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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答李峻之君对余《周初地理考》之驳难 李君说我文章中“最让人不满意的地方，是全盘接受了从《尧典》、《世本》、《五帝德》，以至于《古史考》、《路史》等书荒诞不经的古史系统。”其实我对于古史的见解，并不是这样的。这一层是李君的误会。 李君又说：“试问既然承认了尧、舜、禹、稷，乃至于许由、伯夷、神农氏、金天氏等，都是真有其人，那么可靠的古史，还从何说起呢？”其实尧舜禹稷许由伯夷神农氏，固然无法证明他们存在，但也同样无法证明他们不存在。最多在今天只能说这些古史都属于传说，那么就传说而言传说，也未尝就没有思辨探讨的余地。 比如顾颉刚先生《古史辨》第一册的见解，说夏禹治水的故事，起源于南方民族，由楚国传播而进入中原。我的文章仍然主张旧的传说，即夏禹治水的故事本来就起源于中原的黄河流域。顾颉刚先生认为夏禹治水的故事流传到中原，为时已经很晚了，尚在《周颂》三十一篇之后，我的文章则仍然本着旧的说法，认为夏禹治水故事的流传，其实很早，并不是在周人拥有天下之后。 又比如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见解，那么神农氏全是战国时期农家许行的门生学徒托古改制的伪学说，我的文章则依照旧的观点，即神农氏的故事流传很早，应当是起源于山西的姜姓民族。 按照旧传说的一般见解，周族的祖先后稷，源起于陕西，我的文章不同意这种旧说，而认为后稷故事的流传，最早应当在晋地的汾水流域。 依今天的现实，留存下来的记载残缺不全，地下考古的发掘材料有限，物证不足是一个事实，而要完成十足可靠的古史，恐怕是不可能的。请问研究古史的专家们，如何能直截了当地判断尧舜禹稷都是虚构的人物呢？而且我的文章中也没有断定尧舜禹稷就是确实存在的呀。我的文章只是就传说而言传说，假定传说最初的状况是这样的。如果这一类自古而来的传说是这样的，并非全是后人的伪造与说谎，那么古人的传说，即便不全是历史的真相，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古史真相中的一个方面。李君说尧舜禹稷倘若真有其人，可靠的古史就无从谈起，对于李君这样的见解，我觉得稍嫌过激了。 李君又说：“现在我们对于禹是否存在这件事还无法弄清楚，他坟墓上的封土究竟在那里，更不是几句空话，几条传说中的证据，可以断定的。前提既然无法断定，那么后稷‘瓒禹之绪’如何就必定在河东呢，这岂不是还没有看见本人，就武断地说照片像不像吗？”“现在我们既然已经确定了稷和虞夏，毫无关系，那么《周语》上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云云’当然是一篇谎话了。”其实稷和虞夏是否毫无关系，现在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来确定。《周语》上说的，也未见得一定就是谎话。如果就传说而论传说，如果说古人的传说，也有相应的来历，并不全是伪造说谎，那么我文章中所论及的，也未尝不是有意在古代传说中努力寻求其中更加会通、更加合情合理的一种解说。李君说我没有看见本人就武断地说照片像不像，也嫌过分了。 稷封有邰这一层，李君力辩说战国以前没有这种说法，最早看到这一说法的是在《史记》中。我认为古人的传说应该活着看，不应该死着看。稷封有邰，不妨看成是稷居住在有邰，封建自然是后世的制度，而《诗经·生民》“即有邰家室”，李君也认可是后稷的事迹。那么稷封有邰等等，可以不用争辩了。只是李君说有邰在今天陕西的武功，这本来就是传统的说法流传下来的。