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曾在1980年代走访过沈从文。有一天，当他到了沈从文住处时，沈一改往日的平和淡然，用激动夹着伤心的语气对他说：
“请你给我复印我的两篇文章，一是《关于丁玲女士被捕》，一是《丁玲女士的失踪》。我不是要跟她争什么，只是想让问及这事的朋友，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凌宇照办了。当他把复印稿拿去给沈后，这位年近八十的文豪两眼发愣，一言不发地沉思了良久，眉宇间透着一丝忧郁，喃喃自语道：“唉，我们那位老朋友哇……”之后再无一词。
凌宇（左）与沈从文
时间回到1925年的春天，沈从文刚到北京两年，已度过最初的挣扎，文章得到了陆续的发表，朋友呢也结交了一些。
其中有一个姓胡名也频的，是沈从文发表文章的其中一个叫《京报》的副刊“民众文艺”的编辑者，二人因共同的文学爱好成为好友。有一天，胡也频带了一个圆脸长眉的年轻女子到沈从文的住处，她就是丁玲。
胡也频对丁玲一见钟情，对她正处于十分的爱恋中。沈从文获悉丁玲也是湘西人，两人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于是三位文学青年开始了亲密无间的友情岁月。
同年5月，沈从文去亲戚熊希龄在香山开的慈幼院图书馆做办事员，9月份，胡也频和丁玲也同住到了香山；之后在银闸胡同、孟家大院、景山东街、北河沿、汉园公寓等地方都留下了三人同住的身影。
当时社会上谣言四起，说他们三人同居。事实上并非如此，三人只是同住在一个公寓里而已。他们根本没理会那些谣言，只尽情沉醉在文学的世界中。
1928年，三人又先后到了上海。那里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但同时是胡也频牺牲的地方，也几乎是沈从文与丁玲友谊结束的地方。
他们共同租赁了萨坡赛路204号，决定干一个计划已久的事业——编辑出版《红黑》《人间》杂志。虽然这两个刊物一年后就因种种原因相继停刊，但三人在期间都写了不少文章，也发表了不少作品。
之后，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去了上海中国公学任教，而胡、丁夫妇（两人在1928年正式结为夫妻）则去了山东济南。
几个月后，胡因在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当地特务通缉。因此又和丁玲逃回了上海，并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沈从文发现两个朋友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性越来越强。尽管三人的友谊仍在继续，但他们在对政治和人生目的的追求上，却不可挽回地发生着矛盾。
1931年1月17日，是三人永生难忘的日子——胡也频被捕，并于2月7日被国民党杀害。
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沈从文为了营救好友，频繁地奔波于上海与南京之间，期间找过蔡元培、上海市长张群、甚至去找了国民党宣传部长陈立夫。
胡也频遇害后，沈从文又仗义地护送丁玲和她与胡不到一岁的孩子千里返乡，将孩子送到丁母手中。
从湖南返沪后，沈从文不久就听徐志摩的建议去了北京教书，后来又去了青岛。在那里完成了《记胡也频》的创作。而丁玲则继续留在上海，继续着胡也频未完成的事业。
之后一个男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丁玲的命运。他就是沈从文口中“脸白得使人疑惑”，曾任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秘书的冯达。丁玲与他同居了。
1933年5月14日，冯达因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旋即供出了丁玲的地址。于是同日，丁玲在上海寓所与潘梓年一起被秘密逮捕，不久，同冯达一起被转移到了南京囚禁。
冯达与丁玲
又一个挚友落进了国民党设计的圈套！沈从文在震惊之余感到阵阵心痛，他隐约感觉丁玲将落得和胡也频一样的结局……
5月25日与6月4日，沈从文愤然地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和《丁玲女士的失踪》两篇文章，并公开发表，同时还与上海文化界其他知名人士发起了营救丁玲、潘梓年的活动。
6月，各大报纸都在盛传丁玲遇害的消息，沈从文又于当月创作了小说《三个女性》纪念丁玲，7月更写出了有名的长篇回忆文《记丁玲女士》。
正是这篇文章，成为他与丁玲日后关系彻底决裂的导火索。
1980年，侄子黄永玉给沈从文送来一本《诗刊》，其中，丁玲发表了一篇纪念胡也频的文章《也频与革命》，该文将沈从文快50年前写的《记丁玲》批判得几乎一无是处，称其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
“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关系的时候，毫无根据，信笔编撰。……类似这样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与嘲弄，……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
丁玲
是的，丁玲当年并没有被杀害，她在被监禁了三年后逃了出来。
重获自由后的丁玲因为一些事情开始对沈从文有了看法。
如她1936年去找挚友王会悟时，王对她说，左联成员曾委托她与沈从文商量，拟用沈的名义，把丁玲之母从湖南接到上海，跟国民党讨要女儿，但沈从文轻信了吴铁城和胡适的话，说丁玲没有被捕，并拒绝了王的请求；
再如她听母亲说，1934年沈从文返乡，并没有去看望她。丁玲因此心里很不舒服。
沈从文与丁玲
关于这两件事情，凌宇在《沈从文传》中的说法值得参考：
首先，两件事都来自第三者转述，其中是否会存在误传我们不得而知；其次，沈从文若真如王会悟所说，听信了吴铁城的话，为何还要发表《丁玲女士失踪》去驳斥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否认逮捕丁玲？若说沈因胆小怕受牵连而拒绝接丁玲的母亲到上海，那他写的《丁玲女士被捕》难道会更安全一些？
还有就是1934年，沈从文返乡是因为他母亲病危，由于当时局势十分紧张，他在家不过三日就匆匆返回上海，难道因此特殊情况没去看望丁玲的母亲也成了沈从文的罪过？
不过这些只是让二人之间有了隔阂，并不至于决裂。
沈、丁友谊之终结者还是沈从文的《记丁玲》与丁玲的《也频与革命》。
据丁玲丈夫陈明回忆，1979年有一对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汉学家中岛夫妇带着两本香港新出版的《记丁玲》来找丁玲，并提出了一些不解之处，那时丁玲才第一次知道有这本书。
陈漱渝在《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里，说到丁玲之后在《记丁玲》里逐条批驳，粗略统计有一百二十七条。
陈漱渝看过后，将丁玲对此书的不满总结为四点：
一、内容虚假；二、对她的私生活描写蒙上了一层粉红色；三、对胡也频的描写不真实；四、沈从文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嘲笑。
胡也频于丁玲
再来看沈从文的反应。沈从文是一个一生都不愿与人正面争执的人，尽管他对丁玲这种多年后拿老朋友“开刀祭旗”的做法非常不满意，但他并没有公开发表他的想法，只在亲友面前宣泄怨气，直到其逝世后，亲友公开了他的信，大家才知道了他对这件事的态度。
他将丁玲痛骂自己的理由归为两点：
一、他对丁玲“举得不够高”，二、他写出了丁玲与冯达的同居。
这两个原因似乎都与陈漱渝的归纳对不上号，可见沈从文和丁玲真的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当年若不是因为胡也频，沈、丁二人应该不会成为好友，他们太不像了，无论是性情、思想还是艺术天性，这些都决定了他们对社会、对政治的态度也必不同。如今当事人都化为青烟随风远去，只留下我们这些红尘中的“好事者”仍在讨论他们的恩怨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