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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學術分科固然是發展趨勢，但是以學科自限則是非常糟糕的。如果在研究之中將必要的經驗、方法和知識划在專業領域之外，必然難以有所推進。石刻研究是一門綜合性的研究工作，需要跨金石學、考古學、文獻學、歷史學等諸多領域。尤其是石刻文物和文獻之間的關係非常重要，但當下石刻研究者往往囿於專業領域，不能融會貫通，缺乏必要的基礎和正確的方法。面對石刻文物，我們各自的專業背景既可能是提出問題、有所發明的利器，也能是遮蔽我們學術視野的障礙，這需要我們時刻自警，每開始研究一個石刻問題，都要深究是否從石刻文物出發開始工作，是否遺漏了重要的前代研究成果，是否全面調查了石刻拓本，在石刻文物和文獻的複雜關係中是否有所疏漏。本文就唐代石刻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略申淺見，不能系統完備，仍祈方家教正。 圖1 唐竇希瓘神道碑 拓片 出自李明、劉呆運《唐竇希瓘神道碑研究》，《考古與文物》，2014年第5期 唐代石刻文物、文獻，以墓誌銘數量最大，更因不斷持續出土，帶來許多新的研究熱點，格外引人注目。正如榮新江強調的，與墓誌相較唐代神道碑類石刻涉及的人物更為重要，多與史籍所記人物重合，信息容量大，但作為舊材料卻長期乏人問津，與其文獻價值迥不相侔。這類石刻的保護、公佈、釋錄、研究均有缺陷。保護方面，如陝西渭南市下邽鎮白氏家族墓園的白敏中神道碑，據云出土於文革前，今已斷為兩截，長時間沒有納入學者的研究視野，至2004年才重新發現並刊布錄文。①類似沒有得到保護，或者雖然收藏在文物保護機構但是從未刊布者，為數尚多，令人擔憂。蓋石刻文物極易遭人為損毀，缺乏保護或不能及時拍照、傳拓、刊布，往往難免歸於湮滅的命運。 唐代神道碑考古發掘中也存在遺憾，例如咸陽機場唐代墓葬區多是皇親國戚、高門顯貴，應當據此前的考古經驗和關於高官墓葬規制的文獻記載適當擴大保護髮掘範圍，以便將距離墓葬封土稍遠的神道碑保護起來。最為明顯的是竇希瓘神道碑部分被毀事例，此碑據發掘者云，「唐竇希瓘神道碑2009年出土於陝西省咸陽市渭城區底張鎮西蔣村，是新出土的唐代石刻文獻，未經史志和金石著述記載。該碑碑主系唐玄宗之舅竇希瓘，立碑者是碑主之長媳昌樂長公主，書丹者是唐代著名書法評論家、書法家竇臮」，具有重要價值。②遺憾的是此墓考古發掘時，神道碑可能因為未划入考古保護區域，場外施工打夯時，將神道碑打碎，部分碑石內容永遠丟失，令人痛心。 圖2 唐竇希瓘神道碑復原圖 出自李明、劉呆運《唐竇希瓘神道碑研究》，《考古與文物》，2014年第5期 石刻文物原件的研究是石刻研究的開端，若不直接從原物出發，難免會有各種問題。或出自地下，或曾經斷裂損毀，需要先做好綴合復原，剔除土鏽等工作才能釋錄文字，進行研究。從原石加以釋錄，往往會得到最全的文字信息。如陝西昭陵《姜遐碑》經過綴合，錄出一千八百餘字，較舊錄多出近一千字。③ 圖3 宋元拓 唐《姜遐碑》 嘉德2014春拍 又如《韋貞範墓誌》④，長期曾經放置於牛圈，牛坐臥其上，文字幾乎泯滅，「大唐西市藏墓誌整理小組」反復就原石辨識，將殘泐部分之外的全部文字都釋錄出來。韋貞範為唐寧王李憲宮人，曾為寧王育有一子李琯，墓誌尺寸較大，文字逾千，原刻筆畫因遭磨損而變得極淺，整理小組用兩個手電筒分別從平行於志石表面的上下和左右方向打光，令不同方向筆畫顯示出陰影，最終得以辨識全部文字，若僅僅依賴照片或拓片，這方《韋貞範墓誌》就無法完整釋錄了。 當然以上兩個例子屬於特殊情況，但是舉凡原石有斷裂、漫漶、變造、疑偽等情形時，研究者親自目驗原石就變得非常必要。若原石無以上問題，那麼清晰的原石照片和拓片應當作為研究的基礎，僅僅根據書上縮印的拓片照片，甚至僅僅轉引別人的釋錄文字，都會產生釋文不准、忽略格式、遺漏細節等等問題。 一般來說，大型碑刻刊布拓片照片時都存在問題，即使《北京圖書館藏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的八開本尺幅加拉頁設計，仍不能滿足學者逐字辨析大型碑石文字的需要。更有甚者，某些石刻圖錄的編者或出版社為了減省工作、降低成本，將拓片照片切分為若干局部，分頁編印，如此則石刻文本不能連綴，讀者還需據碑式重新加以復原，用起來費時費力。 大型碑刻圖版的最佳方案是兼有較為清晰的石刻文物拓片原圖和文字原大尺寸的逐字排列圖像。古人遇重要的石刻，往往即收藏全拓，又製作剪裱本，目的就是既保存碑版原式，同時又方便閱讀和臨習。今天出版的石刻拓片單行本多采用此種形式，也不必剪裱原拓，只需將原拓圖片按文本順序排印即可，但是在剪切圖像時也偶有丟失或排錯文字的現象，使用必須對照原拓全圖細心校勘方可利用。 相對於現代石刻研究，舊式金石學雖然範式已經過時，但是歷代金石學積累知識卻不過時，當代研究石刻者，應當總結前人研究成果，有效地繼承前代積累的相關知識，為今天的研究奠定基礎，非此不足以言學術推進。 石刻文物因為時代久遠，文字日漸磨滅，故首先需要詳細調查早期拓本，以求將文字釋錄工作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古人研究石刻，首重善拓，今人限於學科分野，往往不能兼顧舊拓版本之學和史事考訂之學。
