多寿多男子耳!”

但雍正又对曾静的造反言论痛心疾首，以至于“惊讶堕泪”，“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

把雍正气得落泪，是因为曾静给他按上了十宗罪:“谋父”、“逼母”、“弑兄”、“居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还主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对蛮夷，“只有杀而已，砍而已。”

雍正登基以来，为政勤勉，夙兴夜寐，每日朱批不下万字，“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他排除巨大阻力，推出了“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等新政，实实在在地减轻了百姓负担，他觉得天下百姓应该拥护他才对，没想到竟然把他编排得如此不堪，他感到无比委屈愤恨。而汉族读书人在满清入主中原八十年后，仍然对满人的统治如此不认同，更让他不寒而栗。

写下如此“狼嚎犬吠”逆论的曾静是个湖南农村的读书人，家中贫苦，他父亲那代人就想“湖广填川”，去天府之国谋生，却一直凑不出盘缠。曾静偏居乡野，最多只去过县城，也没有士绅朋友，他自己也说：“生长楚边山谷，本乡本邑以及附近左右，并没有个达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远。”

处在这种环境中的曾静，眼界狭小，耳目闭塞，根本不了解天下大势。他自幼贫寒，目睹和体验了百姓身受官府欺压盘剥，又遭水旱灾害侵袭的痛苦。找不到出路的曾静只能埋头故纸堆中，通过读圣贤书接受儒家正统思想，梦想着回到圣贤笔下的三代时那种纯朴安宁，人人各得其所的幸福生活中去。可是现实中，却是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于是满脑子夷夏之辩思想的曾静便认为这一切都是蛮夷统治中原所致。他在道听途说中得到了一些民间流传的关于雍正的八卦，他把这些流言和自己的读书心得每日记录下来，编成了《新知录》。

这些八卦的源头来自于与雍正争嫡失败的兄弟“阿其那”“塞思黑”。他们的太监如马起云、何玉柱等人被发配后，在流放的路上散播宫闱秘事，在路过集市村镇人群多的地方时，就经常高声吆喝说：“你们都来听啊，新皇帝的故事，我们已经蒙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希望你们向大家传说。他们只能制造我们的莫须有罪名，他们是封不住我们口的”。

对曾静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吕留良，虽然那时吕留良已经死去五十年了，但他当年评选过清初科举八股文，著有《五科程墨》，有志于科举的读书人都把时文评选当做考试的辅助教材，曾静自然也读过。吕留良在他的著作中宣传“夷夏大防”思想，呼吁恢复三代“井田制”，曾静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他应该做皇帝，他说：“明末皇帝该吕子做!”

吕留良

曾静案发后，雍正并没有马上以谋逆罪处死他，而是下令将他押往京城，由他亲自审理，针对他的言论和思想，逐一严查细究。

从没出过门的曾静在押解途中却开了眼界，“自湖南而湖北，以抵河南，由河南而到直隶京城”，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以往只在书中读到的名山大川和通衢大邑，感受到了天下之辽阔，他还亲眼见到了皇帝，由此对自己身处的国度和时代有了不同以往的直观认识。他在刑部大堂上自称“弥天重犯”，“从前错听流言，错解经义，所以身陷禽兽”。他自知犯下弥天大罪，一心求死。然而雍正却没有杀他，而是以大逆罪名将吕留良刨棺戮尸，将其子呂毅中斩立决，家人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然后，雍正决定在天下人面前为自己，也为满清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白。他相信，只要对百姓把道理讲清楚，他们就不会被谣言蛊惑，能体会到他勤政为民，体恤苍生的一番苦心，于是写下了千古奇书《大义觉迷录》，他在书中对加在他身上的各种诽谤逐条批驳。

他写道：“逆书谓朕为淫色。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以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在逆贼既造流言，岂无耳目，而乃信口讥评耶！”

