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霖日记》 | 一部底层公务员的“堕落史”

一

袁崇霖是谁？

也许在他的日记被发现、被影印、被整理出版之前，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把他的名字输入到各个资料库去检索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消息依然有限，但大体还是有一些发现的。

比如，他上学时，成绩优异。时不时地上一下报纸，天津《大公报》记载：

1907年8月29日“移款助赈”内有“放生院两等官立小学堂学生袁崇霖等一百三十二名捐点心钱铜元六百六十枚”。

1908年5月19日“高等各级学生会考揭晓”内有“高等第二年一学期第一名袁崇霖(放生院小学堂)”。

1908年10月28日之启事内有“放生院两等官立小学堂学生袁崇霖等捐铜元八百六枚”。

见载的两次捐款，都只提袁崇霖之名，大概就是因为他老考第一的缘故。不知道这样的人在当时是不是挺招人喜欢的。

此后稍长，于1912-1913年间加入了共和党。《共和党本部职员、支部职员党员表》附录的《直隶支部职员党员表》中有他的名字，称他字润久，直隶人，住址为天津如意庵西张家胡同。

后来，在1922年前后曾在盐务署任职。1920年出版的《盐务署职员录》，盐务署秘书处有办事员袁崇霖,字润九，29岁，直隶天津人，委任日期为1918年7月1日，住址为西裱褙胡同池州会馆。

后来，在1926-1927年任河南省银行总理,兼郑州陇海火车货捐局长。风光一时。

后来，1932年之前，他还在安徽印花烟酒税局当过课长。1932年10月24日的《国民政府指令第一五五五号》记录了他请辞的消息。

……（这个省略号很重要！）

再后来，在1938年时任河北省银行天津分行经理。1938年出版的《河北省银行职员录》，天津二等分行经理为袁润九，年龄42岁（年龄记载有误），籍贯河北天津，1938年1月到行，通信处为天津特别一区17号路积余里7号。他还兼任总行稽核室稽核。

后来，1940年他还与人合伙成立了“通益公字号”，后因亏损退出。1941年6月备案的文书《润德堂袁润九、毅然堂赵玉海、世洪堂袁柏甫、怀远堂王绍诠申请分拨退伙备案》中有记载。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线索就此中断。

  二

填补上面省略号中的信息，就要看他的日记了。

他的日记叫作《雪庵日记》，整理本称为《袁崇霖日记》。

此日记记录的时间段为：1937年2月6日至1937年12月22日。记载了他1937年作者从天津到北平谋职，后经友人介绍任河北省大兴县县长秘书，七七事变后任职于河北省各县维持会的经历。

1937年，七七事变，大兴县，维持会，天哪，好重要的史料！

大兴县，那可是与七七事变爆发的中心宛平县相邻！

像这样亲身经历，又属即时记载的七七事变的史料真得太少了！

七七事变，是在1937年7月7日夜发生的，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7月7日的日记，袁崇霖还在为“室内则热气郁蒸不能耐”的天气而烦恼，7月8日的记载就骤然紧张起来：

    晴，闷热。十时据闻，昨夜芦沟桥方面日军炮声竟夜不绝，真象亦不明。午后二时，据报永定门已关，城内外交通断绝，仍不得确实消息。胡县长今日未到府，余会同崔君传政务警长及保安队班长至，分别饬其严加防范，尤对拘留所特别注意，以免羁押人犯闻炮声惊惶出事，并嘱日内禁止押犯接见。又因二科王科长昨日赴保，由余建议，嘱王会计员将府中公款预作准备，印信亦须妥为存放，以防不虞。至五时，闻永定门已开放行人，余遂带县府所存绥靖公署所发之城门出行证进城。行至永定门脸外，见行人车辆皆拥塞门外，桥南城门仍关闭。余遂向前至门前与守兵交涉，出示门证，即允开门，将余车放入，而城内人车亦如城外守候通行之状。抵寓后，见各报号外始悉，昨夜芦沟桥苑平城外中日两军已开火一夜，现仍在相持间。事态之演生如下，缘昨夜日军一中队在芦沟桥外演习，据日军向我军政当局声称，正演习间，忽闻枪声，当即收队点验，缺少一兵，认为放枪者已入城，要求率队入城搜查，我方以时值深夜，恐地方不安，婉加拒绝。不久彼方又电话声称，如不允许，彼即武力保卫前进云云。同时日军对宛平县城已取包围形势，我方再与日方商定，双方派员前往调查。日方所派为[寺]平副佐、樱井顾问，我方所派为王冷斋、林耕宇等，至今晨四时到达宛平县署。正交涉间，忽闻东门外炮声大作，俄而西门外大炮机枪又起，嗣因日军炮火更烈，我军为正当防卫，始加抵抗，我军伤亡颇众等语。晚七时又闻炮声隆隆，至八时后即止。市中八时戒严，警察传知住户上门。终夜尚安靖。