《昭陵碑石》書影 張沛編著《昭陵碑石》所收諸碑的釋錄繼承了羅振玉《昭陵碑錄》和《昭陵碑錄補》的成果，我們從《昭陵碑石》附錄的《現存昭陵諸碑著錄及錄文一覽表》中能看到羅振玉二書因為利用了傳世的舊拓本，所以錄文字數明顯多於此前各書，尤其是《房玄齡碑》和《孔穎達碑》。⑤羅氏所錄《孔穎達碑》較之孫三錫《昭陵碑考》多錄五百多字；《房玄齡碑》較之《昭陵碑考》多錄三百五十九字。 圖5 清拓 唐《房玄齡碑》（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但尤為可惜者，羅振玉《昭陵碑錄》並未言及所據墨拓版本，僅在《石交錄》說「所據之本必求精拓、足拓，或據舊拓、宋拓，每遇一本必參校一過，故金石文字之著錄如予之於昭陵諸碑，前人殆未有其比」。⑥稍加比勘不難發現《孔穎達碑》羅氏並未根據李宗瀚舊藏宋拓本校訂（張沛同），此拓現藏日本東京三井記念美術館，二玄社《原色法帖選》中有彩色影印本，可補錄若干字；李在銛舊藏《房玄齡碑》宋拓羅氏亦未寓目，故錄文仍有疏漏，此拓有民國石印本，2013年重慶出版社據以翻印，收入《初唐楷則叢刊》，較為易得，此宋拓善本尚在美國私家收藏，一說云民國時流入日本，歸中村不折，不確。正當羅氏編輯《昭陵碑錄》之時，宣統元年（1909）鄧實於上海神州國光社以珂羅版影印李在銛舊藏宋拓本《房玄齡碑》和謝希曾舊藏明拓本《孔穎達碑》⑦，至1918年商務印書館又以珂羅版影印李宗瀚舊藏宋拓本《孔穎達碑》，這些印本羅氏都有機會寓目。張沛也未考究羅氏所據拓本，僅在《昭陵碑錄》序言中提及又據原石增補訂正羅氏錄文，至於是否據善拓增補未曾說明，令學者無從據拓本按驗，仍存遺憾。 圖6 宋拓本《孔穎達碑》（局部） 李宗瀚舊藏 此外，昭陵諸碑善拓今尚存世者尚多，以吳湖帆、朱翼盦兩家舊藏為最，吳氏本多在上海圖書館，朱氏本皆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陳麥青撰文《吳湖帆對昭陵碑拓的搜求考藏》，依據張彥生《善本碑帖錄》的鑒定意見，強調吳湖帆所藏昭陵諸碑有二十種，且多為宋明善拓，版本價值十分珍貴。⑧今《唐儉碑》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翰墨瑰寶：上海圖書館藏珍本碑帖叢刊》彩色影印本。朱翼盦先生藏拓有宋拓《孔穎達碑》、元拓《李靖碑》、明拓《契苾明碑》等，均見朱家溍編《歐齋藏碑帖目錄（二）》⑨，其中元拓《李靖碑》有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近年故宮博物院陸續編輯出版《歐齋石墨系列叢書》，已出十種，希望今後能優先刊布朱翼盦舊藏昭陵諸碑善拓。對於不長於石刻拓片版本之學的學人，應該充分利用張彥生《善本碑帖錄》⑩、方若撰王壯弘增補《增補校碑隨筆》①①、馬子雲施安昌《碑帖鑒定》①②、仲威《善本碑帖過眼錄》、《善本碑帖過眼錄續編》及《中國碑拓鑒別圖典》①③、馬成名《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①④等基本工具，庶免失誤。 在缺乏善拓的情況下，根據拓本重新釋錄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例如河南偃師的《徐浩神道碑》，自清乾隆年間（1736-1796）移入偃師縣學，今在偃師商城博物館，文字幾乎磨滅殆盡。王楠近作《徐浩神道碑史事人物箋注》①⑤，總結前代研究史時發現此碑最新的錄文竟然是《金石萃編》（成書於嘉慶十年，1805）和《全唐文》（成書於嘉慶十九年，1814），郭宏濤、周劍曙雖有釋文，但是照抄前書，並無校補增訂。①⑥王楠根據北京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及私人藏拓重新校錄，補訂舊錄文字頗多。 唐代書法名碑往往沒有受到學者的充分重視，或許大家小時候都臨習過的碑版，卻始終從未當作史料看待。例如《神策軍碑》僅存宋拓孤本，其錄文不見於歷代金石典籍和《全唐文》，故極少有人利用此碑研究武宗會昌三年（843）頃回鶻汗國破滅之後南下進入唐朝疆域的嗢末斯（李思忠）一支的情形，當時宰相李德裕的文集中關於唐代君臣反復商議此事的詔令奏議約有數十篇之多①⑦，應當聯繫起來加以研究。法書名碑又如《化度寺碑》、《信行禪師碑》，均與長安三階教的重要寺廟化度寺，以及重要人物僧邕、信行等人，早已為三階教研究者所重視。近來《信行禪師碑》在大谷大學藏本之外①⑧，又有翁氏藏本在美國發現①⑨，2017年寶玥齋吳濱冰醵資於蘇州古吳軒影印出版，最為易得。
圖7 宋拓松下清齋本《化度寺碑》（局部） 香港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藏 除了碑誌主人、撰者、書者，刻工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對於刻工的生平、身分、所屬的機構及其作品作了詳細的研究。[注20] 可以補充的是即使身為官吏的石刻刻工，除了履行職務的作品之外，也有為私人服務的情況，而且著名書家多有自己常用的刻工，例如近年出土的《邵建和墓誌》記錄了柳公權與刻工邵建和、建初兄弟之間密切的關係，又如琅琊顏氏家族與刻工河南史子華，東海徐現、徐璹兄弟與刻工河南屈賁的關係也值得關注。常為某書家鐫刻作品的刻工，甚至逐漸將其風格帶入其他書家的碑刻之中。 石刻拓本題跋墨跡輯錄方面，沈津《翁方綱手札題跋集錄》（以下簡稱《集錄》）堪稱典範②①，但流傳海外者，如日本三井記念美術館藏宋拓《化度寺碑》、宋拓《孔子廟堂碑》，大谷大學藏宋拓《化度寺碑》等均是翁方綱用功最深的拓本，題跋批校殆滿，均在《集錄》之外；又近年新出拓本及私家藏拓上還有不少翁氏批注題跋，也未該錄，仍有補充的餘地。因真跡難得，故向來讀者極重《集錄》之類蒐集墨跡題跋的著作，但這種傾向失之偏頗，蓋題跋墨跡須與收入文集的論說題跋一同研讀，才能比較完整地把握翁氏的學問和趣向。不僅看待翁氏如此，其他各家也是如此，這是我們需要自警的。明末毛晉曾經將宋賢二十家題跋從各自文集中輯錄出來，編入《津逮秘書》之中，包括書畫題跋、石刻題跋和典籍題跋，最便閱讀。如今更有曾經主持《全宋文》編纂的曾棗莊主編的《宋代序跋全編》②②，更將宋人題跋蒐羅無遺，足備檢討。
