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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悼关埠中学 要毁灭一个国家的历史，那就先从图书开始，要毁灭一个学校亦然！我的心在滴血。就这样，我和那个馆藏颇丰的图书馆【1】擦肩而过，我来不及再次详尽目睹号称老潮阳藏书量第二多的宝贝图书就这样消失，那些由几代人才构建起来的财富，那些牵涉国家的也是地方的文物，那些充满无穷想象力的精神宝藏就这样说没了就没了，以八百元人民币的价格了结一段历史，那是何等的廉价！然后，老校长的遗墨，关埠中学的校训“淬砺奋发【2】”，颇具特色的“冻”体（颤体）字也难逃厄运，以被推倒而告终，连八百块都拿不到！ 我怎么都无法相信这是事实。一个图书馆会得罪人吗？一块照壁会妨碍人吗？一所学校的历史会贬低人吗？这跟一个小小的校长有什么关系？是负担吗？有现时价值吗？又不像学校里的那些大树，他们可以摇身一变成了“城市户口【3】”，又为某些人带来可观的收入。但是图书馆和照壁没有这个功能，她更多的是教化作用，精神价值，历史意义，而这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不正是最重要的吗？走进有这些文物的学校就犹如走进历史，走进文明，这是任何“高级教师”或“特级教师”所无法代替的精神财富！而这一切竟然毁在一个教师出身的小校长手里，而且都是以极其粗劣的形式进行：让收废旧的把图书馆的藏书搬走，让建筑工人把照壁击碎。他们在动手时应该跟他们在捡破烂推倒旧屋时没什么区别，就好像那只砍掉苏格拉底的头和批斗陈寅恪的手一样跟吃饭用的手也没什么区别，他们为何连颤抖一下的能力都没有呢！ 这是历史的误会吗？！以一个不懂教育的人来管理教育——在关埠中学的历任校长【4】中不乏这样的人——就像余秋雨先生在《道士塔》里悲叹一样，我感到无比的悲哀！真的，一个连书都不读的人，连教师教学用书都没读完的人就来充当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最后连教书都不能信任却当起了校长，而且是书越读得少、人越无耻就越快地当上了校长，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5】。更悲哀的是这个校长的名气还行——勤俭治校、经济比较清白——请问：我们何时对好校长的要求降低到只要不贪污就是好领导这个底线，而对于他们的业务水平文化素质可以不问不闻？这一类人你让他们珍惜图书文物那不也像指望文盲王道士珍惜敦煌的国宝一样可笑吗？他们本来就是农民，教育在他们身上未起过任何作用，更何况经过文革的洗礼，他们越发地无所顾忌。这些人的破坏力，对文化的迫害摧残，那不是绝后就是空前。 说实在的，一个百年都不到的学校图书馆和一块照壁被破坏了，比起我们中国更多更有价值的文物古迹每天都在风雨中飘摇，这算不了什么！问题是为何我们每天都在遗憾中制造更多的遗憾而且没有停止的意思？一个小小的中学校长怎么胆敢卖掉几十年来积蓄的图书？一个小小的中学校长怎么胆敢无视本地的文化源泉推倒学校的校训？校长有这样大的权力吗？没有！校长只不过是匆匆的过客或者还算不上，而关埠中学却万古长存。这个过程是在静悄悄中进行着，所以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事后也没有人过问或对当事人作出处理，这才是最可怕的，这个世界的宁静着实让人害怕！ [１]关埠中学图书馆：该馆图书馆藏量号称老潮阳第二多，仅次于峡山六都中学。因为建校早（建于1941年）图书种类多：有民国时期的繁体竖排书，有1949年前后标价像天文数字的书，有整套从马克思排头连到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共产主义著作，有文革期间印刷的前面冠有最高指示的书，也有八十年代以后印刷出版的新书，有几乎从建校就保存的各种报纸和整套整套的杂志，更难能可贵的是有关埠中学全盛时期教师们的著作、手绘的关埠地图、工艺品等等，后者可谓无价之宝。 图书馆图书的散失大概有三种情况：文革混乱时期烧掉一部分“封修资”著作，有盒装的《二十四史》和成箱的潮州歌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高初中分治拆一部分图书存于尖头高中部；最后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知识人”人格矮化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领导不够重视，所派图书管理员工作不认真，导致众多学生借书不还，散掉一部分。最后就是借清理校产的名义，学校总务人员贪图方便省事，让收废旧的人用后三轮车载走因台风造成图书馆漏水浸泡过的三大车图书，八百元钱就处理掉关埠中学的魂魄。 [２]“淬砺奋发”照壁：黄诗享校长在职时建，原关埠中学校长黄景尧手书。1992年，学校准备建照壁议校训，许多老师都提出宝贵意见，原关埠中学第四届学生黄礼基校长建议用老校训“淬砺奋发”四个字，这一意见得到大家的肯定。于是黄诗享校长出面请黄景尧校长书写，黄景尧校长先是谦虚地推托，在前者的说服下，才写了四个小寸楷般大小的“颤笔”字。民间称“冻体”，这是黄老校长的独特书体，除了清代个别书法家偶尔为之外，堪称一绝。