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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意味着什么 ?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军事家孙子就在《孙子兵法》中说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所以，战争从来是关系到无数人生死和国家存亡的大事，必须得到慎重的对待。 朝鲜半岛 一国之战如此，如果多国联合，那么，问题必然更加错综复杂，尤其涉及到多国军队配合和指挥权的问题，一旦处理不好，极有可能带来一场战斗一场战役，甚至整个战争的失败。 因此，在多国联合作战之中，与友军的配合以及指挥权的问题，从来都是极为关键的因素。这方面，哪怕是多国部队联合作战经验极为丰富的美国，依然频频犯错。 例如，在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之中，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占据了绝对优势，然而即便如此，拥有高科技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仍频频误炸友军——英国军队，给英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在科技发达的21世纪尚且出现如此情况，可想而知，在上个世纪50年代爆发的朝鲜战争，志愿军与人民军联合作战、尤其是指挥权问题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朝鲜战争是一场发生于中国境外的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以客军的身份前往他国境内作战，其目的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既然在其他国家作战，又与友军配合，当然也就存在指挥权归谁所有，或者说谁听谁的问题了。 志愿军 令出多门，历来为兵家大忌。老祖宗也早就告诉我们，蛇无头而不行，鸟无翅而不飞，因此，当志愿军踏出国门进入朝鲜半岛的那一刻，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就存在如何配合和谁来指挥的问题。 而且，朝鲜战争，志愿军是以“万国牌”武器对抗机械化的美国军队，因此，这场战争装备相差极其悬殊，后勤补给更天差地别，在这种情况之下，本就属于劣势的志愿军如果想打赢这场战争，与“地主”朝鲜人民军的配合变得更加重要。 事实上，早在新中国决定派遣志愿军赴朝作战之前，在1950年10月上旬周恩来总理赴苏联就关于抗美援朝的问题同斯大林会谈时，就曾提出过“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当其与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时，在双方指挥关系上应如何解决”的问题。 不过，由于当时的斯大林并没有做明确回复，因此，这个问题就拖到了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后。 出身抗联、有过充分战争经验的朝鲜人民军司令官金日成，对于这一点当然也十分清楚。因此，在与彭德怀元帅进行协商之后，金日成派遣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内阁内务相朴一禹作为联络员，加入了志愿军的领导队伍，而中共中央则将朴一禹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同时，他还担任中共志愿军党委副书记。 然而，朴一禹毕竟不是人民军的最高领导人，他对于人民军既没有随时调配的权力，对于情况也无法全面掌握，再加上战场瞬息万变，所以，虽然有朴一禹在居中联络，但是，人民军和志愿军在作战之时依然产生了诸多问题。 志愿军 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元帅率领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到达朝鲜半岛之后，由于当时的朝鲜已经只剩下三个师的残军，再加上当时朝鲜人民军新组建的部队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因此，第1次战役主要以志愿军为主力。 但即便如此，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配合，配合志愿军作战的人民军依然发生了多起误伤志愿军的事故。 例如第1次战役期间，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挥和协调，朝鲜人民军坦克师奉命向顺川挺进，却没想到，当时的志愿军第39军正在此地围攻美国美军第24师。 由于两军互不知情，因此，人民军的坦克师将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当成敌人发动炮击，人民军坦克师对于志愿军的误炸，不但使志愿军遭遇了不小的损失，而且，也使得被围攻的美第24师顺利逃脱。 第一次战役 由于没有统一指挥，人民军和志愿军之间产生的问题不仅于此，两支军队在后勤补给、弹药供应、运输交通等诸多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 因此，虽然第1次战役并没有造成多么严重的问题，但是，将志愿军和人民军统一指挥作战，已经成为极为现实且迫切的问题。 那么，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究竟该由谁来指挥谁呢？ 在许多人看来，志愿军是义务出兵帮助朝鲜人民抵抗美军侵略者的，而且，由于朝鲜人民军主力已经基本被美军包围歼灭，因此，作为这场战争的绝对主力，志愿军理所应当应该成为两支军队的指挥者。 然而，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志愿军毕竟是前往他国参战，无论是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还是基于社会主义阵营盟友的关系，志愿军都必须给予“地主”朝鲜足够的尊重。 朝鲜战争 因此，在第1次战役结束之后，由于人民军和志愿军在第1次战役中配合屡屡出现失误的问题，彭德怀率先提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金日成领导的人民军总部最好能够与志愿军总部靠近，这样一来，双方便于协商志愿军和人民军在作战时产生的诸多问题，更便于统一指挥。 因此，彭德怀元帅请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与金日成进行了协商，彭德怀元帅的这种考虑，更多的是基于军事目的。然而，作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不仅仅是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同时，他还是朝鲜内阁首相，集军事、政务于一身。 因此，考虑到朝鲜政府运作及其他诸多政治问题，金日成表示，有许多问题亟待他去解决，朝鲜人民军总部无法实现与志愿军总部设在一起的设想。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金日成表示可在十数日内与彭德怀元帅会面一次，共同协商解决作战时产生的问题，但是，这对于瞬息万变的战场而言，仍是远远不够的。 彭德怀 因此，联合作战、统一指挥依然没能彻底解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50年11月7日，彭德怀元帅在会见金日成时，再次就两军如何配合作战的问题进行了协商。 而两人在协商这一问题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盟主，苏联一方的代表苏联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和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瓦西列夫均在场。