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焦爱民丨母亲

新用户6981V1ce 2020-12-10

展开全文

母亲离开我们十四年了，但在梦中相聚是常有的事。总见她老人家仍是满头白发，圆圆的面庞上慈眉善目，常带着微笑。胖胖的身上仍穿着那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迈着不太灵便的双腿缓缓地走来，招呼着她众多的儿孙们。

母亲从小识字断文，这在上世纪初的小县城并不多见。母亲年轻时很漂亮，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大大的脸盘上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子，一口洁白如玉的牙齿。母亲爱整洁，无论穿了多久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收拾得熨熨贴贴，打上去的补丁也十分好看。最好看的是母亲的发型，每天早上，她都把那如瀑布、像丝缎般美的浓发梳顺，编成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然后在脑后左右交叉，在双耳上侧盘一个来回，在脑后上侧将两个辫梢上下压住，用一个发卡固定好。母亲的盘头不仅儿女们喜欢，村里的婶婶、姨姨们也都羡慕不已，但她们不敢学，学会了也不像，因为大家闺秀那种气韵不是一个发型就能养出来的。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说母亲的发型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母亲才含着泪剪了自己心爱的长发，变成齐耳的短发。这个发型由花白变雪白，一直陪伴着母亲到终老。

一

母亲一生亲生亲养了十二个儿女，六男六女。在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二十年间，全中国都处在半年糠菜半年粮的饥饿时期，把这十二个儿女养大成人，是何等的不容易。更何况我们是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大家庭。父亲出身贫寒，十五岁当兵，是黄埔军校十四期学员，历任排长、连长、营长、西北军骑兵学校的团级教官。一九四七年在甘肃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北军区第一步兵学校任营级教官。一九五二年响应号召下放回原籍。一九五四年被错误地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受管制，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每月发给生活费。

父亲回原籍后，开始按转业军队干部分配了工作，后来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就自谋职业—卖凉粉。每天晚上，母亲烧火，父亲做凉粉，直到后半夜。早晨天不亮，父亲出摊卖凉粉，母亲就在家推石磨，磨粉。每天推着几百斤的磨盘要转几百、上千圈，又要照管已有的七个孩子吃饭、穿衣、上学。这种负担十倍、百倍于常人，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同院的申大娘是个好心人，常帮母亲照料孩子。从我们懂事起，申大娘就常对我们讲：“你妈一辈子太遭罪了，什么苦都受了，你们要孝敬她啊。”申大娘常讲一些母亲受苦受难的事。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九五六年，在母亲快生五弟时，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关起来了。母亲每天晚上仍然拖着笨重的身子推磨做凉粉，白天出摊卖凉粉。因为一天不卖凉粉挣块把钱，一家人就没米下锅啊！三月份，生五弟那天，前半夜，母亲推完磨，烧火做凉粉，后半夜五弟就来到这个世界上。几个小时后，母亲用床单缠在自己的身上，在申大娘的帮助下把凉粉摊搬到大街上，又开始为儿女们挣下顿饭的米钱。多年前，申大娘每讲起此情此景就哭。直到现在，我也不敢回想起那个时候我可怜的妈……

一九五七年，因修三门峡大坝，老灵宝县城淹没水中。本来就穷的我家，在一大二公的移民潮中，两个纸烟箱装着全部家当来到了东南朝村，住在一个二进的大天井院里，全家十口人住在一个深深的窑洞里。这个院里住了十家人，人称十家院，三家是移民，四家是土改时被撵出老宅的地主。在这里，我们又添了四妹和五、六妹，五、六妹是双胞胎。至此，我们姊妹十二个聚齐。最小的刚出生，最大的也只有二十七岁。在这里，我上了小学，对生活、对母亲才有了更清晰的记忆。

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家家都缺粮。土地贫瘠，没有化肥，也没有优良品种，小麦亩产三百斤就不错了。记得有一年，号称生产队麦囤的水漕子地小麦生了病，长得只有筷子高，稀稀疏疏的，像满地野草，五十亩地连秸秆才装了五马车，连杆亩产也不到三百斤。那时每年麦收后，除了交公粮、卖余粮，每口人分的口粮麦子也就是五十多斤。每天平均一两多。秋粮由于天旱，玉米常常在三伏天就旱死了。先是从顶部开始发白干枯，当地人称之为“孝顶”。只要出现“孝顶”就绝收了。为保口粮，生产队就尽量多种红薯，因为红薯抗旱、产量高。但由于我们那里是老产棉区，种棉花的面积是政治任务，想多种几亩红薯也不行。我家人口多，特别是年轻人多，都正在长身体、吃得多的时候，缺粮就比别人家更严重。尽管二姐、三姐、大哥、二哥都小学未毕业就回家参加劳动挣工分，但每到冬季家里就主要靠红薯为生了。特别是每年春天青黄不接时，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从记事起，母亲就整天围着锅台转。我家那口锅直径有三尺，能添两担水。蒸馍、蒸红薯、烧汤全靠它。要把一锅水烧开也不容易，那时烧煤按计划，每人每月几两煤，就是有煤也买不起啊。除了烧有限的棉材，就是玉米秆、柴草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只见沤烟不见起火，烧一锅水要流许多的泪。母亲精心计算着每天的口粮，从生产队分粮开始，就开始添加瓜菜。我家门前的渠沿、河边角，种满了南瓜、冬瓜、胡萝卜。春季的洋槐花、柳絮、小叶杨都是我家碗中的主食。母亲总是千方百计地把这些东西精心调制，让孩子们吃得更可口一些。腌的整个胡萝卜水灵灵、脆生生，萝卜缨、酸黄菜又酸又甜又香。就是那些难以下咽的小叶杨树叶子，母亲也能用一点盐、一点自酿的柿子醋把它调拌得津津有味。每到吃饭时，母亲就揭开那足有十斤的厚厚的锅盖，把拌好的一大盆野菜放在案板上，让我们自己去拿，或馍或红薯，我们仅拿自己用的限量，蹲在地上，坐在炕沿上无声地享用。母亲则站在案板旁，用爱怜的眼神注视着每一个孩子的表现。待我们吃完饭，母亲才坐在灶火边，收拾剩在锅里、盆底的饭菜，充填自己的肚肠。