圖8 宋拓松下清齋本《化度寺碑》（題跋部分） 香港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藏 石刻研究工具書方面，楊殿珣編《石刻題跋索引》對於石刻研究史的整理提供了極大便利，可謂澤被後學。但是此書也有顯著的缺陷，例如所收石刻下限為元代末年，且涉及書目僅限金石專書、方志，未能深入文集、筆記等其他類別的典籍，更未旁及題跋墨跡，晚清民國的石刻專書蒐羅不全，亟需後人增補。若將文集、筆記、石刻專書、方志以及碑帖、墨跡中的石刻題跋編為聯合索引最為便利，方不至於遺漏前人研究成果。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金石組冀亞平曾有續編的設想，也制定了凡例，無奈館方不予立項，只得作罷。此外，還有很多石刻類別尚缺少必要工具書，例如佛教造像題記，無論目錄還是圖版，都不夠完善，除了極少比較集中的大型石窟之外，均缺少必要的目錄和圖集，某些重要的題記還未刊布。而今文獻數字化水平不斷提高，在這樣的條件下延續前輩的思路，編制石刻研究工具書，繼續總結石刻研究成果，提供研究便利，示後人以途徑，是我們的時代任務。 中古石刻的地域分布不均，但是也有部分地域向多有石刻留存但注意不足者，如嶺南和桂海地區。近年日本學者戶崎哲彥關注這一區域石刻，已出版《唐代嶺南文學與石刻考》、《桂林唐代石刻の研究》、《中國乳洞巖石刻の研究》和《中國桂林鐘乳洞內現存古代壁書の研究》等著作②③，成績斐然。近年來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金石拓片組集中蒐集桂海碑林石刻，亦足以支持相關研究。 以上拉雜涉及唐代石刻研究的幾個方面，主要強調重視石刻文物的原貌，應以調查石刻文物作為研究的起點，不能忽視原石的地理位置、出土過程、周邊環境和承載信息，如果僅僅看重文字的部分而忽略其他，則難免失之偏頗。若原石不存或漫漶難識則應全面調查早期拓本，依據善拓加以釋錄，以期保存盡可能多文字資料。若無早期拓本，則應廣校眾本，互相配補，若下足功夫，應該可以超越前人的釋錄。充分利用前人的石刻工具書，繼承前代學人思路併發揮數字時代優勢，繼續編纂範圍更為廣泛，標引更為深入的新工具書，我們也是義不容辭。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深入挖掘石刻史料的價值，不斷推動學術進步。 注釋： 1、 孫芬惠《渭南發現唐〈白敏中神道碑〉》，《碑林集刊》第十輯，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第145-148頁。 2、 李明、劉呆運《唐竇希瓘神道碑研究》，《考古與文物》2014年第5期，第95-101頁。 3、 張沛編著《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序》第4頁。 4、 胡戟、榮新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24-525頁。 5、 張沛編著《昭陵碑石》，附錄二《現存昭陵諸碑著錄及錄文一覽表》，第237-243頁。 6、 羅振玉《石交錄》，《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14頁。 7、 筆者按，謝希曾舊稱宋拓，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認為是元明間拓本，此本剪裱錯亂，存字不及李宗瀚本之多，今有日本二玄社《書跡名品叢刊》本。又，羅振玉與鄧實熟識，羅振玉《鳴沙石室秘錄》曾於鄧實主編《國粹學報》發表，並有單行本行世。 8、 陳麥青《吳湖帆對昭陵碑拓的搜求考藏》，《澎湃新聞·藝術評論》2016年2月26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36202（2018年2月25日檢索）。 9、 朱家溍《歐齋藏碑帖目錄（二）》，史樹青主編《收藏家》1995年第2期，第56-57頁；後收入朱家溍編《蕭山朱氏舊藏目錄》，故宮出版社，2014年，第71-77頁。 10、 張彥生《善本碑帖錄》，中華書局，1984年。 11、 方若撰，王壯弘增補《增補校碑隨筆》，上海書畫出版社，1984年。 12、 馬子雲、施安昌《碑帖鑒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13、 仲威《中國碑拓鑒別圖典》，文物出版社，2010年；《善本碑帖過眼錄》，文物出版社，2013年。《善本碑帖過眼錄（續編）》，文物出版社，2017年。 14、 馬成名《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年。 15、 王楠《徐浩神道碑史事人物箋注》，《文津學志》第八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第283-298頁。 16、 郭宏濤、周劍曙編著《偃師碑誌選粹》，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圖版，第76-77頁，解題、釋文，第249-250頁。 17、 參考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8、 神田喜一郎、野上俊靜監修《宋拓墨寶二種》，大谷大學，1967年。 19、 馬成名《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第73-77頁。 20、 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1、 沈津《翁方綱手札題跋集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22、 曾棗莊主編《宋代序跋全編》，齊魯書社，2015年。 