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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四川•记忆】杨青林 ‖ 我的高考之路

 方志四川 2020-12-12

我的高考之路

杨青林

农村小学校办“戴帽”初中  



 我和广大农村同龄人一样,童年是在农田里度过的,幼儿园于我曾是陌生的词汇。小学毕业,正赶上相邻两个大队(现在的村)移址合建的小学校——崇庆县廖家公社(今崇州市廖家乡)晏家小学(也是原小学校名)投入使用,并招收戴帽初中,我们便成为该校首届初中生。 

已经废弃了10多年的崇州市晏家小学校(杨青林 摄)

 晏家小学,老师主要是民办教师和下乡知青。初中两年,除学一些简单知识外,基本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等运动中度过的,以至毕业时,我连二元一次方程都不会解。但其间,有一件事格外难忘:3位20出头的老师带着我们40多个学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拉练”。各自背着铺盖卷从廖家公社出发,一路步行当天抵达35公里外的成都市区,寄宿西北中学教室。逗留几天后,再坐闷罐车前往灌县(今都江堰市),最终步行返程回家。一路参观游览了雷锋事迹展览馆(今四川科技馆)、人民公园、成都动物园、都江堰、青城山等。这段经历,对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的我们而言,既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又锻炼了身体、磨炼了意志。

 初中毕业时,国家还未正式恢复高考及中学升学制度,经学校和大队党支部推荐,我们40%的毕业生进入廖家中学校上高中。

 

作者初中毕业证 (杨青林 摄)

老师精心教学 同学你追我赶



 廖家中学,崇庆县的几所完中之一,高79级5个班(按规范应该叫“届”,但当年没严格区分,一直沿用“级”至今),来自晏家小学的同学都分在五班,班主任是建国前后两次毕业于四川大学的徐汝舟老师。

40年后再次相聚的五班同学(杨青林 供图)

 由于初中落下太多,入校后简单的摸底考试,镇上同学各科平均分都在80以上,最高的95分;而我却只有70多分。入学后不久,国家宣布恢复高考,这无疑让我看到了希望。学习动力倍增的同时,也深感差距带来的压力。唯有刻苦学习、不懂就问,才能迎头赶上。对知识的渴望,恨不得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每天放学步行回家时(单边路程近4公里),同学之间经常边走边讨论,有时还停下来把泥路当本子、树枝当笔做起计算题。通过老师的精心教学,尤其是数学老师刘兴芳,不厌其烦、耐心辅导,我很快把初中的“欠账”补上;经不懈努力,第一学期结束,平均成绩冲到班里中上水平。第二学期结束,学校将全年级5个班成绩好的同学,筛选出来组成“快班”,年轻的英语老师谭正渊担任班主任;之后不久,又分成理科班和文科班,我因喜爱数学而留在理科班。随着全校学习氛围的日益浓厚,学生争分夺秒、你追我赶;老师犹如战场上的指挥员,争先恐后、抢占阵地组织训练;班主任、英语老师谭正渊不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见缝插针抓紧补习英语。

 40年后风采依旧的谭正渊老师(杨青林 摄)

 1979年5月授课结束,考生要在大学和中专之间作出选择,进行报考(同样的高考试题,报考中专的,分数再高也不会被大学录取;报考大学的,若达不到大学分数线,即使超过中专分数线,也不能被中专录取,而只能落选)。这应该是我人生第一次面临的重大选择。由于学校组织相关教师对“快班”同学进行了分数预测(40年后从班主任谭老师处见到预测表才得知此事),所以在选择报考大学还是中专时,老师都给出参考意见。

谭正渊老师保存了40年的1979年高考成绩预测表(杨青林 摄)

 当年,作为农村的孩子,“逃离农村”是硬道理,所以多数同学不敢冒险,为保险起见只好报考中专。我本来也是如此打算,但班主任谭老师再三动员,希望我们几个成绩前茅的同学能“冲一下大学”,即使落选,也可回学校复读。我听从了老师的建议,选择报考大学。

崇庆县廖家中学高79级3班毕业合影(杨青林 翻拍)
首战失利 重整旗鼓


 当年高考满分510分,其中语、数、政、理、化(文科史、地)各100分,英语按10%计分,即10分(一般专业只作参考)。全国468.5万人参加高考,高校共录取28.4万人。廖家中学79级应届毕业生中,文科、理科均只有一名同学考上大学;而报考中专的同学,考上中师的较多。应届文科生中唯一考上大学的刘光乾(和我从小学就是同学)陪同陈应春老师到我家通知高考成绩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尽管有思想准备,但当得知只考了255分,差10多分上线时,心情还是很失落;然而,让我深感温暖和备受鼓舞的是,陈老师告诉我,学校决定让我回去免费随80级“快班”学习。