家里热闹欢乐的是吃年夜饭。为了这顿饭，母亲老早就做打算。从麦收就收藏起来的几斤麦子，无论再困难都不会动用。快过年了，才磨成面，以备过年用。一顿饺子，每人一个白馍。胡萝卜、白萝卜是秋收就窖起来的。年三十早饭后，母亲开始做馅，午饭后开始包饺子。她一人坐在偌大的案板边，边擀皮，边包饺子。十几口人的饺子，放几大笼屉和一案板，一直包到日落西山，母亲累得直不起腰。我们兄弟姐妹们只能看，但绝不让插手。等我长大成人，为人父之后，我才明白，这是我慈爱贫穷的母亲在用自己的心和血为自己的儿女们过节啊。那一个个素馅的饺子，包着的是母亲对儿女的爱，也深含着对终年难饱肚子的儿女们的愧疚啊。这其中的苦辣酸甜谁能体会得到？怎么能说得清楚啊！饺子煮熟后，母亲先盛三碗放在桌子上敬献祖先，然后亲自给我们盛。第一锅每人一碗，然后我们坐在炕上，蹲在地上吃。母亲下第二锅，直到我们每个人吃饱。吃了第二碗之后，无论饱不饱，我们都不会去要第三碗，因为母亲还一个都没吃。这时母亲就端着勺子硬往每一个儿女的碗里加。我们也只好再吃一两个，又把碗里的倒进锅里。这时母亲才会端起碗，坐在案板前慢慢地吃。直到今天，每当端起年夜饭，我眼前就会呈现我可怜的母亲那慈祥、劳累、满足地端着饭碗的身影。

借粮是青黄不接时母亲的大事。她不忍心自己的儿女们每天以红薯、野菜充饥，就千方百计去借一点玉米杂粮来给儿女们增加营养。那时家家都不宽裕，也有的家或人口少，或有点家底，情况会好一些。但在那吃救济粮的年代，谁也不愿露出自己家不缺粮。借粮只有在晚上，姐姐当然不能随母亲去，哥哥年龄稍大一些快找对象了，去了也不好，弟弟年龄小背不动，我与母亲去借粮的次数比较多。母亲每到人家，都会好话说尽，并保证收粮后就立即归还。母亲人缘好，乡邻们也都同情，有时会借到几十斤玉米、红薯片。最令人难忘的是赵伯和杜婶家。

赵伯家三口人，家里稍宽余一些。那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母亲拉着我深一脚浅一脚挨到赵伯家。在院里的小石墩上坐着，赵伯一袋接着一袋地抽着旱烟，听完母亲的诉说，记得赵伯长叹一声说：“唉，你真不容易啊！话又说回来，你有孩子没粮吃，比我有点粮没人吃强。有苗不愁长，孩子长大你就熬到头了。”赵伯一下子借给我们五十斤玉米。我背着粮，妈拉着我，慢慢往家里走。快到家时，突然从前面高坡上水冲的大槽里窜出一个黑乎乎的大家伙，我一声惊叫。就在那一瞬间，母亲扑到我前面，把我严严地挡在她身后。那时，我们那里经常有狼出没，这个黑家伙不知是狼是狗。一惊过后，母亲先摸摸我的头，嘴里不住地说：“不怕，不怕。”然后，把手移到我的肩上，摸到我的双手仍紧紧地抓着肩上的口袋，母亲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

杜婶和我妈是好姐妹，她总是羡慕我妈子女多，千方百计帮我们。每年都借一些粮食给我家，并从不要求及时还，欠她家的粮食直到我长大后才还清。母亲常说：“你杜婶是好人，帮咱家太多了。人要知恩图报，你们长大不能忘了人家。”