23、 戶崎哲彥《桂林唐代石刻の研究》，白帝社，2005年；《中國乳洞巖石刻の研究》，白帝社，2007年；《唐代嶺南文學與石刻考》，中華書局，2014年；《中國桂林鐘乳洞內現存古代壁書の研究》，白帝社，2018年。 程章灿：石刻研究的基本问题 我觉得，是石刻把我引到或者说召唤到永州来的。我研究石刻可以说有20多年了。我博士毕业于1989年，毕业后，就到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工作，接到的第一个研究项目就是唐代石刻史料研究。如果从1989年算起，到今年也有26年了吧。老早就知道浯溪石刻，老早就知道永州这边的其他石刻，包括湖南科技学院旁边的朝阳岩。但是，先前我读的都是石刻文字，其次是看的拓本、拓本集或者是拓本的电子本，都没有到过实地，看过实物。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这儿，真正地看到了浯溪石刻、朝阳岩石刻，真的很有收获。 刚才京华教授让我说说全国石刻研究的情况，这个我还真不敢当，我只能说说我个人的粗浅认识。我在南京大学有十几年时间，大概是从1992、1993年一直到2008年，十五六年间，除了出国访学，总共开过十三四次课，给硕士研究生讲一门“石刻文献研究”的课，讲一学期。这个课，我是希望给中文系的学生灌输一个意识，希望他们认识到石刻文献的重要性，认识到石刻文献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内容非常丰富、类型非常繁多的领域。如果你踏进石刻研究这个领域，可以说有无限的趣味，也会回报给你无限的收获。我在课上对学生说，你们可以不选择石刻文献作为你们毕业论文的题目，不过如果你对石刻文献没有了解，那么作为一个研究生，作为一个古典文献学或古代文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总归在知识结构方面是有所欠缺的。既然我在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那么就有责任给大家填补一点空缺。基于这样一个认识，今天就在这里给大家简单地说一说我所认识的石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基本的研究方法。我想简单介绍这样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简单介绍石刻文献的类型；第二个方面，介绍石刻文献存在的兰种形态；第三个方面，说说石刻文献研究的三个层次。 一、石刻文献的类型 对于石刻文献的类型，早就有人专门做过石刻文献的分类，有分得非常细的，分到四十几类。今天我就把它概括一下，主要介绍七种。 第一种：墓碑，或者说碑刻。 ▲南朝梁安成康王萧秀墓石刻（局部） 我们平时经常讲“碑刻”，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有广义和狭义，这里讲的是狭义。狭义的碑刻必须是一块石头独立出来，竖立在地上。我们经常看到的摩崖碑，也可以称作“碑”，但我指的碑刻不是这个，而是坚立于平地上的石碑。 碑刻又可以分为几种，最常见的是墓碑，竖立在坟墓前的，有大有小，小一点的可能叫“墓碣”，大一点的叫“神道碑”。一般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立碑。还有一种不是立在墓前面的，比如古代修建某个公共工程，国家建成了一条道路，或者一段城墙，或者某个城门，也会立碑纪念，我们可以叫做工程碑刻，主要起记事和纪念的作用。除了墓碑和工程碑之外，还有功德碑，歌颂长官或先贤的功德。在汉碑里，有这样的三大类。 在中国古代石刻里，碑刻占的数量非常多。碑刻里最重要的是汉碑。汉碑是我们今天学习汉隶最重要的依据。当然，我们今天到长沙去，能够看到很多汉代的简牍，但是在以前，看到汉代人的字迹主要是通过汉碑。汉碑有各种不同的风格，有名的汉碑很多，几乎每一块都是自成风格的。所以在书法史上、在文字学史和文学史上，汉碑都很有名。汉代以后，历代也都有一些碑刻，但总的来说，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都比不上汉碑。 汉碑尤其墓碑在东汉非常流行，以至于后来发展成为东汉社会的一种习俗。到东汉末年，如果一户人家死了人，他在办丧事的时候必须要刻碑，大家互相攀比，把一块好的石材从山上采下来，再请一个名家写成文章，然后再刻到石头上去，这中间要费很多钱。汉代甚至有人因为为了替亲属、长辈办丧事刻墓碑而破产的。所以刻碑很耗费钱财，给人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也助长了一种不实的风气。所有碑上刻的词句都是好话，胡乱吹捧，不足为信，就把社会风气搞得不好了。所以到了东汉末年，曹操掌权以后就开始禁碑，从建安开始，一直到整个魏晋南北朝，基本上都奉行禁碑的制度。 国家向来都有禁碑的规定，不许立碑。但是总有限定慢慢松弛的时候，所以隔个几十年，往往又有皇帝下令禁碑。如果大家到南京栖霞区甘家巷小学，现在还能看到南朝梁安成康王萧秀的墓，墓的前面有四块碑，其中两块碑还有，还有少量字迹依稀可见，另外两块驮碑的赑屃还在，碑已经毁掉了，当年是四碑并立，这是特例，整个魏晋南北朝，四碑并立只有这个例子。一般来说，魏晋南北朝时能够立碑的都是有特殊身份、特殊地位的人，或者是经过特殊批准的，如果严格遵循律例，那是不允许立碑的。那么，因为有这样一种禁碑的法律，所以到了东晋南朝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石刻品种，就是墓志，埋在地下，政府律令禁止不了。 第二种：墓志。 ▲辽贵妃萧氏墓志盖 关于墓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有不同的说法。