此后日记记载颇详，如7月13日又云：

    晴。九时一刻赴县府，至永定门，城门已全闭，略候即开门，出城，行至沙子口地方，见有日军唐克车及载重汽车十余辆由东往西，似拟全部通过平苑大马路而行，但已过大马路之各种车辆前途若有障碍不能畅行之势，所以大路上停止唐克车、载重汽车五六辆，随有日本军人，载重车上满载军用品。余之人力车即从停在大马路之军用车旁而过。日军近年以来行动自由，已属司空见惯。意者由东往西，俟全部通过后，已无在此有何军事动作，不料甫抵县府不及十分，即闻大红门有枪声，随即开机枪，弹声甚密。胡县长正在余室闲谈，闻枪一发，即奔赴县长室，取战刀驰出后门，全府警队亦纷纷携枪带弹，准备应战。府内所驻廿九军兵士整顿军装，出而奔赴大红门防线。余与同事崔君避立室中墙角，枪弹乱飞达十余分始止。余与崔君出而至院中及县府外视察一周，见一兵士带彩回府，盖此忠勇士兵在大红门外数十步一高岗放哨，见有日方载重军用汽车拟随普通汽车后通过大红门，该哨兵令其停止，告以不能通过。不料日兵开枪射击，弹由左腕穿过，伤及右腕，我军见该兵受伤，遂即开始还击。日军车不支，意欲转回退却，致将一载重车撞在路旁树上，前轮已毁，不能转动，车上日兵伤亡数人。此车遂停放树旁，其余各车均退出，此大红门一度互击之情形也。经此一度激战，全府人员咸有戒心，恐日军再来报复，遂令全体戒备，工役武装。至午后一时，忽闻轰然巨声，发自永定门一带，但一响之后，遂即无声。旋据报告，永定门外北宁路铁桥迤南，有日方子弹载重车一及铁甲车一，被我城上守兵一枪打着，两车同时被△△。至三时以后，有日飞机连续前来，最后一机为四叶轰炸机，飞度亦最低。自十一时后，大红门与永定门交通断绝，午后电话亦不通，至五时电线始修复。胡县长亦属文人未经战阵，终日无策。余以书生，尤属生平所未经过之火线生活，但以国难至此，身为公务人员，临此危地，只可淡然处之，颇能镇静无恐。永定门巨响之后，同事方君见余持笔习字，遂以扇面索画，余为涂鸦尽两面，胡县长以下同人无不以好整以暇目之。惟至夕阳西下，各人咸不免以日军前来夜攻为虑，如只步枪射击，尚不足惧，倘以大炮进攻大红门，县府首当其冲。余与胡公商，似宜迁一安全地域稍避正面炮火，当经议定，在县府以南一里半地找民房一处，作为夜间暂憩之所。六时后，余同崔景南科长、王伯涛会计等带一政务警察，略携简单铺盖及饮食之物，首先前往。胡公率武备保安队八九名作为出府巡哨，至八时亦到该处民房会齐。所借民房系鞋行公会之产，院内五间，余等共住三间。院门外四面完全为高粱地，只此一家孤悬旷野之院落，门前一小道可通县属庑甸村。余等在屋内一大炕上提心吊胆，不能成寐。至夜一时，忽闻炮声隆隆，加以机枪甚密，余等全以为日军果然来攻大红门，同人皆起而整衣。胡公出院督饬保安队戒备，倘大红门不守，惟有南退。千幸万幸，枪炮声经十余分即停息，旋有自县府来政务警报告，是守兵见有由东窜出便衣队模样者，遂开炮射击，彼方未还枪即停止。得此报告，始略放心，同人略谈不久，东方既明。

作者对事变后自身经历的描述，读来让人身临其境。真的是太真实，太可怕了。

  三

如果你把上面的引文中“余以书生，尤属生平所未经过之火线生活，但以国难至此，身为公务人员，临此危地，只可淡然处之，颇能镇静无恐”当真的话，或者把日记中的袁崇霖的其他话，如：

寻思冀地方维持会原属以地方人士办理地方救济事业，凡属在会人士，均为桑梓尽些许义务而来，既非争权夺利之处，亦非升官发财之所，尚何把持排斥之有。今该会竟出现此种败类，发生此项怪象，其人非汉奸国贼，即属毫无心肝，悲愤之余，不禁为国家前途痛心。

当真的话，那么是否也会相信袁崇霖是一个“为国家前途痛心”，且临危不惧、不畏生死的“书生”呢。

实际上，在七七事变之后，他一直在为他的前途（仕途）所担忧，不断托人在天津维持会谋职，并且很乐意参加河北省维持会。我们知道维持会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内利用汉奸建立的地方傀儡组织”，“其任务是为侵略者实现‘以华制华’‘分而治之’服务”，难道身处其中的袁崇霖不知道吗？

四

从大骂别人是汉奸，到自己也沦落为汉奸。

他最终，成为了自己最憎恨的人。

不过，他的日记还是挺有价值的。

整理本，已上架各大网店，敬请选购。

注：本文主要参考了李强《袁崇霖日记·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