二

多一个儿女多操一份心。母亲把心分成十二份，但在每一份上又都倾注着她全部的心血。数人头是母亲每天的功课，三顿饭时和晚上睡觉前，母亲都要从大到小细查一遍，有一个无故不到的，母亲就不吃不睡，直到找到为止。我小时淘气，晚上喜欢和朋友一起玩，或跑到几里、十几里外的村子看电影。无论回来多晚，只要在大门口喊一声“妈”，立即就听到母亲答应“哎，来了。”有时一天晚上要为儿女们开几次门，许多晚上她都穿着衣服躺在床上等候未归的儿女，但她从没批评过，也没抱怨过。

一次，已经二十岁出头的三姐去了陕西二姑家，母亲像丢了魂似得，每日坐卧不安。那时农村不通电话，邮寄信件也不方便，临近三姐约定回来的时候，母亲天天晚上要跑到几公里外的火车站去接。哥哥劝她说还不到回来的日子，她说：“万一提前回来了，一个闺女家黑灯瞎火的怎么能回来。”别人要替她去，她又说：“你们明天要下地，要上学，有一个跟着我就行了。再说，你们去我也不放心。”应该回来的那天，由于姑姑强留，三姐没有回来，母亲从火车站回来整整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去乡邮政所打长途电话，等了一天没打通，晚上又去接火车。又一次等空的母亲像疯了一样，整夜在院子里转，嘴里不住地念叨：“这闺女怎么了？”这一夜，母亲牙痛病发作，半个脸肿得像发面糕。天一亮，她又去邮政所打电话。直到晚上接着三姐回家，母亲才瘫在床上睡了一天一夜。

“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句话我最早是听母亲说的。儿女们慢慢长大了，但母亲护犊之情一点未减。七十年代初，十四岁的我第一次离家到几十里外去修水库。几个月不准回家，我实在想妈，就托回村的人捎信给妈说我想家。过了几天，带队干部找到我说：“你妈有病叫你回去一趟。”母亲接连几天去乡里找熟人，把长途电话打到水库工地指挥部，又请指挥部的人转告我们的带队干部。八十年代初，母亲已经六十多岁了。一个深秋的晚上，母亲喊我和她一起去找六妹。那天，六妹去十几里外赶集，天黑了还没回来。我说：“今天乡政府有电影，妹妹应该是去看电影了，我去找找，你别去了。”但母亲一定要亲自去，记得那天晚上月亮很明，天也很凉，母亲走得很快。途中有一条小河，我正要招呼母亲绕路走列石，母亲连鞋带裤子扑扑通通趟过了河。那可是十月的河啊。水已经很凉了，母亲却丝毫没有犹豫，为的就是早赶到几分几秒，尽快得到女儿的音讯。

一九八二年，我考上了大学。这在我们家是头一个，尽管我的姐姐哥哥在学校都比我优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都失去了上大学的资格。离家是在凌晨四点，因为要去赶六点的火车。两点钟，我就听到母亲屋里叮叮当当的响声，她老人家在为儿子收拾行李，做送行的饭。吃了饭，六弟扛着行李去队部开拖拉机在大路上等我。母亲拿出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新手绢，塞进我的上衣口袋。我一摸，知道里面是钱。我说：“妈，我出去的钱都准备好了，你留着自己用吧。”母亲说：“穷家富出门，妈在家好将就，你拿着吧。”接着又在我的挎包里塞了几个热乎乎的煮鸡蛋。我心一热，眼泪流出来了。这是妈的老规矩，无论家里多困难，老母鸡下的蛋母亲都要留几个，哪个儿女过生日、出远门，母亲都会悄悄地给你口袋里塞两个热乎乎的鸡蛋。但年少的我，从没见过母亲吃鸡蛋，甚至不知母亲的生日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

从家里到停拖拉机的地方有几百米远，一边是黑洞洞的大渠，一边是长得密密实实的玉米地。那夜，月光如水，秋夜的潮气很浓，湿漉漉的空气带着秋田特有的清香。母亲执意要送，我也只好顺从地拉着母亲的手，依偎在她的身边缓缓地走。一路上，我们母子没有说一句话，只有秋虫在轻轻地唱，玉米秆在沙沙地响。我知道母亲想说什么，我也知道我应该给母亲说点什么，但我们谁也没有说，只是在静静地享受着母子暂时分离的那一刻。同时，我也怕一张嘴哭出声来增添了母亲思儿的牵挂。到了拖拉机前，我一定要母亲先回我再走，母亲这才转身慢慢地朝家走去。

月光下，我第一次仔细地看着妈妈的背影，微胖的身体，背有点驼，稍有些变形的双腿缓缓向前挪动着。这就是我儿时记忆中高挑漂亮、步履轻盈、干练利落的母亲，为儿女熬尽了心血，也熬干了骨髓。母亲变矮了，变老了，变得步履蹒跚了。看着母亲远去的身影，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在那个生活贫困的年代，养个孩子十分不容易，除了吃穿不足，还缺医少药，疾病流行，儿童的死亡率很高。每年春季脑膜炎、出天花都要死小孩。我上小学时班里就死了几个。母亲有文化，知道防疫的重要。每到春天，她就扛着镢头去刨茅草根熬水给我们喝，夏天远志泡水、绿豆熬汤从不间断。洗手脸，讲卫生，母亲要求得更严。虽然我家孩子多，但再旧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左邻右舍没有不羡慕，没有不夸母亲能干的。所以我们兄妹十二个人长得健健康康，完全得益于母亲的文化和辛劳，这在当时应该说是奇迹。