如果我们把墓志当作一个人死了的标志，随便刻一点东西埋在墓里面标志这个人的身份，那么，给秦始皇修陵时死了好多工人，死后草草埋葬，有时候在砖头上刻几个字，也可以算是一个墓志。但真正作为一个石刻类型，或者说把墓志铭视为一个文体类型，这是从东晋开始的。我们知道，西晋政权在北方被胡人打垮了，皇室司马氏就跑到南京来了，建立了东晋政权，北方的贵族纷纷南下。他们到了南京，开始以为隔个几年、几十年说不定就打回北方去了，像琅琊王氏是山东的，陈郡谢氏是河南的，都是北方人，本来指望能回北方去的，后来过了三十年、五十年，过了一百年，发现回不去了。他们父亲一辈、爷爷一辈死了，都埋在南京了，这时候就需要标志他们是哪里人。如果大家到南京，建议去一下总统府旁边的六朝博物馆，里面就有不少的六朝文物，包括许多墓志。 最初的墓志是用砖头刻的，一开始很粗糙，而且不是刻在一块砖头上，是好几块砖头，因为砖头太小。后来才逐渐讲究，用石头刻，慢慢地形式越来越讲究，越来越规范，然后再由南方发展到北方。我们今天看到的墓志类石刻文献，北朝墓志比南朝的还多。但从渊源上看，其实是东晋、南朝发明的。尤其是王谢这样的大家族，他们开始使用墓志，并使之成为一个时髦，使得这些风气得以推广开来，从南方影响到北朝。 唐代以后，墓志就成了中国古代丧葬里非常普及的一个用品。唐代人作墓志也很讲究，《唐会要》中记载，办丧事的时候，要把请人刻好的墓志专门摆在一个车里，出殡的时候展示给人看。墓志找谁写的？文章怎么样？书法怎么样？刻工怎么样？这都显示着家族有没有实力，有没有身份，有没有地位，所以唐代人对这个很重视。北朝墓志和唐代墓志今天出土的非常多，在洛阳、西安这两个地方，洛阳一挖就是北朝的墓志，西安一挖就是唐朝的墓志，非常多。所以在石刻文献类型中，如果就数量来讲，或者说就研究的史料价值来说，墓志这类石刻文献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种：石经。 ▲熹平石经（局部拓片） 石经就是过去的儒家经典的刻石，其实也包括佛家和道家的经典刻石。相对来说，在儒道释三教刻石中，规模最大的是儒家经典刻石，基本上是政府组织的，因为儒家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家经典刻石最早是在东汉汉灵帝熹平年间，蔡邕等人给皇帝提建议，说经典文本当时没有一个定本不行，需要有一个定本，刻在石头上面，竖在首都洛阳的太学里。太学那时候是国家最高的学校，全国的人想读经，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抄，那就是一个标准的定本。所以从东汉开始就有了第一次儒家的刻经，叫做“熹平石经”。这以后中国历史上还有多次的刻经，比如三国魏正始年间，用三种字体刻的经典，叫“正始石经”。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的残石。再往后，东晋和南朝没有刻，一直要唐朝的开成年间，又刻过一次石经，规模更大一些，叫做“开成石经”，现在基本完整地保存在西安碑林里面。清代乾隆年间，还刻了《十三经》的全部，至今保留得很好，在北京国子监里面。其实，从宋代开始就有了印刷术，书都可以刻印，所以乾隆刻石经，只是好古，没有多少文献版本的价值。 佛教的刻经基本上是民间自发的，或由僧人自发、寺庙组织的行为，或者善男信女自发的行为。佛教刻经的形式和儒家的不太一样。佛教刻经中规模最大的，应该数到现在北京房山云居寺的经板，从隋代一直刻到辽代，时间非常长，规模也很可观，共有一万五千多块经板，藏在藏经洞里面。另外佛教经典还喜欢刻在摩崖上，“摩崖”就是刻在自然的崖壁上。道教经典刻石的也有，但和儒家、佛教相比，道教的经典刻石好像比较少。道教经典更多是喜欢写些小楷，写在纸上。 第四种：题名、题刻。 题名、题刻以及各种各样的题咏，其实，这也可以跟我另外分出一类的摩崖石刻合在一起来说。过去的文人学士游览名山大川，往往喜欢留个名，刻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某跟某某某一起同游某地的词句。他们的字基本上还都写得清楚，有不少还出自名家。永州的很多石刻，如朝阳岩和浯溪石刻，有很多是文人学士的题名、题咏。题咏就是题一首诗，或者说题词，题一段话，某时某人和某某人到过这儿。所以，我们有时候考察古代文人的行踪，编一个作家的年谱，如果在某一个地方的石刻上看到某一个作家的题刻，就可以证实他那个时候在这儿。他如果写一首诗，我们就知道这首诗是在这儿写的，就可以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种题名、题咏、题刻，宋代以后特别多。唐代也有，但是没有宋代那么多。欧阳修喜欢搜集石刻拓本，编了一本书，叫做《集古录》。他在《集古录》里感慨地说，“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留名呢？”很多人都喜欢借助石刻这种文献形式，希望让后来人能够知道历史上曾经有某某人到过这个地方。中国古代人之所以要题名、要题咏，除了标志自己的行踪，很多时候是看中它的历史记忆的功能，希望后人借助石刻，记住自己。 第五种：摩崖。 ▲大唐中兴颂碑 摩崖这种碑刻其实是比较早的，我们读司马迁的史记，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经巡游天下，在原来的齐、楚两国故地巡视，因为他觉得齐和楚是秦国最大的敌人，他不放心这两个地方。他在齐、楚两国故地立了六块碑刻，其中，碣石山的碑刻是摩崖，这是最早的一个摩崖碑刻。 汉代以后，摩崖的碑刻也挺多的。永州浯溪的《大唐中兴颂》，大概是摩崖石刻里面最有名的一处，号称“三绝碑”。文章是唐代文学家元结写的，书法出自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之手，浯溪风景优美，崖石奇特，合为“三绝”。