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论思维、辩证思维与否定性思维

我的书摘0898 202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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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思维有两种基本形式，即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辩证思维是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关系双重关系的视角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辩证思维的本质特征是矛盾思维，这种矛盾思维有其科学前提，同时具有实践基础、哲学性质，辩证的思维方式不是科学思维方式的“推广与运用”，也不仅仅是科学思维方式的“概括和总结”，而是对人的实践活动中矛盾关系哲学反思的产物，是同实践的思维方式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理论思维形式；辩证思维是一种内含着否定性的理论思维形式，正是这种否定性使辩证思维成为一种批判性、历史性的思维形式，是同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机结合、高度统一的理论思维形式。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辩证法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1]。恩格斯的这一观点不仅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而且具有普遍的历史意义。历史已经并正在证明，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同样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本文拟就理论思维的两种形式、辩证思维的本质特征及其与否定性思维的关系作一新的考察和审视，以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

一、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形式及其关系

理论思维有两种基本形式，这就是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理论思维”是指哲学思维，即辩证思维。如果说日常思维是经验性思维，那么，理论思维就是抽象性思维。正如马克思所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2]无论是科学思维，还是哲学思维，都是通过抽象思维从经验表象而达到本质，并形成关于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形成具有严谨的逻辑性、普遍的解释性的概念体系。卡西尔认为，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符号体系”，而科学之所以是“强有力的符号体系”，就是因为科学思维“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清晰而明确的结构法则”，从而“把我们的观察资料归属到一个秩序井然的符号系统中去，以便使它们相互间系统连贯起来并能用科学的概念来解释”[3]。卡西尔对科学的这一评价正确且深刻，而且同样适合于哲学。

但是，哲学思维又不同于科学思维。科学思维是以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为前提、对存在本身的规律性的思考，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相信独立于我们感知主体的外部世界，是所有自然科学的基础”[4]；哲学思维则是对科学思维的前提，即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思考，是对思维如何把握存在的规律性的思考。如果说科学思维是对存在的直接抽象，那么，哲学思维就是间接抽象，是对科学思维抽象的再抽象，是对科学思想的再思想。哲学之所以是哲学，就在于它是对科学中已经存在、但习以为常的问题进行反思。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的认识方式就是反思，从而“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在沃尔什看来，“即使哲学家不能以任何方式增加我们对于自然界知识的总量，或者增加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理解，他还是科学思维的特点和前提，对于科学观念的确切分析和科学的某一分支与另一分支的关系，可以说出某种有用的东西，他对逻辑技巧的掌握可想而知是会有助于澄清科学工作中的实际困难的”[5]。

不仅如此，哲学思维对存在的思考不是止于其规律，而是进入到对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不仅要知道存在是什么，而且要知道存在对人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这就是说，哲学思维又是对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关系”的思考。一句话，哲学思维是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关系”双重关系的视角思考和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辩证思维既不是对人身外的客观存在的实证分析，也不是对人本身的存在状况的情感表达，而是着力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关系”，从而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辩证思维方式凝聚着马克思、恩格斯用以说明人与世界关系的独特的科学精神，熔铸着马克思、恩格斯用以观照人与世界关系的独特的价值观念，内蕴着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把握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关系的基本原则。

二、辩证思维的本质特征及其实践基础

“认识矛盾并且认识对象的这种矛盾特性是哲学思考的本质”[6]。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辩证思维的本质特征就是矛盾思维。从历史上看，科学本无意向哲学献媚，但科学的发展往往又决定了哲学的面貌，决定了哲学的思维方式；同时，哲学思维又往往把科学研究成果、科学思维方式作为自己反思的对象和内容，而现代科学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觉承认“悖论”的合理性和矛盾的客观性。“罗素悖论”实际上表明了“悖论”的合理性，表明从一个真实的前提出发，经过合逻辑的推论而得出的“矛盾”的结论，等价为真。“罗素悖论”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悖论”如山崩海啸一样，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科学思维方式，促使现代科学思维自觉地把“矛盾”作为自身活动的原则。恩格斯早就指出，现代科学的发展必然导致辩证思维的“复归”。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辩证思维的“复归”可以通过两条道路：一是通过自然科学的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实现，但这是一个旷日持久、步履艰难的过程；二是通过研究辩证哲学及其在历史上的不同形态，大大缩短上述过程。前者属于自发的实现，后者属于自觉的实现。因此，要自觉地确立辩证思维方式，就要学习哲学，把握辩证法。辩证法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关注着“辩证方法”，关注着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关系，不仅分析了思维的“客观的真理性”，而且阐述了思维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关系；不仅从人的认识本性上分析了认识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关系，而且从认识的个体和类的关系上阐述了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关系；不仅分析了知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关系，而且阐述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不仅分析了“认识的两条道路”，而且阐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不仅分析了认识的批判性，而且阐述了自我批判与“客观的理解”的关系；不仅分析了科学抽象法，而且阐述了“典型”分析法与“从后思索”法的关系；不仅分析了“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不同”，而且阐述了“材料的生命”与“先验的结构”的关系；不仅分析了“辩证逻辑和认识论”，而且阐述了“辩证思维的主要形式”“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等等。