那时，多子女家庭把孩子送人是常见的事。我们懂事后就常听人劝母亲把孩子送别人两个，自己减轻负担，也给孩子找个活路。平时十分和善的母亲每听到此事就显得很生气，态度坚决地说：“我生了他们就要养大他们，我和孩子们生死不离分。”听二姐说，在西安解放军步兵学校时，父亲曾答应把二哥送给一对经过长征、不会生育的老首长，可母亲死也不同意，硬是从人家手里把二哥要了回来。我十几岁时在水库工地，曾有个十分要好的大哥多次劝我到一个条件好的人家去入赘。这家三代贫农，老头是村干部，老两口就一个宝贝女儿。这位大哥说已和人家说好，只要我同意就能成。我看母亲太艰难，我们弟兄六个只有大哥一人娶了妻，母亲头发就白了许多。如果将来都要成家，不把母亲难为死？一天，我赶五十里路回家与母亲商量。我刚张口，母亲就听出了意思，十分严厉地对我说：“这种事不准再提，我生了你就能养了你。”我从没见过母亲这样对我，吓得半天不敢说话。母亲把我拉到怀里，我们母子抱头痛哭。

母亲为人态度和蔼，没见她与人吵过架，也没见她对儿女发过脾气。但她对我们上学、做人要求特别严，决不允许骂人、打架，做违规的事情。有一次放学走到生产队的苹果园，看到围墙外掉了一个青苹果，我拾起来拿回家交给母亲。母亲问从哪里来的，我说从地上捡的。母亲让我从哪捡的还放回到哪去。回来后，母亲给我讲了个故事，说从前有个孩子，在邻家玩耍时偷了邻家一个顶针。回来后他妈妈不但没批评他，还夸孩子有本事。后来，这个孩子就养成了偷东西的习惯，并且越偷越大。终于有一天被官府抓住判了死罪。在刑场上，孩子对去送他的妈妈说：“儿子要死了，让我再吃一口妈妈的奶吧。”当妈妈解衣喂奶时，孩子一口咬掉了妈妈的乳头。执行官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孩子说，是妈妈的纵容害了他，他恨自己的妈妈。故事讲完后，母亲说：“从小偷根针，长大偷黄金，惯子如杀子，你要牢牢记住啊！”从此，我再也没拿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兄弟姐妹从小都是村里人眼中的好孩子，长大后也都是人们信得过的正派人。

三

母亲一生乐观、豁达、心胸宽广。在那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里，我们很少见到母亲唉声叹气，愁眉不展过。儿时的记忆中，母亲常哼着十分好听的歌，什么《大生产》、《夫妻识字》、《小放牛》，还有豫剧《辕门外三声炮》。母亲只要唱，我们就围着听，有时是母亲边做饭边唱，有时是吃了饭围在热炕上唱。这些歌都是母亲在解放军妇女队里学的。大跃进时村里办了托儿所，教师是个农村姑娘金阿姨。她天天缠着母亲要学唱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大白菜呀大白菜呦嗨，人人见了人人爱呦嗨”，这些歌都是母亲教金阿姨，金阿姨再教我们的。母亲还会说快板书。我上小学时，学校组织宣传队，母亲教我说《没文化害处大》，内容是一个没文化的老大娘不识字，连钱都分不清大小，上街买东西拿一块钱当一毛钱，奉劝家长一定要让子女学文化。这段快板书，我从一年级说到五年级，很受群众欢迎。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仍能十分熟练地说唱它。

母亲的胸怀像大海一样宽广。她包容人，包容事，甚至包容仇视与伤害。母亲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有人人的难处。要理解别人。”虽然母亲一生中遇到许多不公正，但没有听她抱怨、痛恨过任何人。有个人经常和我家过不去，母亲每帮人做点好事，他都说是阶级敌人的新花样。后来，他家死了人，乡邻们都不愿去帮忙，是母亲催我们兄弟几个去帮助修墓。出殡时，抬棺材的也是我们兄弟几个。那人很长时间见我妈都不敢抬头正视。

我的一个从小要好的朋友，中学毕业后当了村干部，见了我就绕道走，害怕有我这个家庭有问题的朋友影响了他的前途。当时，我很伤感。因为他是独子，在他上学期间，我把他的父母当亲娘老子伺候了几年。母亲知道后对我说：“他有他的难处，如果真影响了人家的前途，咱怎么对得起人家。今后主动离人家远点，但心里千万别恨他。”

对自己的儿女，母亲更是理解宽容。儿女们犯了错，母亲总是慢慢地讲道理。儿女们无意中闯了祸，母亲总是好言宽慰。一次，生产队分油，我和弟弟抬着罐子去领。走到河滩，不小心绊倒了，一罐子五斤油全倒在石堆里。这可是一家人半年的食用油啊！回家后，父亲很气愤。母亲却说：“倒了算了。财去人安生，出去玩吧。”母亲常说：“闯祸的人心里已很害怕了，怎么忍心再指责他呢？再说，指责他就能把损失补回来吗？”母亲的宽容影响了儿女们一辈子。在家里对自己的儿女，在单位对自己的下属，我从不批评已经知错的人，反而会给他们一些安慰。

