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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安诗集《玩具城》授权英译 10月9日下午，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诗歌委员会主任阎安先生的诗集《玩具城》英译授权仪式在西北大学外语学院第二课堂报告厅举行。院长胡宗锋教授宣读了授权书，诗集将胡宗锋教授、英籍外教Robin博士和西安财经学院李莹老师翻译完成。 授权仪式之后，阎安为西北大学外语学院师生做了题为“文学作为成长的力量和秘密”的精彩讲座。这是该院校庆活动系列讲座中的第一场。他从文学作品产生的时代环境、作家对社会的积极思考以及文学对语言专业学生的意义等方面分享了他从事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30年来的感悟和体会，深刻剖析了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多样性和作家看待社会应有的独特视角、我国乡村文学与城市文学的分野。阎安指出，文学是一个根植于人性巨大的秘密和信仰，是从语言维度对世界的反映，文学问题终究是人的成长问题，人们通过文学掌握自我的秘密。 最后，阎安鼓励外语学院学生，学习语言是美好的事情，要从它深刻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心灵根源去体会一种语言内在的用意和人的归宿感，并建议外语专业大学生多读国际上最新获奖文学名著，从文学阅读中汲取成长的养料。 旁观者的承担 ——《玩具城》自序 文/阎安 旁观者，这是一种局限，是人的局限，并非我有意要自居旁观的位置。思维是我需要的，认识与理解又是思维所需要的。旁观或许不是位置的问题，其实它已承担了必然性的意识，——而意识则代表了所有空间的全部位置。我在一个曲折的事实中获得了思维，思维的世界给人带来了惊喜。诗人只能以心灵投入，他全力以赴。谈论诗歌？还是保持沉默？承担者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情的意义，更不知道他的状态是意义的源泉。  我和时代 如果我暂且把时代局限在“本时代”，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担当者具体的展开与当下现实的周旋过程。诗人不仅仅是担当自己的命运，而且天然的他阐释人类共同命运的偶然性，至于其中属于脆弱的那一部分，诗人更加愿意让自己成为一个牺牲者，把自己作为先天的抵押留在彼岸，——一般来讲，那是神的净土。当然，我不否认在所有的时代中那些诗人的优秀品质无疑也是与时俱进的。并且也只有这样，对于时代的理解与承担才有意义。 时代一直在寻找着它的表达者与实现者。因为人所处的真实总是不能够被人本身所认识，但是在认识的推进中具有诗性品质的人渐渐成为时代心灵的衡量标准，而时代的真实更是需要人的澄清，可以这样说，时代选择它的心灵。心灵是有形式的，它也有玲珑剔透和基于整个世界此在结构的苍茫。寻找一种足以标志此在世界与内心的确切关系的表达形式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几乎是对一系列人生事件和世界事件几近困兽犹斗的反复穿越。抵达并实现词语及其在此之上更为宏大的意义建构，这是一生的事情，而且从开始到最后你永远不会做得最好。 心灵涉及信仰。信仰何在？从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以及回应中，我们可以发现信仰在本时代的陷落程度。比如说，诗歌是什么意思？只有没有心灵或不健全的心灵才苛求意思。被意思架空的人和民族不断的索要意义，回报给虚拟的社会体系，这种幼稚的想法决定了他们寻求一切“有用”的东西，他们就是要有被占有的价值。 但是，时代总要回归。音律在参差不齐中合一，完成声韵所涵的奏鸣；变换的颜色纷繁，但是它要给出清晰的图像。这里面有一种回归的倾向性，事物的循环动力把人性的厌倦与虚诞放置在合适的点上，而那一点又与所有的点形成对照，给人生以变化的惊喜。 我们时代不优雅的地方就是人们把艺术的期待看作是对生活的期待的一部分。生活和艺术在很多人那里是搅混在一起的。人们对艺术的期待：艺术应该是传统趣味或故事的一种再现。真正的源自尊严和优雅的艺术，人们是不需要的，也就是说大家热衷的依然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优雅，精神的优雅。 我们所理解的生活更多的其实是一种时尚化的东西，而不是理性和精神深度上的更高的现实和存在整体，这种差异也许是致命的。其实情节是属于自我的，它是高于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与别致化，只要我们可以思考，这种思考就可以赋予情节以无限的遐想，这是一种超文学的存在方式。现在为止，文字还并非是一种统治意识界的符号，但人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伟大作品的艺术符号，人是作品情节的必经之途。在这种互动的实事中，作者拿起了笔成为了进行着艰巨工作着的赞美者，而作为情节的源泉的人生却一直在那个固定的范围中徜徉，他们实现的是一种生命的自觉，而文学则更偏重的是一种存在的觉醒。 