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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黄金亮 “集普”不是车，也不是地名。它是一种和地域相关的语言表达方式，但又不是方言。 “集普”就是集宁普通话的简称，也可以稍微扩大化一点，“集普”可以作为乌兰察布市普通话的泛称。 相信有不少出门在外的乌盟人和我一样，曾经都有过语言表达的困惑。乌盟方言属于晋语的一种，虽然和普通话同属北方方言大类，但是发音和很多常用语都与普通话大相径庭，所以乌盟人真正学说普通话时障碍不少。比方前鼻音和后鼻音，比方卷舌音和不卷舌音，还有那些没办法说成普通话的拗口的方言专用词，致使乌盟人怎么学，总会有那么一点尾巴改不过来，最后往往成了不伦不类的集普。有笑话说，集宁人去了北京的饭馆吃饭，坐下来咬着京腔开口：“服务员，给我来一碗滚水。”服务员疑惑之下给他倒了一杯凉白开，他喝了十分不满，“说的是滚水么，那咋这么湃（ba）了？”普通话里只有“开水”没有“滚水”，而温度低就是“凉”，并没有“湃（ba）”的说法。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感觉也像京腔京韵了，但到头来还是露出了破绽。还有段子调侃说乌盟人到了大城市饭店点菜时，要一盘“山药芥芥”或者“六十（馏上）一笼包子，七十（沏上）一壶茶，八十（掰上）一瓣蒜”等等，充分说明了集普地域性的尴尬，音调拿捏得不准暂且不说，夹在里面的方言词就让集普一点也“普”不起来。 也难怪，乌盟方言里大量的词汇，都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有的来源于表达习惯，有的还是古汉语的遗留，而且也不乏外来语的侵蚀。比方说大量的析音词的存在，如“胡阑”、“不浪”、“窟窿”等等。高中课文里曾经有《般涉调·高祖还乡》，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胡阑”就是“环”，“曲连”就是“圈”，这些词汇至今还在我们的口中相传。这篇课文是一首元曲，属于蒙元文化盛行的年代，你如果认真阅读，不难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还有一部分方言则是纯粹的蒙语借词，如“忽拉”、“捣拉”、“稳塌”等等，“忽拉”的蒙语原意是“贼”，后来逐渐发展成“不实在”的意思，“捣拉”的原意是“唱”，延伸成了“聊天”的意思，“稳塌”的本来意思是“睡觉”，现在还有“四平八稳”的含义。乌盟话虽然土，但是正因为土才更显出历史渊源的深厚，在今天普通话盛行的年代，如果有学者要研究元明清代的官话，乌盟方言所代表的晋语正是活化石。 儿子上小学的时候，一天回来也说了一个语言困惑。他们几个同学搬桌子进教室，由于方法不得当，怎么也进不去，在一旁的乌盟籍老师看了心急，不由地冲几个人用集普大呼：“则楞转！”孩子们听了更是不知何意。儿子在家里听多了我说乌盟方言或者集普，也明白“则楞”的意思，只是“则楞转”一时还没有转过弯来。面对他的困惑，我也哑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则楞”的确是个含义丰富的词，儿子了解他的一个意义，就是说不服气不认帐时的一种精神状态，比如说“歪三则楞”，而不知道“则楞”还可以当成“倾斜”讲，加一个“转”意义就更加明确，就是说把桌子斜过来。加一个或者少一个字，对方言的影响是很大的，比方我前两天说的“疙蛋”，平时可以作“山丘”理解，如果把“疙蛋”儿话音了，变成“疙蛋儿”，那就意思大变，“疙蛋儿”是类似于玻璃球的小圆形物。集普，虽然也“普”了一番，借鉴了普通话的发音，但在具体词汇上，又保留了大量方言词，这是其首要的特点之一。 零几年的时候，我和单位的老总一起去武汉签一个合同，老总和我一样，也是乌盟人，平时在公司里面，上上下下只有我们两个操着正宗的乌盟话横行无忌。这次来到“三省通衢”的大城市，深感乌盟方言于交流不利，而且谈的事情关系到合同，所以二人不得不装起斯文“咬京”，和对方一路交涉基本还都算文雅得体，相谈融洽宾主尽欢，临到最后，老总站起来相当正色地说：“如果这样，我就先把合同给你们放下。”这本来就是应景的话，可要命的是，老总光顾字正腔圆地发言，却习惯性地把“放下”说成了“放ha”，而且听起来还是普通话的“放ha”，对方愣了一下，好像很快明白了这个词的实际意义，随即点头称是。等出了门，我和随同的秘书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嘴里一股劲模仿着他的音调说“放ha放ha”，他却浑然不知，一头雾水。知道了原委，他也不由地失笑，但并不认帐，反过来讥讽我说：“小黄啊，这不就是你平时说的书面语吗？”所谓“书面语”，也有一个典故。平时因为我多说乌盟方言，就引起不少人的嘲笑，每当这时，我就十分严肃地告知对方，我虽然说的是乌盟口音，但是也是书面语的乌盟话，并不是老乡们那种夹杂好多方言词的乌盟话，人们都觉得我这个理由不免牵强，“书面语”成了大家对我的代称，这回有了这个“放ha”，我也就不再孤独，一个“书面语”，一个“放ha”，半斤八两，五十百步，心安理得了。 集普虽然不标准，但是集宁在内蒙西部区，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却做得不错，这也是集普大有市场的原因之一。而且集宁人说话有一大特点，就是见了什么人说什么话，如果你和他说普通话，他也说普通话，你和他说方言，他一扭头就改成了集宁方言——一种介于大同话和内蒙西部话之间的语音。