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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时起，与书法就有着不解的缘分。首先来自于祖父在我童年、少年时期的书法启蒙。民国年间，我的祖父兴让公曾师从当地的文士韩国政、马士标、徐清相诸位先生，出入其书斋，直到22岁才下学，练得一手好字。祖父的书法得到了老先生们的赞赏和村人的尊敬。平日村里婚丧嫁娶书写用字自不必说，即使每年书写春联也是村里的一道风景，堪称小型的“书法展览会”。记得我小时候，春节前夕，家中客厅、卧室、庭院中到处晾着春联，客厅悬挂的匾额和大字对联以及几十年不变的“诗书继世，忠厚传家”春联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祖父他老人家的书写生涯，有近70年的时间，一直没有中断、直到接近90高龄去世，都没有放弃他手中的毛笔。他去世前一个星期，在病榻上还写下“白日依山尽”的诗句，成为辞世的封笔之作。我自小就对书法有一种迷恋，每每对字凝神，常常陷入冥想和遐思之中，这些都与早年祖父的书法启蒙与家庭文化氛围熏陶有关，让我从中感受到文字的神秘以及笔墨线条中传达出来的一股雄强而幽深的意蕴。从滕州一中学习直至1993年进入南京艺术学院前后，是我在书法上继续深入探求、兴趣进一步浓厚的时期。这一时期接触了我的恩师——滕州一中美术老师闫宗汉先生、滕州师范的张洪波（译木）先生，枣庄师专的王先仁（岳石）先生、滕州文化馆的吴广军先生、滕州博物馆的万树瀛馆长、枣庄文联的张非子先生及其哲嗣张切易兄、张思勉兄，他们对我的书法不时予以指导，成为我书法学习、研究、创作的引路人。而且当年时不时在北京、济南、枣庄、滕州观赏展陈的书法真迹，给我内心以相当的震撼，从而与书法有了进一步的结缘。对《石门颂》《郑文公碑》《瘗鹤铭》《龙门二十品》等著名的汉魏六朝碑版以及王羲之、颜真卿、张旭、怀素、高闲、苏轼、赵孟頫、祝允明、董其昌、傅山、王铎等大家书法墨迹的观摩、研习，也是在此一时期开始，书法视野进一步开阔。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在此时期陆续精读，其中阐释的书学观念使我初步得到理论上的启蒙。经过努力，我有幸进入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史论专业学习，四年来不断加强中国美术史论专业的学习与训练，进一步扎实推进基础，其中书法理论、书法史和书画实践课程也是美术史论专业的重要课程，当时由黄惇、徐利明老师授书法理论课和书法创作，这段时期对于书法的学习更加深入，心境也越发沉静、澄明起来，按照自己的真实感受，缓缓进入笔墨世界的新体验和新感受之中。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我先在林树中老的书房中作他的学术助理近4年，继续学习的同时参与美术史领域的专题研究工作，对书法的理解也在学习、研究和实践中逐渐深入。进入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从事古代艺术研究工作以后，转眼又14年过去了，每每想来，感慨万千。这些年运思、阅览之余，常常不自觉浸润于书法创作之中，忘却了时间，不知寒暑，在线条的使转中超越了现实的烦扰和困惑，寄寓着时光流逝带来的些许伤感，感受外在世界不断变化带来的冲击，笔墨线条中折射着不安、惊慌、愤怒、郁闷和茫然的心境，也有着沉静、明洁和超逸心态的流露。刘熙载《书概》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如其人、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书法使人成其为人，将肉体生命转化成文化生命，这一过程确实让人为之神往不已，这种生命的延续不仅是血脉相传，更有精神、文化的一体传承与转化。书法是历代先人锤炼出来的文明瑰宝，是中国文化精华的结晶，有着文化、历史和艺术观念的沉淀。游行其中，宛若在文化、历史和思想的星空中缓缓漫步，无数的精神意象在拥有生命的书法线条中悄然出现。当然，书法中也弥漫着田野的气息，有着乡土、自然、大地亲切而深邃的内在景象，庙堂气象的肃穆庄严、雄健壮阔，乡土民间景色的真率朴实、单纯沉静，大自然万千物象的无限清新洗练和明洁繁密……书法是一个伟大的文化世界、精神世界，我们无法超越自我的局限而进行精神上的冒险，愈是深入愈发让人感受到自己好像不会写字的孩童，对一切是那么好奇和惊讶，被不断地吸引而不能自拔。书法如此地幽深雄大，穷尽心力也不可能全部领会其瑰丽雄奇。我常想，如何不藉此悄然走回内心深处？在模糊而又清晰的线条中、在澄明而又幽深的精神景象中，依靠书法的不断导引和回溯，走回我们心性的本初之地。书法无法挣脱和自然、精神的联系，它宛若一条或明晰或幽暗的小径，始终蜿蜒在精神和自然的边缘，成为联系我内外世界的通道，成为我心性灵府和宇宙万千物象的昭显与象征，绽放出缕缕芳香。（附图为赵启斌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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