在这种范围之内文明呈现了一种心灵向往的理想，向往、追求，这才是一种可以普遍的姿态，——即自我人格的优雅。对于全部的作品来说，宗教性的幻想直接导致了作品艺术性升华的原因，如果离开这个，艺术将成为宗教理想的荒漠，它是不可知的，它自然会被尊严划入一个不可知的领域而置之不理。艺术在尊严之内。尊严遍布人身体的每一个细节，一切意识形态化的指斥、社会化的指斥、道德性的指斥，统而言之，包括理性的指斥都有可能是对尊严的越位或离弃，因为它意味着对直觉和感动的放弃，意味着对源自身体的想象力的视而不见或无动于衷。 我真切的体会到：不能让一首诗累死了。要给人留下余地，这就意味着诗的空间的开拓与发扬。诗不单单是语言所控制的那一部分，生命不单单是生活之中所打开的那么多。这一切都还远远不是事物的属性所要填充的全部，所以优雅甚至是最重要品质与操守。优雅是周旋在全部之上的一种心态，是在世界无穷无尽的赐予之下准备以同样的关怀献给世界以全部的情节。 世界是这么清晰，到处堆积着惊人的细节。我不由得想入非非，但是又显得笨拙而无法流畅。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就是这种生活本身同时令我感到孤独，有时候我看到栏杆上的灰尘……我害怕这种诗性的伤痕。 我和自我我是圆满的、真实的，在自我的强调中我的真实失位了，自我表明存在应该有必要回到我了。诗歌是我的回归历程的一种猜想，诗歌的出现表明我的强调已经不可能了；好像意识的产生就是为了认识我所失去的东西，我们将只能得到文字，所有失去的、不合理的、没有可能的东西都将在文字中一一呈现。这时候，我们将发现，文字更不是我的一种需求。 当我开始思考诗学问题时，一个思想总是那么强烈：没有个人的人是值得怜悯的。没有个人的人，就是说他已经丧失了性格的主动权，或者是对必要的探索产生了厌倦。这样，他与世界的接触往往是直接而又乏味的，这种对世界属性的陌生感将威胁到自己的生存。因而，追溯人的存在和丧失就成为了一切现代文学（包括艺术）的最高主题甚至最后命运。现实在这个时候仅仅是一种线索和追溯之身狂奔而过时摇荡在一切场景中的影子，同时现实又在这种影子给出的世界关系之中寻找真实；或者由这种影子出发，回归到我们必须确立起来的那个世界关系之中。 没有个人的人是值得怜悯的。也许他的文字一开始就准备存心作假。也只能是作假。因为这意味着他已经丧失了一切拥有世界的立场与态度，或者说，在与世界的关系中他不能强调真实的位置。基于生命真实的能动性，他让自己撤离个体与自我，使自己成为虚影，从而失去世界。他已不再，无所谓承担，也无所谓感恩。 只有在本时代，诗歌写作才在这个国家第一次变得纯粹起来，这是诗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所作为”的根本原因。诗学的难度成为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而且必须依懒个人。与此同时，自我受到的挑战是本时代最可怕的事情。世界模糊难辨，自我是昏浊的。你必须打开世界之门，让命运（自我）敞亮起来，让自我和世界由模糊难辨慢慢清晰，一个变成一个的镜像，一个在一个之中。 在我的心目中，世界是上升的，因而是奇异的。这是我和这个现实世界的不同之处，它保证了我作为旁观者对世界进行观察的入迷程度和骨子里的不妥协程度。只有在世界的怀抱之中，我才是自由的、自为的，加上理想，生命又是多彩多姿的。我只感激真实给我成立的条件，它没有思维，它不跟我纷争，它是意识成立的唯一条件。要信仰，不要自恋。这样，既顺从了真实的需要，又实现了理想翱翔的广阔空间。 语言的出现。 并不是一开始我们就能有自己的语言，语言的产生是自己产生以后才会产生的，它是一系列冲突性事件导致的最严重的事件，一种对时间和空间的突然意识和感受。 最初，我们只是借用别人的语言或者一种习惯。后来，语言处于半借用半出现的含混不清的暧昧阶段…… 语言的出现，最终出现，并不是个性形成，而是个性融入了世界之中…… 至于表达，这是一种冒险。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必须进行表达的冒险。一种幼稚无知的表述阶段——“客观的表述”，我们也经历过。但我们终于开始了“表述生活的冒险”，而且这已成为持续一生的、再不可轻易更改的追求。 活成一个旁观者，这是我对自我和世界关系的一种期许。这种关系的形成决定着语言的质地和纯度，决定着你从语言开始，决定语言不再是附属，使某种结构变得纯粹，并天然地赋予它一种新意。人是运动的，以一种反叛时间的存在方式强调动作，一种态度将构成这种动作的核心。而在生活中方位所证明的是一种距离，态度在距离中不停的转移，人将实现多样的生命姿态。这决定了你向远处走、向内走、向自己走，向语言索求承担、表达自己和世界关系的现状。 在哑口无言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着一种默想的语言，语言的不可轻易就在于它与真实是平等的。首先，语言让真实把它的性质分裂出来，在人的需求应用之后，他将与真实实现概念上的重合。如此，作品中塑造的世界就有了这种必然的重合作为依靠；因而，作品在意识中得以合理的成立。在语言对真实精妙的确定当中，语言它仅仅是要提供一种不同的或另一种说法。可以这样说，语言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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