 我很快又投入到80级“高二”的紧张学习中。吸取之前偏科的教训,在自己弱项化学、物理上多花时间,尽量让各科缩小差距。30年后才从白秀良老师那里得知,当年学校领导和老师为我们的学习可谓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学校领导要求老师各自想办法把学生的“短板”补上,而给他们的奖赏却只是——上课(补课)晚了有加班饭吃(通常是馒头、稀饭、花生米,有时可以喝点小酒),或一个月多发几斤粮票。

 80级“快班”里,成绩名列前列的,多数是79级考大学落选的同学(包括从其他学校转到廖家中学复读的)。各科老师除正常上课外,还利用一切业余时间给我们义务补课。政治老师游玉良给我们几个同学“开小灶”,把我们召集到他家,他边用花生米下酒,边给我们分析讲解政治题;语文老师沈志远、数学老师杜云福、化学老师白秀良、物理老师周玉清等,纷纷因材施教、各显神通。

   40年后仍精神矍铄的沈志远老师(前排右)、周玉清老师(前排左)(杨青林 摄)

 1980年是恢复高考后的第4年,由于考生多,为了减轻高考压力,开始实施“预选”制度,即先进行预考,成绩进入前30%左右的考生才有资格参加高考(40年后同学聚会,有的还在为没有参加过高考而感到遗憾);参加高考的大概有30%能考上。当年全国有333万人参加预考,高校共录取28万人。

 高考前几天,从来不知牛奶味道的我,为了增加营养,买了一包奶粉早晚饮用。考点在离家14公里的县城,我们头天便进城统一入住定点招待所,7月7、8、9日如期参加高考。考完后,忐忑不安、不太有底。与上年不同,1980年本科、大专、中专一并划线录取。当时父母担心我如果只上中专线可能不愿去读,于是让大姐出面做我的思想工作,劝我即使是中专也不要放弃机会,因为中专毕业有正式工作,收入也比乡下务农好得多。7月下旬成绩公布,我考了383分(满分530分,除英语满分按30分计,其余5科满分均为100分),其中政治81分、语文80分、数学79分、化学72分、物理62分、英语9分。到学校拿到成绩当天就得填报志愿,对乡下孩子而言,首要目标就是离开农村,去吃“商品粮”;至于选哪个学校,哪个专业,心里基本没数,也没事先征求父母的建议,主要还是听从老师的意见。我本打算填报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但考虑到化学成绩不理想也就放弃了,最后采纳了杜云福老师的意见,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重庆大学)和兰州大学之间做了选择。

 8月25日,邻居告诉我,镇上邮电所的告示牌上有我的名字,猜想应该是录取通知书,我便立刻骑车飞奔前往。果然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机电系工业电气自动化,和填报志愿完全一致。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录取通知书信封(杨青林 摄)

成都至重庆 漫长上学路



 由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录取通知书发出较晚,所以报到时间为9月7、8、9日。同学王莉考取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报到时间一致,相约一同前往。6号,我由二姐夫陪同到成都,住陕西街他一远房亲戚家(这亲戚家的萝卜连锅,我至今难以忘怀),当天就赶到东御街售票窗口排长队购票,但只购得第二天的普通列车硬座票(票价6元)。

 7日22:35,我们乘坐的火车缓缓驶出成都火车站,向重庆进发,从平原驶入丘陵,沿途遇车便让,快快慢慢,走走停停,直到8日15:00左右,经过近17个小时行驶500公里的列车,才终于到达重庆菜园坝火车站。而今,成都至重庆高铁只需1.5个小时,这相差10倍的时间,足以反映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交通运输等各项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出站不远,便看见举着牌子接站的老师,在他们的带领下,我和王莉各自登上自己学校的新生接站车,驶向心中的梦想之地。

 车辆行驶在稍显狭窄、曲折起伏的道路上,穿梭于依山傍水、错落有致的建筑间,繁华的山城令我眼花缭乱,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满怀喜悦,憧憬未来。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大门(杨青林 翻拍) 

 高考虽已过去40年,但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昔日为助我们圆梦而甘为人梯、辛勤付出的老师,为我们操劳的一件件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的老师!

方志四川 篆刻:殷智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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