《大唐中兴颂》的字还大，至今可以观赏，想见当年盛况。 摩崖石刻，如果要讲它跟别的石刻相比有什么属性特别突出的话，我觉得是它往往处于风景之区，名胜的属性更突出些。名人的墓可能会成为一个名胜点，一般的墓就不会了。但是，摩崖碑刻往往会在一个风景比较突出的地方。而当一个人尤其是某个名人，比如元结、颜真卿这样的名人，首先在某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刻了一个摩崖石刻之后，其他人就会陆续来此，一边观赏，一边加上新的题刻。浯溪有了《大唐中兴颂》之后，唐宋两代有多少人来过，难以统计。几乎每一个路过永州的人，甚至是经过永州附近的人，都要绕道来这里看看，看完之后，就难免会写点什么，也刻在摩崖上。这就好比元结、颜真卿发了一条微博的第一条，然后后人就跟贴，跟了好多的贴子回应。这个字怎么样，颂的主题怎么样，众人都参加议论，甚至还会争论起来。我觉得，这是摩崖石刻比较特殊的一点。 第六种：刻帖。 ▲明《墨池堂选帖》（拓本） 我们现在看的字帖，其实有很多都是从石刻上面传下来的，尤其是比较早的，因为纸不能保持很久。像六朝时候的那些墨迹、唐朝的那些墨迹，我们今天看到的颜真卿的字迹，很多是从石刻上弄下来的。刻在石头上的名家的字迹，有时候分散在各地，那么就有人搜集起来，拓成拓本。有时候为了方便别人看，干脆把名家的墨迹再翻刻到石刻上面去。古代很多江南的有钱人喜欢在自己家里建碑，碑里刻着很多名家的字，你可以来看，可以来拓，于是就变成一本本的法帖集了。 法帖这种书法石刻，它的重点是在书法上有选择，有书法欣赏、书法学习的目的。书法作品刻到石头上面去，这就是一种书法艺术的传播手段。刻帖这类石刻，大概始于宋代，在明、清两代比较多，这种风气是从明、清两代开始的，当时很多有钱人、收藏家都把自己家里的宝贝拿出来，刻石流传。 第七种：杂刻。 石刻总类里有很多不容易归类，不好算入前面那六种里面，那只好另立一类，叫做杂刻。比如北朝流行造像，这是立体的石刻。造像往往配合一些题词，大多粗俗不文；还有人喜欢刻诗词歌赋，那就要文雅得多了。从前有人修了一座桥，在桥头、桥廊某个地方刻几个字，做个标记。挖了一口井，在井栏上刻几个字。这也是一种石刻，叫做井栏石刻。这些杂七杂八零碎的石刻，通常就把它叫做杂刻。 以上七种石刻里面，我认为特别值得关心的主要是墓碑、墓志及摩崖。其他的石刻，如果你是专门研究经学、研究儒学的，那可以去研究一下早期的《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乃至唐代的开成石经，其他类型的价值还是有限的，比较零碎。 二、石刻文献的三种形态 石刻文献有三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就是石刻实物本身。 ▲浯溪石刻 我们今天在朝阳岩看到的、在浯溪看到的石刻，就是实物。实物有什么好处？那当然就是如假包换，独一无二，就是真的，你可以在看石刻的时候，同时看到石刻原来的环境。有时候我们要了解、理解一个石刻，需要连带考虑到它的环境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举一个例子。汉代一个达官贵人死了之后，他的墓前不只有一块墓碑，他墓前甚至可以有三块墓碑。一块是他的家属家族立的，另一块是他原来的下属立的，再有一块可能是他的学生立的。所以三块碑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关系。这三块碑怎么摆？你如果不在实地，如果只读到他的一块碑，那就不行了，这就要了解石刻的位置关系。另外，摩崖石刻和周边风景的关系也要考虑。有些石刻之所以这么刻，而不是那么刻，那是跟当地的物质条件有关的。汉碑里面有一块碑，其实不能严格叫做汉碑的，就是一件非常有名的书法作品《石门颂》，历来被称作隶书中的草书，文字写得十分飞扬，有时候一个竖笔，笔画很长。如果你不到实地看，你不知道石门颂是摩崖石刻。它那个石头正好空出来一块，而且正好有一个裂缝，如果再刻另一个字，它正好到那裂缝里面去了，他只好把这一笔竖下来，这与石头自然的纹理走向是有关系的。所以研究石刻，必须要到实地，看实物。 石刻文献的第二种形态是拓本。 ▲晋周孝侯碑晚清拓本 研究石刻，我们当然也可以坐在家里看拓本，那样很方便，不必跑好远的路。今天坐上高铁，朝发夕至，就从南京到永州了，从前从南京到永州不容易，那我当然看一下拓本就行了。所以拓本有它的好处，就是方便。我可以拜托京华教授在永州给我弄一张拓本，给我寄过来就行了，就可以在家里面看了。但是如果万一某一个字恰好拓得不是很清楚，那我只好将就着看，我也可以猜，有可能猜对，也有可能猜错。这时候就必须到实地去考察、去核对。古代人替我们传下了很多拓本，有的拓本好，精拓，每个笔画都看得清楚。有的拓本就不行，本来就拓得模模糊糊的，费半天劲，还不能认出是什么字。有的它恰好那个字没拓出来，你正好研究到这个地方，需要认出这个字是什么，这个关键字正好对你的研究很重要，如果看不到这个字，就影响你对文章的了解，所以还必须到实地考察。 我拜读京华教授关于永州朝阳岩石刻研究的几篇文章，里面涉及到《全唐诗》《全宋诗》这两本大书。康熙时编撰《全唐诗》，延续了前人金石书的一些错误，因为前人的拓本不完整，提供的信息不准确。赵明诚和李清照编的《金石录》，里面也有一些错误的信息，不知道是赵明诚和李清照写书的时候就搞错了，还是刻本流传的过程中搞错了。京华教授一一纠正过来，补上缺漏的文字，因为他到实地考察，到现场看了，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石刻研究最好是能看到实物。但是，实地考察是有难度的，因为你要晓得永州的宝贝在哪儿，你才能看到，有时候即使守在本地，你也未必能看得到。实物本身固然好，但是我们要接触、使用、考察到实物的石刻，其实是要费很多的成本，时间的成本、金钱的成本，甚至是人情的成本。我今天托京华教授的福，看到了朝阳岩，很幸运。