村里许多人都羡慕母亲的乐观。有人问母亲：“你一大群儿女要吃没吃，要穿没穿，你怎么就不知愁呢？”母亲总是笑着说：“怎么不愁呢！可是愁也解决不了问题啊。东山太阳一大堆，今天出一个，明天照样出一个。日子一天天熬，总有个出头的时候”。母亲的达观不仅影响了我们，也惠及到相邻，谁家女人生了气，女儿受了委屈，总是来找我母亲诉说。母亲的话就像开心的钥匙，管保她们心平气和，满意地离去。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任何人都不可能不被触及。母亲出身名门，又有父亲的历史问题，更是无法避开斗争的锋芒。先是有人说母亲的盘头是资产阶级的发型。母亲二话没说，一剪子下去变成了革命的齐耳短发。后来又有人说母亲娘家是地主，要开母亲的斗争会，我们都很害怕。母亲却平静地说：“出身不好是事实，斗争会又不要命，怕什么？”一九六七年，村里在我家门口修水渠，全村劳力集中会战，热闹非凡。母亲看大家十分劳累又没水喝，就去挑水、拾柴，每天烧两木桶开水，放上远志茶让人们喝。那些和姐姐年龄相仿的姑娘喝了水还喜欢围着母亲娘长娘短地叫。这时就有人说母亲拉拢、腐蚀革命青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批判母亲。还是一位贫农说：“人家好心好意烧开水给大家喝，还这样说三道四。谁不想喝就别喝。”这才平息了风波。事后，母亲仍然每天把开水放在门前。哥哥劝她别烧了，母亲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做好事又不犯法，怕什么！”

那时，几个年龄大些的姐姐哥哥因家庭问题入不了共青团，感到低人一等，在人前抬不起头。母亲就开导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们要抬起头，挺起腰杆，堂堂正正做人。”在母亲的教育引导下，我们兄弟姐妹都表现得很优秀。虽然我们不是团员，但团里组织的活动我们都是骨干。村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主角先是三姐和大哥，后来是我和三哥。一些老人在教育孩子时总是说，你看人家焦家的孩子，个个能干有出息，好好向人家学学。原来，许多人都认为我家儿女多，成分又高，家境又贫寒，六个儿子成家很难。其结果，我们不但按时娶妻生子，而且找的对象条件都不比别人差。这都是母亲教子有方啊！

乐于助人是母亲的一大美德。邻里谁家有了事母亲都跑前跑后张罗。我家仅有的几件所谓像样的东西，如搪瓷大托盘、太平洋床单、方桌子，谁借用都行。有几次连我们家做饭用的大锅也借给了邻家办喜事，我们只好吃一天冷饭。那时大家都很困难，想占小便宜的人也多，但母亲从来没有和别人计较过。母亲常对我们说：“做人不要怕吃亏，能吃亏的人才是能干大事的人。”记得有一次到加工厂磨面，排在前面的人错把我家的麦子磨了。第二天，这家人还给我家的麦子比我家的麦子质量差远了。姐姐、哥哥都有意见，要去找人家。妈一边用筛子筛那杂质很多的瘦麦，一边说：“不就少出几斤面嘛？不准去找人家，出去也不准对外人讲。传出去了让人家脸往哪儿搁？”

缺粮食是我家的大问题，有时连着十天半月只能喝黄面汤，吃不到一块馍馍。但只要轮到我家管村小学老师和下乡干部的饭，母亲都要找邻家借一碗白面，烙烙馍，炒鸡蛋，给他们吃。吃饭的时候，客人单独在一间窑洞里，我们在另一个窑洞里喝汤，谁也不准出来。母亲常说：“别人吃了传名声，自己吃了填茅坑，再说人家出门在外也不容易啊！”一九七四年正月十四傍晚，村宣传队的几个青年一起从公社演出回来，走到村口我家门口，几个插队的知青一定要去我家玩。眼看到吃饭的时候，去了肯定家里没有吃的，不让去我又不好意思说。几个人说说笑笑进了我家。这下急坏了母亲，一边生火，一边跑到邻家去借馍。那晚，黄面汤、黄面馍、白萝卜炒粉条，几个知青吃得兴高采烈。可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哪知道我的弟妹们只喝了一碗他们没喝完的面汤啊！

知青陈杰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在村小学当民师。每次他回城都要带瓶大酱让我母亲给他加工。他说大娘制作的酱特别香。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位企业老板每次见面都提起母亲做的大酱，连他的员工都知道这件事。可是他不知道，那时生产队每年每人分一斤油，母亲每次给他做酱要用去全家十天的炒菜油，也就是说我们全家十天不能吃上一滴油。有时陈杰一段时间不来，母亲还问：“陈杰最近怎么不来做酱了？这孩子离家远，也怪可怜的。”