雍正为自己辩解说，他从来清心寡欲，自幼不好色，当上皇帝后，后宫人数也很少，这是朝中大臣都知道的，诽谤他好色的，都是逆贼的谣言。

他又写到：“逆书谓朕为怀疑诛忠。朕之待人，无一事不开诚布公，无一处不推心置腹，胸中有所欲言，必尽吐而后快，从无逆诈，亿不信之事。其待大臣也，实视为心膂股肱，联络一体，日日以至诚训诲臣工。今诸臣亦咸喻朕心有感孚之意。至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则朕之所诛戮者也。年羹尧受皇考及朕深恩，忍于背负，胸怀不轨，几欲叛逆。其贪酷狂肆之罪，经大臣等参奏九十二条，揆以国法，应置极刑。而朕犹念其西藏、青海之功，从宽令其自尽；其父兄俱未处分，其子之发遣远方者，今已开恩赦回矣。”

雍正强调自己历来诚心对人，对大臣从无怀疑欺诈，至于杀年羹尧他们，是因为他们有负皇恩，胸怀不轨。即使这样也没有牵连他的父兄，被发配的儿子也已经开恩赦回了。

对于华夷之辨和清朝入主中原的合法性问题，雍正更是做了系统的解释和说明。

他说：“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雍正指出，满洲就是中国的一个籍贯，如果一定要论夷夏，那么舜是东夷，周文王是西夷。中国古时幅员很小，湖南、湖北、山西等地当时都是夷狄。就算汉唐全盛时，周边之地并未真正臣服。但是清朝入关后，连蒙古诸部落都被纳入版图，哪还有什么中外华夷之分?

他还说：“自入中国，已八十余年。敷猷布教，礼乐昌明，政事文学之盛，灿然备举，而犹得谓为异类禽兽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宁在地之内外哉！《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

在这两段话里，雍正又强调了满清统治中国后推行礼乐教化，社会文明昌盛，还借孔子和《书》的言论来凸出有德者居天下的论点。指出清朝定鼎中原后，天下太平，人民不再受战火荼毒。

雍正为人勤勉严苛、认真刚直、心思缜密、自视极高；他爱憎分明，极度追求个人诚信品德，特别反感圆滑世故的处世方式，这一切都与中国传统政治生态格格不入，也是他与“阿其那”“塞思黑”等人矛盾激化的原因之一。

雍正饱读诗书，释道儒三家贯通，思想文化修养精深，是个满腹经纶的皇帝；他还有着极高的艺术品位和审美格调，比他那个追求奢华排场的儿子乾隆要高雅得多，雍正官窑瓷器的美也是公认的。正因为如此，雍正多了一份书生的愚憨质朴，少了一些帝王的蛮横诡诈。他写下《大义觉迷录》为自己和满清公开辩解，就是他这种气质的证明。按理，雍正作为皇帝，一言九鼎，唯我独尊，对敢于议论诽谤他的任何人和任何势力都可以用暴力严厉镇压。然而他却觉得是非自有公论，道理越辩越明，他没有做错什么，经得起公开辩论。于是将《大义觉迷录》正式刊发，要求各级政府官员人手一册，并让曾静做反面教材，带着《大义觉迷录》到全国各地现身说法，歌颂皇帝的英明睿智，痛斥吕留良的歪理邪说，做到“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户晓”。

可是雍正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在封建时代，皇帝九五至尊的威严和皇朝的正朔问题是不能拿来公开讨论的。雍正这样做等于自降身价，把皇帝摆到与百姓平等的位置上进行公开对话和辩论。雍正以为这样可以让天下百姓都理解他为体恤人民而推行的新政是德政，是对百姓有利的，从而让他们站在自己一边。可是事与愿违，他的苦心百姓并没有记住，“谋父”、“逼母”等却被津津乐道，他的“十宗罪”被愈描愈黑，扩散到全国穷乡僻壤，道理未能“明白剖晰”，宫闱秘事却真的“家喻而户晓”了，结果演化成许多稗官野史，流传了两百多年，至今绵延不绝，这真不啻是一个历史的黑色幽默。

这一切，雍正的儿子乾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只是碍于乃父在位不敢置喙。五年后雍正终于累死了，乾隆登基后，立即下旨将曾静、张倬处死，并严令收缴《大义觉迷录》，销毁刻版。然而他这样做却被认为是欲盖弥彰，人们更相信那些谣言是真的。幸亏乾隆毁书前，此书已经流传到了日本，如今的人们才有缘一读这部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