否则，朝阳岩正在维修，不开放，我是不可能进去的。 拓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发明。在过去没有相机的时代，人们是怎样想起这一招的？我觉得很高明。相机可以拍得很不错，但是有时候，如果石面风化得太多，不是很平整，拍照也不容易拍得清楚。然而，好的拓工弄出来的拓本，字就看得清清楚楚。拓本的好处，还在于它好流通，我们只要派一个拓工过去，就可以得到若干份，同样一块碑，可以拓十份、二十份、三十份。原始的石刻不能复制，你可以翻刻一块，但翻刻之后可能就变样了，而且翻刻的成本很高。拓本容易复制。 明代已经有金石家，身边专门带着拓工，出去访碑。明代关中的赵崡，就专门带着拓工去访碑，看到这个碑好，就叫拓工去拓。照说，拓本拓一份也就够了，但金石家有可能会要求拓工拓十份，可以互相交换，这样一下子就流通开来。从前的金石家出去访碑，或者派拓工搜集拓本，很多都是互相交换的。 到了清代，很多地方比如上海、北京、苏州的古玩店，都卖拓本，所以可以拓很多份，送去寄卖。晚清有一些拓工，专门受金石家的委托，到处去拓碑。金石家根据从前的金石志著录，了解到某个地方有什么碑，金石书里面都有金石目录，根据这个目录，派拓工去把这一带所有的碑都拓了。而且每一个碑不只拓一份，拓若干份回来，这样就流通开了。我们把拓本展开，拓得好的拓本，看起来真的是很方便，不必亲自跑到石刻面前，就能看到书法的样子了。好的拓本，多年以后还散发着墨的芬香。 拓本也有一个成本的问题。名碑现在已经很难弄到拓本。新出土的一些著名的石刻，像前几年西安出土了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家族的墓志，里面有韦应物给妻子写的墓志。韦应物书写的东西，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现在看到了，但一套拓本要一千两百块钱。我虽然做金石研究这么多年，其实收的拓本非常有限。 石刻本身完全是文物的状态。拓本是纸本，但是，它也有一点点文物的属性，尤其是名碑名拓。好的拓本，比如宋代的拓本，非常珍贵。明、清的拓本现在也很珍贵。 石刻文献的第三种形态是录文。 ▲清刻本《隶释》《隶续》 小的碑石，小的拓本，打开来读都方便，但是大的碑，像《大唐中兴颂》这样大的拓本，摊开一大片，读起来还是不方便。所以，比拓本更方便的一种石刻文献形态，叫做录文。录文是把石刻里面的文字抄录下来，编成一本书。这就不是拓本了，这是书了。当年欧阳修因为地位高、朋友多，收集了很多拓本，他下班回家，展读拓本，喜欢了，就写上几笔题跋，发两句感慨，但是，他没有把石刻文字全文抄录下来。到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时候，他们搜集拓本，写题跋，更加认真，还会去查书核对，比较两《唐书》和石刻的异同。但他们也不全文抄录石刻上的文字。到了南宋，洪适撰成《隶释》和《隶续》二书，专门搜集汉代的石刻，把汉代石刻上的文字全部都抄录下来。看得清楚的录，看不清楚的，如果只看到一个走之底，走之底上面是什么他不清楚，他也就空着。看到多少，就录多少，尊重原样，保持原貌。 洪适是第一个把零散的石刻文字收集成编的。不过，他只搜集汉代的石刻，其中也包括少数三国时候的石刻。他把各地所有的、汉代的各种隶书碑刻全部搜集到一起，把文字全抄下来。他那个时候能看到的很多石刻，我们今天许多都看不到了，影子都没有了。亏得他那时把那些文字抄了下来，我们今天才仍然看得到。另一方面，他把文献媒介从石头完全转变为以纸张书本为媒介。欧阳修在北宋看到的好多石刻，我们都看不到了，甚至晚他一百多年的南宋的洪适，也没有看到，因为中间遭逢战乱。从洪适到我们今天，又过了接近一千年，他看到的很多东西现在也都看不到了。但是，他把文字抄录下来，我们今天不能看到石刻原物，却还能看到文字。 石刻文献的这三种形态，一种是实物也就是石本，一种是拓本，一种是书本，从使用来说，书本最方便，但是另一方面，可能书本也是最令人担心的。书本上的文字，是洪适等人从碑刻上抄下来的，有可能抄错、抄漏。或者洪适他们并没有抄错、抄漏，但是从古代到现在，书籍刊刻，经过不只一个版本，刻书的人有可能把它刻错、刻漏了。所以我们要担心书相，书本没有拓本那样保真。书本里面的字认不出来，或者打了空字框，不一定石刻上就真的看不见，或认不出来。也许到了实地，看到石刻实物，还蛮清楚的。拓本也可能看不清楚，但石本是不是也这样，也有待比对。从掌握与使用的方面来说，最不方便的是实物或石本，但最可信的也是实物石本。而拓本居中，所以我现在比较看中拓本。拓本比较能够保真，取用起来又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现在我们有一种跟拓本接近的形态，就是拓本的印刷本，或称拓本集。它又具有书本的形态。现在经常有各地的碑刻集出版，那都不是个别的拓本，而是拓本集，而且往往经过了缩印。把原来有一张桌子那么大的拓本，缩印成十六开的一页，小多了，看起来费点劲。如果字太小，有时候未必看得很清楚，但是说实在的，这比展读拓本已经方便多了。就以国家图书馆来说，国家图书馆现在收藏的拓本很多，要想借阅几乎不太可能，但是，早些年，国家图书馆都把它印出来了，印了一百册，就是《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个人不太买得起，但是单位的图书馆还是可以买的，我们可以从图书馆借阅，拿回家里，一本本地细翻。近几年，国家图书馆还把他们所收藏的所有拓本资源统统电子化了，放在他们的网页上，有一栏叫做“拓本菁华”。国图所藏的所有拓本，在那上面都能看得到。可惜，这个数据库界面建设得有点儿不够友好，非得有精确的检索信息，才能搜索到相关的拓本，差一点都不行，而且不认简化字。不过，也有一个检索途径设计得比较好，你只要知道碑刻的年代，按照年代去检索，就非常方便。点开这个拓本之后，看到的是电子本。