黄诗享校长费了一番心力，先把字放大，然后根据字的精神修改，尽量保存原汁原味，得到黄老校长的认可后，才请泥水匠动工兴建。建设期间，黄老校长还经常亲自指点。可以说，这一照壁汇聚了三位老校长的智慧，寄托着关埠中学几代人的努力。 后来，下底的有钱人说要修理新府的风水，已经改名为潮阳第四中学下林分校的朝市场的原校门被恢复到当初临时校门朝南的方向，原校门被堵掉。学校领导并以修理危房的拨款在围墙边建一幢楼房，原来的照壁妨碍到新建筑便惨遭拆除！当下中国的学校，有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拼命地搞建设，大学要建成高楼大厦，中学要向大学看齐，发达地区大搞建设，落后地区也不顾实际地建设，好像没有高楼大厦比没有大师更可怕似的。就如关埠中学，因为有几十年的办学历史，别的不说，硬件还是绰绰有余的，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关埠中学的服务范围不断缩小，教室大量剩余，在这种背景下，没有经过深刻的论证，凭借个别有钱人或领导的意愿，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学校的基本格局，无疑是以建设的名义在搞破坏！ [３]“校树进城”：关埠中学本来有许多大树：苦楝树，木麻黄，木棉树，桉树，槐树等等，这些老树都是以前留下来的。1980年代，黄诗享校长在职时先后发动学生捐出零花钱，让泥水匠修筑树岛，并以个人声名讨来一批蓬架子树种在校园里。学生们轮流浇水护养，不用几年树苗便长成大树，到黄校长光荣退休时，蓬架子树基本都长得跟教室的房子一般高了。黄校长的继任者上任后就把这批树卖掉，再种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葵树来遮人耳目。继任者的继任者再卖掉两层楼高的木棉树，这回却被下底强人寻回来，种在操场旁边。 [4]关埠中学历任校长不完全名录： 黄经训，字继轩，留学日本，桥头人，1941年上任。 黄史迁，字文彬，桥头人，1942年上任。 黄景尧，中山大学毕业，堂后人，1943年上任。 黄鸿图，揭阳人，1946年上任。 刘振和，普宁人，1947年上任。 肖锡光，棉城人，1948年上任。 黄景尧，1949年上任。 卢晓彻，揭阳人，1950年2月上任。 蔡暮韩，1951年9月上任。 贝浩，揭西河婆人，1952年9月上任，有《贝浩纪念文集》等著作。 郭迪平，贵屿人，1957年9月上任。 左立槐，四川奉节人，1958年9月上任。 蔡义敬，两英人，1968年6月上任。 陈竺，金灶新溪洋人，1969年12月上任。 吴诗合，金灶大窖人，1973年9月上任。 管联芳，梅县人，1976年9月上任。 陈竺，1977年上任。 郭迪平，1982年9月上任。 黄经瑞，欧厝人，1986年9月上任。 林绍兴，玉一人，1994年9月上任。 陈浩楠，2001年9月上任。 陈明波，2011年9月上任。 陈松华，2020年9月上任。 需要说明的是，关埠中学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总校和分校拆开分治，原校址下林新府校区校长有： 黄诗享，1981年9月上任。 黄奕川，1994年9月上任。 许乌曾，2000年9月上任。 黄旭春，2008年9月上任。 陈伟生，2018年9月上任。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派飞机轰炸由奎光书院改名的奎光两等小学的校舍，榕江片学子失去接受教育的学校，当时的绅士们经过详细的考虑，决定在下底老府办学，1941年开始分春、秋季招生。1952年由于学生增多，搬迁到新府办学。1958年开始招收高中生。1966年文革，位于田东镜顶的原关埠农业中学解散，校舍拆除，杉木等建材被转移到尖头山扩建原来关埠中学勤工俭学基地，有大量关中学生被派到尖头山义务劳动，洒下了青春与汗水。1974年开始办农机班、农科班、红医班等，并有部分石井初中生进驻就读。1970年代，新府部分贫下中农日渐滋扰，学校决定把高中部搬迁到尖头山成立分校，总校依然留在新府。黄诗享校长上任后，学校各方面都走上正轨，总校迁往尖头山，新府校区变成分校。随着办学重心的调整，1980年代初，洋贝办起联中；1980年代后期上底也办联中，关埠中学初中部的招生范围逐渐缩小。高中部顺应时代的春风，日渐强大，总校和分校名存实亡，各自分治。1994年，高中部承揽了玉一初中的管理权，玉一初中迁入高中部，逐渐形成一个“四不像”的构架，出现一种尾大不掉的局面。在管理人员的流转中，总校与分校失去血肉联系，2004年彻底分拆，随后新府校区改名为下林初级中学。 [5]墨汁与酒：黄诗享校长擅长书法，校长室的墙壁上用木板钉了一个架子，用来放墨水和毛笔。后来黄校长退休了，毛笔墨水收回家，架子留着，继任者左右上下看了看，他终于摆上的是酒杯和酒瓶！ 2010-4 附注：文章是10年前写的，当获知图书馆损失严重，真的有怒发冲冠的书生意气，当然也难免带有一些肉麻，现在看看有点脸红。现实中，师生不读课外书久矣，这些图书对于现今学校教育有作用吗？答案是否定的，想想也就心平气和了许多。但社会不可能永远保持这种现状的，有朝一日，如果中国人变得喜欢读书了，却发现已经无书可读，这才是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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