然而，两人对于人民军和志愿军的协调指挥问题认知并不一致，这进一步影响到了金日成的态度，因此，关于这一问题仍未得到明确的解决。 但是，时不我待，随着战事的日渐紧张，志愿军和人民军指挥权的问题更加迫在眉睫。尤其是第2次战役胜利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直接退到了三八线附近，朝鲜领土基本被收复，朝鲜人民军原本被隔断在敌后的两个军团也得以与志愿军胜利会师。 如果再加上本身就在北方的朝鲜人民军队，此时能够参加作战的朝鲜人民军已经有三个军团14个师约7.5万余人的兵力，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军协同作战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因此，1950年11月11日，彭德怀元帅专门致电毛主席，将以上问题做了汇报，同时建议，由金日成、苏联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和彭德怀本人组成的三人小组，共同负责作战方面产生的协调指挥和军事政策等诸多问题。 毛主席对于这一问题十分重视，他专门向金日成首相建议：“可否于本月10日前后到彭德怀同志处，同高、彭两同志晤面，商讨在朝作战和供应，与朝鲜人民军和机关进入东北后的训练、安置及其他问题”。 彭德怀和金日成 与此同时，毛主席也向斯大林发了电报，指出了这一问题，他向斯大林讲述了目前志愿军和人民军都无法统一指挥的问题，并向斯大林转达了彭德怀提出的“由金日成斯蒂科夫、彭德怀三人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的建议。 1950年11月15日，金日成到达志愿军总部，并与斯蒂科夫、彭德怀一起，再次就统一作战指挥和其他军事政策问题进行了协商，双方的观点基本达成一致，但依然没能做出最后的定论。 而斯大林在接到毛主席的电报之后，1950年11月16日，他直接回复电报，提出：“同意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将这一意思用电报告诉了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 得知斯大林的这一态度之后，本身就是苏联一手扶持、且对苏联依赖极重的朝鲜，自然没有反对的余地。 斯大林 因此，在第2次战役基本结束之时，金日成专程来到北京，与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着就朝鲜战争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协商。而提到双方目前最为关心的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时，金日成说道： “斯大林来电报同意志愿军和人民军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已同意”。 至此，中国、苏联和朝鲜三方就两军统一指挥问题彻底达成一致。双方商谈后最终决定，成立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这个司令部的职责是：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 当然，朝鲜政府也有自己的职责，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诸多方面都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不过，联合司令部也有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的权利。与此同时，由于战争时期后勤极端重要，所以，铁路运输修理也归为联合司令部指挥。 彭德怀 成立由志愿军和人民军组成的联合司令部之后，联合司令部下设了两个机构，分别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参谋部，两部共同住在一处办公，以方便随时协商。 在成立联合司令部之后，由于早已商定中国志愿军为正，因此，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兼政委彭德怀元帅担任联合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鲜方面，则将担任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部司令官的金雄任命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作为副政治委员。 与此同时，为了充分联络，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还派来了一个军事联络组，专门负责联络协调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协同作战的问题，而这个联络组，则由副政治委员朴一禹领导。 成立中朝两方共同组成的中朝联合司令部之后，为了保密起见，彭德怀、金雄、朴一禹三个人的署名命令，只限于发给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而下达的命令，则只转述联合指挥部命令，三个人的名字均不被提及。 第2次战役结束之后，1950年12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简称为联司的机构正式组成，而联司的成立，也彻底解决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统一作战的问题。 抗美援朝 从此之后，从第3次战役开始，一直到《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直在联合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作战。 当然，随着战争的形势变化，中朝联合司令部也曾随之变化，例如1951年3月，由于空军的参战，中朝两军在3月份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志愿军空军和人民军空军的作战，刘震任司令员，常乾坤任副司令员，当然，作为惯例，朝鲜方面也有一名副司令员——王琏。 1951年8月，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成立，其目的是为了统一计划和指挥战时朝鲜铁路运输修复和保护等诸多问题。而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贺晋年担任司令员，同时，还有四名朝鲜派出的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而在1951年9月，随着美军蠢蠢欲动试图在朝鲜半岛东西海岸登陆，为应对这种风险，志愿军和人民军一边在东西两海岸加紧修筑防御工事，另一方面，也成立了东西海岸防御联合指挥机构，负责指挥朝鲜半岛东西两海岸的志愿军和人民军，从而完成海岸防御部署、工事构建和作战行动等任务。
宋时轮 1951年9月，防御联合指挥机构刚成立时，东海岸防御联合司令部司令由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担任，而西海岸联合指挥所的司令员则为韩先楚。其后，海岸防御联合指挥机构虽然屡次调整，但是，志愿军将领一直是联合指挥机构的司令员。 1953年7月27日，随着中国、朝鲜和美国三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历时33个月之久的抗美援朝战争终于宣告结束，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之后，中朝联合司令部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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