母亲一生心里装着儿女，装着他人，唯独没有想着她自己。

四

母亲病倒是在一九九七年六月。母亲一生虽生儿育女，吃糠咽菜，受尽煎熬，但身体却一直很好。这可能与她心地宽阔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是她不敢也不能生病。如果她一卧床，我们家的天就塌了。一九五八年公社修水库，母亲也拖儿带女参加大会战。一天，一位拉架子车的阿姨驾驭不了装满黄土的车子，架子车像脱缰的野马从山坡上冲了下来，车辕杆像炮弹一样直捣母亲的右胸，母亲当场昏死过去。从此，母亲失去了右乳，我六弟、五妹、六妹是母亲左乳养大的。一九七一年，母亲的左乳长了个硬块。公社医院的老中医说可能是肿瘤，让母亲到大医院去治疗。母亲说：“这一群孩子要吃要喝，我哪能走得了啊。”更重要的是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哪有钱去看病啊！老中医知道母亲的难处，就交代了个偏方。用老蟾皮和螃蟹在老瓦上焙干，碾成粉末，每天服三次，每次一小勺。那几年，我一有空就去野外找癞蛤蟆，到十几里外的山沟里摸螃蟹。大哥精心焙干，碾末装入玻璃瓶给母亲吃。也许老天爷可怜我受尽苦难的母亲，可怜她这群尚未成年的孩子。几年后，母亲乳房里的硬块居然消失了。中医世家出身的老中医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母亲总是笑着说：“我命大，死不了。”

人常说，老太太三大宝，闺女、外孙、老母鸡。六妹家就在我们村民组，母亲晚年常住在六妹家。六妹的女儿梅子、儿子冬子是她老人的心肝。梅子快放学了，她就拄着拐杖倚在门扉等候。我的几个侄子、侄女放学就往奶奶身边围。看到活蹦乱跳的孙子们，母亲脸上总露出慈爱的笑。每次回家我都给母亲带些爱吃的东西，但母亲吃的很少，大都分给孙子们吃了。

哥哥、嫂子们总想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住，一是想多尽尽孝心；二是怕别人议论，兄弟这么多，让母亲住在闺女家。可无论谁去接，母亲总千方百计地推脱。一次我回家，母亲说：“你给你哥说说，别让他们再来接我，我真的想住在这里。”我先做了大哥的工作，接着大哥召开家庭会议统一了思想。大哥说：“尽孝的方式很多。每天去看看妈，做好饭给妈端过去也是尽孝心。至于别人的议论，不要有顾虑。只要咱妈心里高兴，活得舒坦，我们受点议论怕什么呢？再说，我们自己做好了别人也不会议论。”事实上，我们兄弟姐妹对母亲的孝在三村五里是受人赞扬的。

六月初回家时，母亲身体还很好，仍嘱咐我别惦记她，别总往家里跑，安心上班。七月二十五日，大哥打电话说：“咱妈这几天不想吃饭，你回来一趟吧。”接完电话我就往家里赶。母亲侧身躺在床上，一身黑色的衣服，穿着白色的袜子，仍然那样干净、整洁。她不呻吟，也不说话，只是显得很疲惫。听到我说话，她无力地抬了抬眼皮，说：“你咋又回来了，我没事的，只是不想吃饭。”大哥说已有一星期了，母亲每天只喝一碗白面汤，让她住院她又不去，乡卫生院医生来看过，开了些助消化的药。经不住我们再三劝说，母亲才答应到市医院去检查。我把母亲抱上车，让她平躺在后座位上，大哥和六弟蹲在两边照顾。在前进中，我就用电话和同学朱育生联系。车到市医院，育生已带着他的助手们等在那里。医院一切都安排好了。内科主任亲自给做了检查，只记得他说：“住院吧，情况不是很好。”医院领导尽所能把母亲安排到带空调的单间里。几次会诊后，确定是心衰和肾衰。开始了每天不间断地吃药、输液、打针。

在市医院的二十三天里，母亲一直要回家。开始，我们都不认为母亲的病会治不好。一生刚强的母亲经过了多少大灾大难，相信她能挺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再说，受苦受难的日子刚刚过去，享受儿女孝敬的日子刚刚开始，她老人家不会扔下我们就走，老天爷如果这时就召回母亲也显失公平。可是医生的话让我们胆颤心惊，肝肠寸断。医生说：“这个老人就像一盏熬尽了油的灯，主要脏器的功能都很弱，特别是心脏、肾脏几乎没有工作的能力。你们应该有思想准备啊。”妈妈啊，儿女们最清楚，乡邻们也知道，你用自己的肉，自己的血，自己的骨髓，自己的心，养育了十二个儿女，直熬到自己油干灯尽。

母亲的病牵动着每一个儿女的心。按大哥的安排，大家轮流陪护，每班两个人，三天换一班。但姐妹们都不愿离开一步，侄儿侄女、外甥们也都争着要陪，每天病房里都有六七个人，惹得小护士多次发脾气。还是护士长说：“多年没见过这种情景了，都想尽孝是好事，让他们陪着吧。”

