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纲散文集《散文是同亲人谈心》日前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文艺报》特约李林荣教授为之“品荐”,认为:“散文是同亲人谈心”体现了阎纲的文体观,不跟读者见外,不随便拉扯些虚头巴脑的流行话题。阎纲聚焦于人,着力于情,亲人、友人、志士仁人的音容笑貌,以及世态人心众生相,尽显爽直话语中。他的杂感体例各异,内审已、外观物,品评创作、针砭现象、关切民风,涉古论今描准文坛。裸露出的是作者个人的性情和襟怀,映衬出的是跨世纪数十年来的风云变迁。 作家杨闻宇写道:“阎纲作品的最大特色是解剖人性。他所执的手术刀似比孙犁的锋利、明快。” 我读阎纲,最突出的印象七个字:老辣、简约、有风趣。 应不少读者要求,征得阎纲先生的同意,并增补了因篇幅关系抽下的个别篇章,今起连载《散文是同亲人谈心》一书,赏阅之下,必有所获。 ——“读书人”魏锋谨识 本书收录了阎纲散文《和父亲猴年说猫》《孤魂无主》《她夺回失去的美丽》《我的邻居吴冠中》《羊肉泡馍传奇》《五石头记》《雨里盘谷梦中韩愈》《人生三悟》《给铁凝的一封信》《送贾平凹下乡——排场!》《陈忠实的身影》等名篇。 老家的门礅石 文/阎纲 出生不久,父亲就将我们母子三人接到西安。父亲在陕西省民政厅做事,经常带领全家到被鲁迅誉为“古调独弹”的易俗社看戏。及长,又到父亲和张寒晖创建的话剧团看演出,张寒晖到我家给我和哥哥教唱《松花江上》。从小时起,我痴迷音乐和戏曲,学谁像谁。 阎纲1967年春摄于北海公园 1938年,祖父已经从祖宗的老宅子迁入新居,新居坐落在阎家什字的斜坡上,大门口正对着北山覆斗型的昭陵,乡人叫它“唐王陵”。为了躲鬼子的炸弹,全家又从西安搬回醴泉。首先看见的,是平卧在大门口不规则形的门礅石,丑石,很不雅观。爷爷说,这石看上去丑,却是一宝,是天上掉下来给“唐王陵”照亮的,它的一小块儿请到咱家,给咱家守大门,半夜三更微微发光,妖怪害怕不敢来。 大房正厅的前面,是一排浅灰色高大的格子门窗,说不上雕梁画栋,却也十分考究。踏进格子门,看见角落里躺着一对“哑铃”,是爷爷教余健身用过的。又发现厅房的西墙上还挂着爷爷教私塾体罚学生的“大板子”(戒尺),打手打屁股的板子高高挂起,像是展厅里的主展品。爷爷之所以把板子看得那么重要,因为那是他老人家的权柄,足可称道的光荣历史。修长而且厚重的板子尽管褪了色,木料却是上等的,困难时期,正好点火做饭当柴烧。可惜归可惜,要我当时,也会一咬牙,把它塞进炉膛。 我又发现爷爷脑袋后面的“短刷刷”不见了。爷爷是前清顺民,又是本县里民局局长的二少爷,自然是以满人的长辫子为荣。曾祖父去世后,爆发辛亥革命,陕西乱了一阵之后,又面临一场“留头不留发”的生死抉择。那时的革命,革来革去总拿头发开刀。头发,乃父母所授,首先需要荡涤的是前朝异族强加在头上的羞辱,恢复先人传统的发式。爷爷挡不住时代的潮流,咸与维新,先革辫子的命,剪!但不从根儿上剪,而是齐腰一剪子,后脑勺剩下一撮齐刷刷的短发,扎上,就像拨浪鼓似的一摇一动,俗称“猪尾巴”。这是爷爷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尽管不大彻底的革命。爷爷告我说,当时把辛亥革命叫“反正”,“拨乱世,反之正。”反者,还也;“反正”就是还政于正道,“正”也就是“政”。所以,五十多年后“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我马上想起爷爷版的《头发的故事》。 大房前庭的屋檐下,青石铺成台阶,阶下两侧,各有一棵年年疯长的梧桐树,高耸,直挺挺地。