甚至有更为奇特的现象，说两种话还不够，要说三种。九十年代，我在集宁一个国营企业上班，因为我们那个单位是六六年从天津搬迁过来的支边企业，老工人大部分是天津人，一进厂门，迎面而来的天津话，让你疑惑身处何方，本地人都戏称老天津员工为“嘛文”，因为天津人都把“嘛玩意儿”挂在口头。据说天津人始到，在市场上买了螃蟹回来，本地人不认识，天津人把螃蟹拎起，一口气地发问和自答：“介是嘛？”“螃蟹！”发音抑扬顿挫，一句话平上去入都有了，后来这句话成了大家戏谑天津人的口头禅，见面就说：“介是嘛？”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本地职工的逐渐增加，另一种语言现象也在厂里壮观起来，牧区里把同时会讲蒙汉两语的人称为“两条舌头”，我们厂的年轻人则至少有“三条舌头”，就是会讲三种话，一种是集宁话，一种是普通话，还有一种就是天津话。我同一个办公室就有这样一位女士，面对我说本地话，和外面来办事的说集普话，和天津职工家属说天津话。也是由一个侧面论证了乌盟人是有语言天赋的，关键在于语言环境。 天津人还有一个称呼习惯，见了妇女，不论大小都叫“姐姐”，于是单位里面层出不穷各种“姐姐”，而且以“二姐”居多。党办主任就是一位男女老少都叫“二姐”的随和人，二姐曾经和我评论过对两个本地单词的意见，一是本地人喜欢把吵闹说成是“叫唤”，对这个词她深感不雅，说只有动物才叫唤了，人说话怎么能说成“叫唤”？第二个是本地人说看望叫“眊一眊”，这个“眊一眊”还有故事，她刚来内蒙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有一天感冒了，一位本地大哥下班的时候和她说：“我明天来眊一眊你。”她一听之后又惊又怕不得其解，原来天津话把“摸”说成“mao”，正好和本地话里的“眊”发音相似，平白无故地你咋能随便要摸我呢？最后了解了“眊”的意思，才恍然大悟放下心来。天津话、普通话、乌盟话，都是北方语言，但其不能沟通的细微处却随时可见。 不过要说方言互相交流的困难，当属广东省，广东一地，除了被当地人称为“白话”的粤语，还有闽南方言的“潮州话”，以及根本不知所云的“客家话”。广东这几个地方的人见了面，想要沟通的话，互相之间则必须讲普通话，比我们北方几个省之间沟通的差别要大得多。我操着集普随广东的朋友南下，正在夜市上啤酒海鲜吃喝得欢，在一旁的餐厅老板满脸都是羡慕和崇拜，最后还忍不住发问：“先生是从北京来的吧？”我吃惊之余赶紧纠正：“哪有北京，我是内蒙的。”老板不由地伸出拇指，“你们北方人普通话讲得真好。”漏洞百出的集普还会被别人认为是和北京人讲得一样好，这种表扬尽可以理解成人家的一种恭维。不过第二天在佛山的一件事，更是令我在失笑之余，发现那个夸我的老板也许是出自真心赞美。在佛山宴会之中，请客的主人听了我的集普，又在中间听到我用乌盟话打了一个电话，不由连连抚掌说：“今天晚了，明天我一定给你找一个老乡来陪坐。”惊讶之下，问：“你怎么会认识我的老乡啊？”他说明天来了便知。第二天在山上吃农家饭，喝茶的功夫，“老乡”来了，开口和主人说话，也是满嘴“白话”，听不清在哇啦什么，不过主人手指我的方向，大概也是介绍说老乡之类。来人听了介绍，眼睛里分明闪出愉快的光芒，急步走到我面前，一边伸出手，一边大声说：“老乡好啊，夜儿个过来的吗？”这一句话，和周围环境明显不合，却温暖在我的心上，他说的口音明显有上挑的韵味，应该是山西人无疑，我不会说山西话，赶紧用乌盟话回答。我们俩一问一答，如同对暗号一般，一会儿就把互相的身份和来历闹明白了。山西话和乌盟话在我们自己听来，明显不同，但是在周围的广东人听来却是毫无二致。一旁的广东人面露欣喜，意思是：我说对了哇，这还不是老乡是啥？我们俩明知有误，不过互相之间心有灵犀达成默契，谁也没有捅破，而且内蒙山西本来同出一源，权且就认作老乡无妨，二人交流甚欢，山西老乡久在南国，能够有人一起回忆晋蒙乡间各种小吃趣闻，也算圆了回乡梦，一桌人觥筹交错喝了个痛快。 广东人会把操着集普话的人认作是北京来的，除了溢美之词外，应该算是对集普发音的一种认可，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觉得集普呕哑嘈杂难为听，也许在外人耳中，还算是珠圆玉润的天籁之音呢。 普通话小科普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汉语。 普通话作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外国人学习中文的首选语言。截至2015年，中国70%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尚有约4亿人只局限于听懂的单向交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计划“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体为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平均达到80%以上。 文中图片来自于网络 该文作者为本平台特约撰稿人，1969年出生于内蒙古察右中旗，现供职于呼和浩特市一家企业。 【本期幕后】 策划：安强 编辑：王丹 校对：楚楚、敏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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