母亲从有病开始从没呻吟过一声，反复抽血、穿刺、扎针，她都没哼过。只有在她睡着时常叫儿女们的小名，小宝、小兰、小孟……丑子、旦旦、奴奴……或者在深夜清醒时，会听到长长出一口气。这种长叹我们从小就耳熟，只不过谁也没明白过。在那困难的日子里，家里断粮的时候，孩子生病的时候，儿子到了结婚年龄又无钱办喜事的时候，母亲再难，在儿女面前都不表现出来。只有在深夜人静的时候，发愁的母亲才会长长地叹气，缓解心里的重压。此刻母亲的长叹是为什么？也许她老人家已经意识到将与儿女们永别了，她仍然放不下儿女与孙辈们。

照顾母亲每天要做的事是要反复将昏睡中的她从床的边沿往里挪。母亲睡觉总是面向里，背朝外，把身子放在床的最边沿，甚至可以说半个身子在床沿外悬着，这是她一生护孩子养成的习惯。那时农村住窑洞，睡土炕。我家人多窑洞少，未成年的孩子都和母亲挤在一个土炕上。记得小时候，三哥、我、五弟、六弟、四妹、五妹、六妹七个人都挤在一起，母亲睡在最外面，我们一个挨一个在母亲的守护下睡在里面。土炕虽大，但也被我们挤得满满的。为使土炕边沿整齐，炕沿一般是在泥土上摞一个土板，

住院的第十天，母亲的眼睛突然失明了。经眼科医生检查，说是急性青光眼，但现在病人太虚弱，手术暂不能做。眼前突然失去了光明是何等的残酷。热爱生活、热爱儿女的母亲突然看不到阳光，看不到儿女，该是何等焦急啊！可是母亲仍然很平静，没有一句抱怨，没有一声吵闹，只是每当有儿女、孙辈来看她，她总是拉着手，反复地抚摸，久久不肯放开。她的长孙兵站在病床前，用双手一遍遍地为她干梳头。母亲眼泪长流，沾湿了枕巾。这是她一手带大的长孙啊！母亲不仅养育了十二个子女，孙辈的兵、青、英、大女、二女也都是在她怀里长大。老话说，一个妈能养十个儿，十个儿养不了一个妈。我的母亲养了儿女又养孙，她自己又得到了什么？长孙的一次干梳头，就让操劳一生的她心满意足并激动万分了。

五

医生劝我们出院回家时，我已经知道陪伴母亲的时间不多了。回家后，母亲就经常处在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姐妹们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兄弟们一边请医生做最后的努力，一边极不情愿地为母亲的后事做准备。最后的几天，她只要清醒过来，就睁大眼睛张望，像是在寻找什么。二姐说：“妈是在等尚未回来的大姐。”八月四日下午，从外地赶回家的大姐坐在母亲床前，已经不能说话的母亲拉着大姐的手，久久注视着大姐的脸，两行泪水涌出了眼窝。然后安详地闭上眼睛，再次昏迷过去。从此再也没有清醒过。

一九九七年八月六日，全家四代几十口子人都聚集在一起。母亲已经昏迷三天了。大家守在母亲身边，一步不敢离开。十二点时，二姐说：“你们都去吃饭吧，我和你三姐守着，有事叫你们。”我们迟疑了半天，在姐姐的再三催促下离开了母亲的房间。刚刚端上碗，就听二姐大喊：“小孟，你们快来！”我们立即冲进房间。母亲张着嘴，吃力地呼吸着。她用尽全力想吸进氧气，但已经力不从心了。她呼吸越来越弱，终于妈妈走完了她充满艰辛的一生。时间定格在一九九七年八月六日十二时二十五分。

母亲走了，享年七十六岁。她走得那样平静，就像她平平常常的一生，只有付出，没有索取；希望帮助每个人，又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自己默然承受着生活的千斤重担，却不愿儿女受丝毫的为难。

母亲走了，她走得那样安详。为母亲换衣服的姐姐说，母亲四肢是柔软灵活的。前来吊唁的大婶、大嫂说母亲的脸像生前一样慈祥。我看妈妈像熟睡了一样。劳累了一生的她终于可以歇歇心、歇歇脚，踏踏实实地睡一觉了。

母亲躺在冰棺中，四周摆满了鲜花。母亲热爱生活，喜欢鲜花。记得刚上小学时，父亲带着大哥修了一座三孔窑洞的院子。开始，连院墙都没有，门前就连着大队的水渠，再往前就是庄稼地。母亲把没有院墙的宅子种成了花园、菜园。窑洞前是几个花坛，高的是刺玫，低的有月季、西藩莲、鸡冠花、指甲草、日落红、菊花等。最喜欢的是月季，因为它好养且月月开，从春到秋都能看到它。最好看的是西藩莲，花朵又大又鲜，能开一个多月。菊花品种最多，不但有红的黄的，还有黑的紫的。这是母亲好不容易从邻村同是移民的老秀才家中讨来的。花坛外是菜地，红萝卜、白萝卜、韭菜、香菜、南瓜、冬瓜，应有尽有。那时，村前河里的水还没有干枯，母亲有空就去浇菜，那菜长得绿生生的，邻居们都夸母亲能干。再往外，种的是蓖麻，高大的杆像围墙一样，把院子围得严严实实。院子中央是一条直直的小路，路两旁各种了一行苋菜。那苋菜在母亲的照料下长得有两米高，红红的穗子压弯了枝干，从春到秋有吃不完的苋菜叶子，无论凉拌还是下锅煮饭都十分好吃。冬天各种鲜花都谢了，母亲就动手做花。她从窑垴上砍了一枝酸枣树插在瓶子里，又把爆玉米花一个个精心插在酸枣刺上。这枝没有绿叶的花母亲给它取名——干枝梅。现在母亲走了，再也不能亲手摆弄她珍爱的花草了。我们就让鲜花陪伴着她。