爷爷说:“家有梧桐招凤凰。”大哥后来说:“可别招来‘假凤虚凰’(四十年代电影名)!”孩子们常在梧桐树下玩耍,捡桐籽吃,油香油香的。爷爷以下我们四代人,都在这高高的梧桐树下渐渐长大。困难时期,两棵梧桐树粉身碎骨,只留下记忆的清荫。 大房东头一间住着父母,西头一间只住着祖母一个人,因为老两口不和,奶奶爷爷谁不理谁。奶奶一不高兴,挎上包袱便去姑姑家了。父亲早出晚归,祖母常不在家,大房虽清静却凄清。祖母去世后的第二年姑姑去世,表妹、妹妹、侄女一群女子娃住进西头一间,闹声不绝于耳。大房前两边空地上,开满玉簪花,左右两棵梧桐树。西厢房后来住着大哥两口子,东厢房招客,我和爷爷住在西厢房与二门间的耳房,名副其实的斗室。爷爷幽默,童言无忌,欢声笑语,我常说:“我和爷爷是好朋友。” 大房以北是后院,后院上面是坡地,栽些杂花小树,种些葱蒜瓜豆。坡下一块空地晒太阳、晾被褥。常年置放着一张炕桌,孩子们在上面做功课、练大字,爷爷给人查黄历(皇历)、打婚单,算生辰八字。当我能够为爷爷代笔打“婚单”时,爷爷格外高兴。 按醴泉习俗,男女十多岁、山区七八岁,相亲定亲,报生辰、看属相,议定财礼,写成“合婚书”,通过“下帖”等形式确定婚姻关系。女方请人给女儿“开脸”,上坟祭祖,吃“离娘饭”。完婚过事,爷爷当作贵宾请去吃“筵席”。爷爷叫我一起去,这一天也成了我的盛大节日。什么“鱿鱼海参席”、“七筒八柱席”,席上的“甜盘子”煞是好吃。我最看不惯客人坐席时抢着给自己馍里夹肉(俗称“肉夹夹”),然后掏出脏兮兮的手帕小心翼翼地包上,捅进弹嫌太窄的袖筒里预备带回家让孩子们去争抢、去解馋。 写“婚单”,老格式打头的话总是“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云云。农村人不识字,写好写坏没人问,只要是红纸黑字写出来的,管它笔力老嫩、功夫深浅!所以,爷爷敢于放手叫我代书,我也就高兴地答应了,一笔一划,十分认真,看上去不成样子,爷爷却表示满意,说“稀样!”这之于我,是莫大的鼓励。 自此之后,不用人催,我认真练起字来。正好,家里曾祖父的干亲宋伯鲁留下不少赠贺的字画和对联。还挂着两副忘记谁题写的绝好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颜鲁公书力透纸,吴道之画意在笔”。我开始临摹碑帖《颜鲁公多宝塔碑》和《柳公权玄秘塔碑》。乡人说:“先学赵,后学欧,然后才学宋伯鲁。”发现《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看见“醴泉”二字好不亲切!岂知,彼“醴泉”非此“醴泉”也!后来到西安上初中,对标准草圣、辛亥革命的元老、三原县的于右任爱得发疯,一写就是一墙。 西厢房门前的院井中,有几株盛开的玫瑰花。五月的庭院里,总能看见母亲,一身素净,满面春风,细心地采摘含苞待放的玫瑰准备腌制,不由人想起戏台上天女散花。二门以外是前院,靠门墙不远有棵枣树,长到三米左右,横向发展,枝叶茂盛,形成一个圆孤状。“娃娃头”的我,每每穿过树下,总要蹦跳几下够够高,炫耀自己的个头。我是我们家个子最高的人,怕也是阎氏家族个头最高的。在中国作协五七干校时,女同志挂蚊帐总是求我,说:“阎纲,借你个个儿吧!”我一生以个儿高为荣,所谓“站得高,看得远。”其实不然,文革时坐喷气式,上下午两个单元,个儿越高腰越疼。现在我弄明白了,长寿者,矮子居多。 前院花园里种着花草树木,石榴树、枣树,另有香椿树,还有单片花和喇叭花,后来引进“蕃茄”,也叫洋柿子,即今之西红柿。大哥是头一个敢吃“蕃笳”的勇者,我们兄妹各尝了一口,都怀疑里面有毒。