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望先生教我们《古韵文》课。 他是我们南师中文系主任。 第一次来上课，走进了教室，放下书本，他就操着一口浓重的常熟口音，先自我介绍，然后关照同学们说：“要学好课，学不好，只好回家去吃老米干饭了。”常熟话“老米干饭”连起来念，速度非常快，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大家常常学他的话了。这是1963年9月初，我们刚进大学不久。 孙先生中等个子，长瘦的脸，身体瘦弱，穿一身干净的中山装。 他说话声音不高，讲课时，常用一双眼睛长时间望着大家，流露出善良、慈祥的眼神。 有时，讲课引起了同学们的笑声，他自己也不笑，仍是一丝不苟的面孔。 我们的《古韵文》、《古散文》课，不用统一教材，是授课老师自己编印的。课前，班上的课代表，会提前到学校的印刷厂去，领来本讲的活页，分发给大家；最后一次领时，将封面也一道领来，一学期课程结束了，自己将这些活页装订成册，就成了一个整本。 孙先生的古韵文，选的是中国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诗章。 其中《诗经》、《魏晋南北朝诗》，唐诗，给我的印象尤深。 他对唐诗有深刻的研究，编订有一部《元次山年谱》。 他本人就是一位新诗人，青年时代，他和同学程千帆等，组织过“春风文艺社”；抗战时期，田汉在长沙办《抗战日报》，邀请他编该报的诗歌周刊——《诗歌战线》；他还和常任侠合编出版过一部《中国现代新诗选》。不过，知道他诗作的人并不多。他抗战时期出版过诗集《小春集》，这本书流传也不广，所以，今天知道他诗名的人，就更少。 给我们讲课时，他也从未说起过自己诗歌创作的经历。 1964年秋，学校举行过一次文学交流活动：瑞典青年火炬社来校访问。由我们中文系的师生和瑞典青年火炬社的成员，一起交流、联欢。地点就安排在校音乐楼的二楼。那次活动，大家情绪十分高涨，在全场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中结束。现在想来，安排这次交流活动，与我们的系主任是一位诗人，不无关系。 他讲《诗经·芣苢》、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谢灵运的《登池上楼》、陶渊明的《桃花源诗》，都很精彩。 他重视字义、词义的诠释，广征博引，着重字词的准确把握和理解。每次来上课，授新课之前，总要先将学习本章采用的主要参考书、文献，一一写在黑板上。 当时，不像现在大学教室有投影，可以用课件进行教学，而需要授课老师用手来板书。 当时，同学们只是接受知识，对这样的讲授形式并不理解。 其实，这样讲授，对于辨析、把握古诗文词语的实指和能指，从而深刻领会它的内涵，是十分重要的。以前我们对此没有认识，后来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特别是像我这样从事文学创作以后，对这样讲授的体会，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清楚了。 1963年，我们南师中文系招收学生共120人，分成三个班，我分在三班。一、二班的固定教室在中大楼，三班的固定教室在北大楼101室。从中文系来我们教室，需要先下几十级台阶，过一截路，再下十几级台阶。每次上课，看到孙先生瘦弱的身影，从台阶上走下，走上，都能感到他的认真和敬业。 他的肋骨年青时截去过六根，所以身体就显得十分瘦弱。 他对教学一丝不苟，给同学们印象很深；他为人谦和、善良，从未见他有过脾气。 所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很少有人贴他的大字报；这与他的善良、和蔼、谦虚的品德，诲人不倦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离开学校以后，我就再也未见到过他了。 孙先生文革以后，又恢复担任中文系主任，后任名誉主任，直至辞世。 他是1990年6月1日去世的，终年78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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