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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大观年间，陈师文，裴仲元等奉敕撰集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一书问世以来，由宋至元，极为盛行。朱震亨曾谓：“《和剂局方》之为书也，可以据证检方，照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赎见成丸散，病痛便可安全；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从朱氏之言可见《局方》在民间流行极广。  《局方》之所以盛行主要是疗效可靠。当时所收录的医方皆“几经名医之论定，献于朝，行于世，所谓得十全之效，无纤芥之疑者。”其次这些医方大多经各地熟药所制成丸、散、膏、丹，病者购之极为方便。再者，《局方》是官方颁布的一个处方配本，有一定的权威性，所以流行极为普遍。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局方》的盛行也带来了流弊，使医界酿成一种不注重辨证施治单纯“以方试病”的恶习。同时《局方》又好用辛香燥热之品，这就引起了金元时期以四大家为首的“今方”派的反对。张元素曾谓：“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故张氏“自为家法，不用古方。”刘完素亦云：“五运六气有所更， 世态居民有所变，此一时，彼一时”。刘氏用药偏主寒凉，并撰《宜明论方》与《局方》立异。形成了“《宜明论方》行于北，《局方》行于南”的局势。至元代朱震亨著《局方发挥》一书，此书专为批驳《局方》而作，其曰：“今乃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何异于刻舟求剑，按图索骥，冀其偶然中难矣。”朱氏是河间的三传弟子，并兼通东垣、子和之学，由于朱氏的批驳，使四大家之方在南方兴起。  有意思的是，朱震亨为自己质疑“局方”找了一个过渡，称精研经典医方特别是张仲景伤寒方的许学士（许叔微），二百多年前就不满局方的教条了，所以他只是继许叔微后，重新担起“改而证诸实”将医学引回正道的责任。不论朱震亨在什么意义上反思《局方》借“一方通治诸病”的弊端，总之，此后又是漫长两三百年，医方运动对医学的负面影响都未能有效改变。 从此盛行200多年的《局方》一蹶不振，而被四大家的“今方”所淹。而《局方》早被称为“时方”了，元·戴良《丹溪翁传》云：“时方盛行陈师文，裴仲元所定大观290方。”因而，实际上这次论争是“时方”派中的新派与旧派之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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