香椿也是最鲜的菜,特别是带露的香椿或细雨中的嫩椿芽,滚水中一焯,打个鸡蛋一炒,香气直喷鼻翼。(可惜了的,当大家知道香椿是上好的东西时,困难时期开始,香椿树当作灶下的燃料锯成一截一截木材)秋天,果子熟了,特别遇到深秋的一场淋雨,有意留着不摘的大红枣儿,熟得深透,裂开细长的缝隙,脆得要碎,孩子们终于等着了,便推选一个“崇公道”(《女起解》人物)上树打枣。冬天到了,我们将一个个硕大的石榴用棉絮包紧,单等一场大雪。大雪染白了园子里的一切,树木在雪压下冠盖低垂,只有到了这时,石榴才裂开笑脸,露出一行行红里透黑的牙齿,晶莹闪亮,笑傲寒风。儿童团们坐在热炕上吃石榴,别是一番风味。我吃石榴,连籽儿一齐下肚,吃葡萄也是一样,一生囫囵吞咽的习惯就是这时养成的。春天到了,群莺乱飞,采花捕蝶,一群孩子跟着我这个娃娃头瞎闹腾。我悄悄把一只蜜蜂当作玩物递到表妹的手里,让她当成果子握住不放时,哎呀一声,手背肿成个胖油糕,大哭不止。后来长大,我自觉羞赧,为这桩恶作剧痛悔不已。我比表妹大,为什么要欺侮一个寄养舅家没妈的娃呢? 往往在我们玩得最痛快的时候,爷爷的扫地笤帚已经伸到你的脚下,猛地突袭你的大腿跟儿:“蹄子!蹄子!” 阎纲2009年4月在家乡昭陵北峰 爷爷生性耿直而好洁成癖,整天扫个不停,炕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尿盆擦得贼光蹭亮。我想,人家南方木头做的大马桶涮干净了可以放在房间里,爷爷一个小小的瓷盆能比马桶“脏”多少呢? 爷爷爱吃夜食。天色向晚,爷爷照例出前院把头门关上,把二门关上,然后从后屋巡视到前屋,一句一句地叮嘱那八个字:“小心灯火!谨慎门户!”然后叫我脱衣上炕,爷孙俩合盖一床被窝,聊不多会儿,快吹灯睡觉了,喊“嫂子!嫂子!”要吃的,然后朋友俩趴到炕沿上吃凉面。私塾不办了,师生的情谊没有断,逢年过节,总有学生提上吃货孝敬先生,这些吃货,都成了爷爷和我炕边上丰美的宵夜。 我跟爷爷吃尽了家常便饭和风味小吃,爷爷和大嫂培养了我的口味,这口味具有巨大的排他性,到老不变,即便是南北大菜也不解馋。我最馋的饭食吃货计有:浇汤烙面,羊肉泡馍,羊肉包子,辣子蒜羊血,搅团鱼鱼,油泼辣子 biang biang 面,新媳妇的响镯面……家乡味美呀! 爷爷不语神力怪乱,但是乐善好施,常常给人解忧劝架,什么“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世不报后世报”。爷爷行善做好事,我一一看在眼里,潜移默化,深深地印在心里。 爷爷对我的教育基本上是开蒙读物的一套,教材就是他教私塾时烂熟于心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颜氏家训》等。爷爷说:“初入社会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等等。无非什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人之初,姓本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头悬梁,锥剌股”“勤有功,戏无益,”“苟不学,曷为人?”“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无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忠节孝义,孝悌忠信,重伦理,重亲情,重然诺,亲密和谐,恬静和美,与世无争。 爷爷把教与爱结合起来,对我进行儒家的家庭教育,灌输孔孟的治国之道。