电子本有一个好处，是别的本没有的。我刚才说过，拓本原来好大，一张张的缩印成十六开了，字就变小了，但在电脑上看电子本的拓本，可以放大。原来我给学生上课，老是要抱一些拓本集给学生看，抱着好重，要叫学生帮我搬书。后来发现不用了，我从国图下载，然后请学生们看电子的拓本，哪个字看不清楚，我放大给他们看，特方便。 这两种形态，一个是印成书本的缩小版，一个是电子化的拓本，我也把它归到拓本里面。因为有了现代化的印刷技术和电子技术，我们使用拓本的方式方法或者说途径，更多了，也更灵活方便了。 三、石刻研究的三个层次 石刻研究有三个层次，或者说有三个方向。 第一个层次是史料学研究。 ▲清刻本《金石录》 我们把石刻当作一种史料，当作一种文献，因为石刻里面涉及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研究文学的人，首先把它当成对文学有用的文献。我们可以从石刻里面找到很多《全唐诗》没收录的诗、《全宋诗》《全宋词》没收录的诗词。我自己早几年还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唐宋元石刻中的赋》。石刻中也有赋，就连赋这样的文体也有刻石的！文学家的行踪、文学家的生平事迹、文学家的手迹，这方面的文献石刻中都有。很多名人，他字写得怎么样？唐代人、宋代人书写的纸质文本要留下来，很不容易，所以他们的墨迹、手书，往往在石刻中才能够看到，很亲切。多年以前我还想编一本书，就叫做历代文学名家手迹，就找石刻里面的，后来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多管闲事，又忙，就没编。各种类型、各个方面的石刻，其实都可以拿来当作古代史料来研究。比如，就像我刚刚说的，李清照、赵明诚就是这么做的，把唐代石刻和其他唐代史料文献相对照，看能弥补书面文献的哪些不足。这些非常具体的研究，就是史料研究。我所谓的史料研究，基本上着眼于个体的碑刻。你拿到一个碑刻，这个碑刻的撰文者是什么人，书写者是什么人，甚至刻工是什么人，一项项弄清楚，这就是史料的研究。 第二个层次是史学研究。 史学研究是在史料学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我们不能眼珠子只盯着某一个体石刻，我们应该看到整体，看到某个系列的石刻、某个地域范围的石刻、某个类型的石刻。比如浯溪《大唐中兴颂》，在这个石刻现场，唐宋元明清好多人都来参加讨论，意见刻在石头上，那么，他们都表达了什么意见？这就是一个好的专题研究的论题。陆游《入蜀记》写沿途游记，以及范成大的游记，两人都写到浯溪《大唐中兴颂》这个地方。范成大的游记中写了，诗中也写了，他自己就有两种文本。如果再把纸本的和石本相比较，那就可以做一些史学方面的研究。 近几年西安出土了很多隋代墓志，西安碑林有一位学者，就专门研究隋代的墓志，这就是把石刻划出断代范围，加以研究。还有一位学者专门搜集弘农杨氏石刻，弘农杨氏是隋唐间的大家族。总之，我们可以划出一个圈，从某一种类型、某一个家族、某一个断代、某一种现象入手。下午我跟京华教授去看朝阳岩的时候，我们就说，“石山保”也可以作为一个题目，好好地来研究。“石山保”其实不只是民俗研究的问题，还可以把它当成石刻中特殊一个内容、一个类型，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 第三个层次是文化研究。 我觉得石刻要从文化的层面来研究，除了历史文化之外，我觉得特别要强调的，是要把石刻文献跟书本文献看得同样重要，作为文献类型来加以研究。我们现在研究书籍史，研究书本是怎么来的，怎样传播使用。书最早的形态，是从甲骨文、金文、简帛然后到书本。书本出来以后，没有人再在甲骨上刻字、再用简帛书写了，但是，还有人在石刻上面书刻文字，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内容，各种不同的类型。这是为什么？背后有什么文化成因和文化意义？书本当然是古代文献最重要的一个载体，但除了书本之外，要说到第二个重要的文献载体，那就是石刻文献了，它的历史比书本还早。纸质书，先有抄本，再有刻本。开始有刻本和印刷，是在宋代。即使说到纸张出现与普及，那也要到汉代以后的事。石刻则是战国、秦朝就有的。把石刻作为一个文献的类型，它的一些形制与格式，其实是影响着书本的。石刻怎么生产、怎么传播、怎么利用，都要研究。 石刻跟书本之间还有一种互动的关系。把名家的墨迹刻到石头上面，是从纸本到石本；再从石头上拓下来，变成一本书，又是从石本到纸本。石刻和书本之间，这两种形态的文献是可以互相转变的。石刻对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书又对石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明清石刻上面，我们经常看到明清人写完之后，还盖一个私章，模刻得很好，这是模拟纸书书写。明清有很多公文文告，以石刻的形式发布，石刻上也钤盖公章，公章上还有长官的签名，这些都要刻出来。有时候，纸上书写的习惯会影响到石刻，石刻上的书写也会影响到纸上。石本与纸本，拓本与书本，这四本分属不同的文献形式，彼此之间常可相互转换，其间的文化关系如何，也可以从书写文化的角度、从文献文化史的角度，展开研究。 实际上，我目前正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其中就有一卷专门从古代文献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石刻文献，这一卷是由我本人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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