但是考虑有邰是否就是陕西的武功，则不仅是战国以前没有人提及，即便是《史记》也没有交代。 李君说“该地正当在渭水的北岸，正是周民族最初活动的区域”，其实并没有什么可靠的来历。也不过是古人的一种传说，经过了记载，之后又经过后人的解说，就是这样云云。 李君既然说古人的传说大多不可相信，记载的文字也大多不可相信，没有悟到有邰在陕西武功这一层更是属于后人对古代传说、古籍记载的解说，实在是更应该有我辈中人怀疑的态度。我的文章尚且不敢轻易怀疑古代传说、古代记载，只就古代传说与记载中发现的后人解说有矛盾、不可相通之点，努力寻求另一种更加会通、更合情理的新解说，以此来推测古代传说和记载的真实含义。所以我的文章中就《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左氏传》《竹书纪年》《穆天子传》《逸周书》《孟子》《史记》等种种古书中涉及的种种古人的言语记载，而怀疑有邰在陕西的旧解释，另外创立有邰在山西的新解释。李君说我“于是把陕西的有邰，轻而易举地移到了河东去了”。这看来也是李君误解我文章的用意了。 李君又说：“古代部落之间的迁徙，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农业发明之后。他们的发展，只有沿着河流逐步地向着下流推进。”李君基于这种见解，说我文中所说周代初年居住地的迁徙，未免过于曲折。但是我文章中只是就史料而作出的解释而已，当史料还没有得到确定的解释之前，还很难确立一种一般的原则。而且我文章所论及的周初的迁徙，多半是由于受到外力的逼迫。 李君对于古代民族迁徙有这样肯定的原则，对我的文章也没什么妨碍。如果按照旧的说法，后稷的有邰在陕西的武功，公刘居豳在邠县，这样的迁徙路线，也不符合李君所定下的原则。太王迁岐山在凤翔，这条线路更不符合李君的原则了。而且商人屡屡迁都，李君的原则也很难适用。所以李君的这一原则，并不足于说明历史的真实，不足于维护旧有的学说，当然也不足于驳倒我文中的观点。 考古这门学问，时代越久远，越是感到茫然。但到后来，那么史籍的记载比较详细，未尝就没有可靠的把握。我文中论及文王居岐，凡是所说及的岐山、岐周、岐丰、岐毕、岐阳、荆岐，我一一考证了它们的地望，最后定在泾渭水的下游，所列出的证据，不下一二十处。李君驳我的文章，可惜在文王这一节没有加以注意。应当想到文王的岐山既然在泾渭水的下游，可以推翻前人的说法，那么太王、王季的岐山，何必就一定在泾渭的上游呢？何必恪守汉代以后的解说不可呢？李君如果早注意到此处，想必能够同意我的文章的。 李君解诂“自土沮漆”一句，说“历来解释这首诗的，大多将‘沮漆’误认为是两条河流的名称，其实大误。《毛传》‘自用，土居也’，本来还可以自圆其说，而钱先生把‘自’解释为From的意思，把‘沮漆’两水作为目的地，这句诗简直就讲不通了。”其实我的文章中是这样说的：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这是说沮漆的地方，人民居住在覆穴之中，在古公没有来之前，还没有什么所谓的家室。 我的文章中正是依照《毛传》，训土为居的，李君所说的，又属于误会。李君认为“土”字指的是凤翔的杜山、杜水、杜阳谷、杜阳川，把沮改为且，并且训诂成前往的意思。但是“民之初生，自杜往漆”，两句连文，也不是很妥当。 李君又驳“豳就是邠”这一层，说：《史记·周本纪》引《佚周书》升汾之阜，汾解释成豳，是“后人根据《说文》回去改动《史记》，自然越讲越不通”。这也错误了。《孟子》已经写成太王居邠，《吕氏春秋·开春论》、《淮南·道应训》都是如此记载，这些都在《史记〉之前，不能说全都是出自后人根据《说文》的更改。 《公刘诗》逝彼有泉，我的文章中认为就是古山的古堆泉，李君说《诗经》中有观其流泉，“除了绛之外，天下果真还有不流的泉吗？”