“国之本在家”,古老的中国向来是“家族本位”,中华文化从家族观念筑起同时被家族观念所笼罩,所有的人间关系都可以家庭化,尽孝必能尽忠,历代王朝以孝治天下,因而有“君父”、“臣子”、“父母官”、“子民”、“师父”、“学子”等家国一体、政亲合一、政治伦理化之美称。整个社会俨然一个大家族。在家当人子,入仕做人臣,忠孝两全。做私塾教师的爷爷,以为这是他所给予后代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 老家的大门前,是一条自北向东而上的大车路,所谓“大车”,就是旧时农村与手推车、独轮车并存的骡马牛拉的铁轮(铁皮包轮)大车,它是农村最值钱的运输工具,实用但笨重,上坡时最艰难,不是狠抽套车的高脚牲口,就是停下来一个劲地给两个车轴膏油。 这条土路,遇上下雨,沟深路滑,我小时看见粮车上坡时,牛屁股不知要挨多少下杠子,“挣死牛”!一个个顽强挣扎的镜头闪过再闪过。 大门外顺斜坡而下、在阎家老屋前拐弯的这条大车路,正好歪歪斜斜躺在卧牛形的醴泉县城低着脑袋的牛脖子上,一直通向西北门外横跨陕甘两省的西兰公路,不舍昼夜,一直可以将车赶到“甘省”,将牲口吆呵进兰州城。 西兰公路上过汽车,老婆娃娃跑去看热闹,正好车子坏在坡坡上,一伙人上前推车,生于前清末年的爷爷幽了一个默:“什么‘牛皮不是吹的,汽车不是推的’?你不推它动弹得了吗?” 我每天步出大门,必须面对这条泥泞的坡道。沿着这条道东行约百米,有一座巧小高耸的“庙庙”,匾额高悬:“文昌阁”。只要我出得家门,就看见远北方向高耸入云的九嵕山,巍巍乎伟哉,那就是伴有“昭陵六骏”的唐太宗“唐王陵”。只要我上街或是上学,“庙庙”是必经之地。这座小庙留下我为了还赌债、偷卖父亲香烟、被从不动手的母亲痛打一顿的不光彩的纪录。遗憾的是,城区向南扩展,这条土路沧桑百年依旧,迟到九十年代才被柏油所覆盖,“庙庙”同时期坍塌,一堆废墟至今瘫卧在那里。2000年回乡,我特意靠近它照了张照片。这条土路和古旧的小庙都是历史的缩影,从中可见阎姓一条街的经济何等滞后。 我常常坐在大门外的石礅上看送粮的车马怎样使劲地拉车上坡,看着看着心疼起被鞭打的牲口来了。我常常冒雨在大门口看雨水怎样从门前斜坡上顺着车路渠缓缓流下,幻想那是一条小河,河中有鱼儿,鱼儿有家族。我也常常凝神观望坡坡下拐弯处一群晒太阳的街民们,自己身上也暖洋洋的。 抗日战争爆发,新文化的传播和渗透,渐渐地,让爷爷觉察到自己的教育路线不那么管用了,但是,肚子里尚存有识字课本和传统美德,还有人情世故和一大堆笑话向我传授,教我“出必告,反必面”,“人勤地不懒”,敬惜字纸,“礼之用,和为贵”,客人不动筷自已不动,夹完菜即刻放下筷子,“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但是他自己不在意的时候,我可以十分的不恭,睡觉时胡翻乱滚,常常将一双大腿搭在爷爷的肚皮上,爷爷忍着,怕惊醒我,也顾不得什么“卧如弓”了。一次,我双手执箸拿他刚剃的光头当鞭鼓敲,爷爷大怒,声色俱厉,不依不饶,爷爷不情愿自己绝对家长的地位就此屈辱地结束。 家乡的解放,解放区文艺暴风雨般的冲击,《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我奉为圣典,庆幸自己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一头栽进群众文艺活动的热潮中,创作、教唱、导演、伴奏,乐此不疲。当爷爷发现我看的戏比他多,知道的历史故事比他多时,一面赞叹现在的孩子越来越灵性、理解力越来越强,一面惊叹新文化大潮之不可抗拒,他的私塾教育败下阵来。