母亲的棺木是大哥前些年就找木匠做好的。我们家乡的老风俗是人到五十多岁就要做棺材，做得越早，做工越细，用的工时越多，就越显示儿女们的孝心。大哥说我们兄弟多，为老人准备寿木绝不能不重视。但对这件事母亲并不赞成。她说：“人死如灯灭，用几块板钉钉，埋了就算了，还讲究什么。再说家里放个那东西，让人看了不舒服。” 但她又怕别人笑话自己的儿子，就说：“要做你们就做吧。”寿木做了许多天，母亲连看都没看一眼。完工那天，要按盖房子竣工举行仪式，放鞭炮，喝酒。碍于客人的面子，母亲去看了一眼。事后，她说：“那么窄个地方，躺在里面多着急啊！我死后你们最好把我烧了，一股青烟上天了多好啊！”这是一辈子超脱的母亲的心里话。现在母亲走了，可是那时农村并没有实行火化制度，我们不能也不敢按母亲的想法去做啊！

入殓了，姐姐给母亲铺得厚厚的，又把身子两边塞得实实的，怕抬棺材的时候母亲身体晃动。我脑子里一直转着母亲那句话“躺在里面多着急啊……”姊妹们都扒着棺材和母亲做最后的告别，最小的妹妹哭得死去活来。管事的大叔催促着我们：“出殡的时间到了，都后退。”随着几声叮当，棺材的顶盖被无情地钉上了。我们永远再也见不到我们那可亲可敬可爱的妈妈了。

门前举行了隆重的送别仪式，母亲的棺木停放在大路上。这是她多年等儿女回家的地方，今天她就要从这里上路远行了。我们跪在棺材前，周围站满了父老乡亲，许多人都在抹眼泪，几个上了年纪的大娘念叨着：“多好的人啊，怎么就走了……”起棂了，乡亲们抬着母亲缓缓地走向墓地，我们围在四周护卫着母亲，陪她走完最后一段路程，许多乡邻也跟着送了一程又一程。

六

母亲和父亲合葬的坟茔就在村头小河的西岸，背靠函谷，南扶巍巍的伏牛，北抚不息的黄河，面对东升的旭日，眺望着她操持了一生的老宅。高高的坟头，历经十三年风雨，不但没有消瘦，反而好似一年年在增大。村里老人说，这个坟年年在发，是旺子旺孙的气象。我想这可能是老天爷对好人的回报，也可能是操不完心的母亲在冥冥之中安慰、佑护儿女的显灵吧。

母亲坟墓四周，是我们栽种的二十四棵柏树。这些树像知道我们的心思一样，长得十分茂密旺盛，一棵就像一座绿色的佛塔，高四、五米，柏枝形成的塔底直径也有三米多。敬爱的母亲一生辛劳，就让这绿树为她遮风挡雨，搭一片清凉，让她好好歇歇脚吧！亲爱的母亲一生爱花草，就让这绿树红花陪伴她安息吧！

母亲不信鬼神，一生不烧香，不拜佛，不求神仙。她常说：“狼在村里，鬼在心里，鬼神都是人编造的，凡事都要靠自己。”但对祭祀祖先，她一点也不马虎。逢年过节，必献供品。就是平时做了稍好一点的粗茶淡饭，也必须先盛一碗放在桌子上让祖先先尝。我相信人死如灯灭。但十几年了，我一直仍觉得母亲在身边。每当有了高兴的、忧伤的事都要对她诉说。特别是在生活、工作中受了委屈时，就想在她面前哭。每次哭过了、说完了，就彻底放下了。母亲那慈祥的眼神、暖暖的话语、轻轻的抚摸仍像当年一样。有时朦胧中仿佛能闻到母亲的气息，能感到母亲的手温。

悲莫悲于死别，痛莫痛于家难，哀莫哀于亲丧，苦莫苦于子孤，悔莫悔于子欲孝而亲不在。母亲的去世，给我们留下了终生的缺憾。许多母亲受苦过后静享儿女的孝敬。可我们可怜的母亲刚刚走出苦海就默默地离开了我们。许多时候，端起可口的饭菜就想起我那吃糠咽菜的母亲；看到同龄人叫妈，我就羡慕不已。以至于我对幸福的解释是：“人生年轻时有人叫爸，五十岁时回家还能喊妈。”人年龄越大，才越能感受到妈的亲、妈的爱、妈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