李君此处的话，有些轻慢了。我特别指出古山有古堆泉，正好和《公刘诗》中的意境相符。至于说出了绛一地之外，天下还有流泉，自然是人尽皆知。但要指出的是，我文章中并不是只凭据古山有流泉，就认作是《公刘诗》所吟诵的对象。 李君又说：“钱先生既然明明白白地说：‘《禹贡》晚出，远在《大雅》之后。’又考证《大雅·皇矣》所说的‘居岐之阳’，和《绵诗》所说的‘至于岐下’，都在咸阳泾阳一带，说明陕西早就有了岐这个地名。但钱先生在解释《禹贡》的‘治梁及岐’时，曾经说‘狐岐得名，也是因为狐戎，而称之为岐山，是因为山势盘旋分歧’。后面解释泾阳的嵯峨山的时候，又说：‘古公从邠而来，他本来居住在岐山，看到此山岐峰互出，因而又以岐山命名它。’这样不仅是又承认了《禹贡》的时代早于《大雅》，而且在论理的方法上也陷入了循环认证的错误。” 其实我的文章中特别假定河东梁岐的岐山得名在前，泾阳嵯峨山得名岐山在后，凤翔的岐山得名更在后代。《禹贡》所指的是河东的梁岐，《大雅》所指的是泾阳的嵯峨，而后人都误释为在凤翔。我并没有说《禹贡》出现在《大雅》之前。因为《禹贡》成书时河东仍然有岐山的名称，所以《禹贡》的作者自然指的是河东的岐山。这就像甲文出在乙文之后，而甲文说到了孔子，比乙文提及的孟子要早，并不能说甲文是出在乙文之前。此处是李君读我的文章不仔细造成的。 李君又说：“钱先生往往只凭了孤证，就作出结论。比如根据厉和烈，界和厉，都是声转相通的原则，就断定界休的界山是烈山氏原住的地方。”其实我文章中认为厉山氏就是烈山氏，证据并不孤呀。又比如我认为烈山就是介山，那是因为介山有焚山的传说，而又和“随”地有关联，才开始作这一假说，也并非只有声转相通这一孤证。 凡此种种，都属于小节，出于误会的，一经解释，就可以释然。李君还论及我对于材料的取舍尺度过于宽泛，有的出于后人的附会，绝不可信，而我的文章一并加于征引，不加取舍。可惜他没有具体地指出来，我无从答辩。 接下来就李君文章中所提的正面立论来讨论一下。比如根据《说文》以及章太炎《检论》提到的姜羌一族，又根据《水经·渭水篇》有姜水，说姜姓的故事传说早就流传在陕西，政局似乎稍嫌单薄。如果说陕西也有姜氏的故事是可以的，但未必姜氏就一定起源于陕西。又引证青铜器鄦(许)子妆簠中记载了秦许通婚的故事，说许氏必定在陕西的西部。但是如果秦人居住的城邑还没有确定，那么这个结论也很难自圆其说。我将另写一篇《秦居邑考》讨论这件事。至于说春秋的时候有姜戎的记载，更不能成为姜姓起源于陕西的证据。我的文章对于姜姓的起源，也是语焉不详，将另外再写一篇文章来讨论(好像后来没有写)。 李君说：“后来的秦楚，明明是和华夏诸族毫不相关的两个部落。”所以对《史记·楚世家》和《秦本纪》所记载的秦楚两族的祖先全都不相信。但是李君没有详细解说。我将另外写一篇《楚族起源考》和《秦居邑考》分别讨论。 李君说山戎孤竹，即便以小匡篇论，“何尝露出是在太原的痕迹呢”。我的文章中对于这一层确实论证得不够详细。但是山戎确实不在河北燕幽一带，我另外有详细的证据，以后会撰写《春秋时代戎狄考》来全面地讨论。 李君指责我文章对九夷的论点，我的文章对此确实也太简略，另外准备写一篇《古东夷考》。 李君引述吴先生的观点，说“京就是镐”，反驳我引述的“九京另外称为九原”，用来解是《公刘》的京原。没有领悟到金文说描述的，已经属于西周后期的故事，未必可以用来论述周代初年。地名的演变，都是开始为通名，后来才成为专名，实在未见得“京”字必定是专指镐京的。我已经写了《古三苗疆域考》，其中就有例证。 录自《清华周刊》第三十九卷第八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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