爷爷有自知之明,绝不固守传统,而是改变方针,旧学新用,口中念念有词,说什么:“‘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这娃从小看大,‘彼颖悟,人称奇’,不教而成。”从此以后,他再不向我像念经一样絮絮叨叨地子曰、书云、古人说,充其量给我解词、认生字,如什么是“彰明昭著”、“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孝子深韪是道”、什么是“差池”、“错位”、“翻仰”、“先后”(妯娌)、“蕞娃”(不是“碎”娃)、“瞀乱”(心烦不安)、“弹嫌”、“遇合”、“骚情”、“调和面儿”(五香粉)等等。 爷爷大势去矣! 困难时期,家道衰微,爷爷帮助母亲支撑着一大家子,苦度岁月,要么逗人发笑,要么从早到晚扫地扫个不停,十足的乐天派。入夜,爷爷照例出去把头门关上,问问还有谁去前院上茅房,然后把二门关上,接着,从后屋巡视到前屋,“小心灯火——谨慎门户——!” 第二天一大早,照例打开头门扫大门口,然后坐在门礅石上喘口气,看人挑担、牛拉车。 爷爷晚年,经常端着烟蒲满到那里晒太阳、聊大天,却不和别人一样端上大老碗边吃边聊。叫他吃饭,照例喊一声“爷——吃饭!”远远看见老人家慢悠悠地站起身来,拍打屁股上的灰土,半天,才直起腰来,缓缓向我走来。 爷爷老了,我长大了。我已经在参与筹建的县文化馆、县文联做事,每月给家里送薪水——从粮库领回七斗小麦。一个老了,一个大了,共同语言少了,渐渐地疏远“老朋友”。 爷爷仍然在坡坡底下的墙角下晒太阳,或者坐在大门口那块不成形的门礅石上看牛拉车上坡,暗暗给牛使劲儿。我每每吃完午饭上班出大门的时候,爷爷总是挡住我的去路,要求跟我说话,我不耐烦,有时态度生硬,爷爷立刻改变腔调说:“忙你的去!忙你的去吧!”我不觉得难为情,反倒有一种挣脱感。 正是这条路,我踩着它到县城中心的城隍庙上小学,到南关文庙的昭陵中学上初中,到城隍庙改建的县文化馆、县文联上班,到西安上高中,参加解放军宣传队搞宣传,到兰州上大学,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央文化部编刊物、办报纸。在这条大车路上,我渡过了醴泉家乡的13年,塑造了一个算得上“书香门第”出身的“陕西愣娃”。不管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也不管怎样被“运动”斗得散了架,“愣娃”脾气不改,福耶?祸耶? 爷爷1952年去世,脑溢血,终年七十,白孝帽跪满一地。 爷爷去世,我难过,伤心不已。我又听见爷爷在说:“忙你的去!忙你的去吧!”那无奈的眼神,一直望着我,叫我的灵魂永不安宁。 一首童谣在耳边回响,是老舍小时候坐在门礅石上百唱不厌的歌:“小小子儿,坐门礅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干嘛?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 那块门礅石还在,七八十年了,阅尽老家大门口里里外外、风风雨雨。 阎 纲,男,1932年生,陕西咸阳礼泉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6年供职中国作家协会,后调文化部,编辑家兼评论家。后期以散文随笔著称。著有《文学警钟为何而鸣》《我吻女儿的前额》《美丽的夭亡》《阎纲文化之旅》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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