辩证思维有其科学前提，同时具有实践基础、哲学性质。辩证的思维方式不是科学思维方式的“推广和运用”，也不仅仅是科学思维方式的“概括和总结”，而是通过对科学思维方式的反思，从哲学的视角深刻反思人的实践活动和现实生活中矛盾关系的产物。从历史上看，当哲学与生活直接联系时，哲学往往具有哲学家个人体悟性的特点，可是缺乏科学论证，并因此往往变成道德律令和生活格言；当哲学与科学直接结合时，哲学具有了科学性，可是离人的生活越来越远。西方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远离人世而处于“天堂”的宗教却离人的生活最近，而应离人的生活最近的哲学由于理性被绝对化，反而离人的生活最远。正因为如此，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日趋“回归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关注科学，又关注生活，并力图使二者在实践观点中统一起来。

深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可以看出，马克思关注的是“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7]；恩格斯关注的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这就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8]。实践是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改造世界的对象化活动，正是实践活动生成和发展着人与世界的全部矛盾关系：自然对人的本原性与人对自然的超越性的矛盾、社会对人的规范性与人对社会的引导性的矛盾、存在的客观性与人的思维的能动性的矛盾、客体的规律性与主体的选择性的矛盾、“人的独立性”与“对物的依赖性”的矛盾、人的理想追求与现实的客观存在的矛盾、真理与价值的矛盾、自由与必然的矛盾……以矛盾思维为核心的辩证思维方式不仅是对科学思维方式反思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实践活动和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关系哲学反思的产物。正是由于内含着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9]。

在辩证思维方式中，矛盾思维和系统思维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作为一门现代科学，系统论是“对整体和整体性进行科学探索”[10]，向人们展示的“不是‘实物的世界’，而是‘系统的世界’，并且是发展着的系统的世界”[11]。问题在于，系统论在凸显系统世界、提供系统思维的同时，其本身就体现着整体与部分、系统与要素、系统与环境、结构与功能的矛盾关系。矛盾必然造成相互作用，“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12]。实际上，系统思维就是从事物的相互作用出发，确认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了不属于事物本身、只在相互作用中存在的“关系质”，确认相互作用形成了事物的“序”和“整体性”或“总体性”。

“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13]。马克思、恩格斯在确认矛盾论的同时，就提出了系统思想。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社会就是一个“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有机整体[14]。“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15]“以总体性概念为基础，基于整体和部分的辩证法，马克思将社会规定为有机的系统”[16]。就这一点而言，莱文的评价是正确的深刻的。正因为如此，贝塔朗菲在追溯系统思想的起源时，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重要作用，并认为马克思是系统论的先驱。卢卡奇甚至认为，正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之于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17]。

由此可见，系统论并没有否定矛盾论，而是深化和拓展了“矛盾”的内涵。“系统悖论”这一概念表明，矛盾本身就是一种系统存在。如同矛盾思维一样，系统思维也是辩证思维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实际上，矛盾思维和系统思维都属于辩证思维。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多次强调系统思维的重要性。

三、辩证思维的否定性及其客观依据

辩证思维又是一种内含着否定性的理论思维形式。马克思曾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称为“否定性的辩证法”，并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8]。正是由于对劳动进行了相当深刻的哲学思考，并用劳动来理解否定，“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19]，黑格尔创立了“否定性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实际上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以一种“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形式表达了人类的实践活动和历史运动的辩证法。

人的实践活动内含着否定性，或者说，否定性是实践活动的本质属性。具体地说，人要肯定自身，就要对自然界进行否定性的活动，即通过实践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使自在自然成为“人化自然”“为我之物”，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种具有社会关系内涵的“为我而存在”的关系[20]。与动物不同，人总要在不断制造与自然的对立的关系中去获得与自然的统一的关系的，对自然的现存状态的否定正是对人自身的肯定。问题在于，在现实社会中，这种对象化同时就意味着异化，即“失去对象”，在对自然界进行否定性的同时否定了人自身，人、人的活动和人的对象世界都异化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态。

可以说，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人与自然的“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是一种最复杂、最深刻的矛盾关系。正是这种特殊而复杂的矛盾关系成为马克思、恩格斯之前众多哲学大师的“滑铁卢”，致使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唯心主义则“抽象”地发展了主体的能动性，唯物主义因此成为“直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因此成为“思辨的辩证法”“神秘形式”的辩证法。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旧唯物主义“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而唯心主义“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21]。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理解为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生活的本质，把“物质实践”理解为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把“革命的实践”理解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相一致的基础，从而找到了把能动性、自主性、创造性与现实性、客观性、物质性统一起来的基础，“否定性的辩证法”由此获得了现实的基础，转变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并转化为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从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2]。

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活动的源泉，是辩证法的“灵魂”和“最重要的要素”。辩证的思维方式就是从肯定与否定、生成与灭亡的矛盾关系中去理解和对待现存事物，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不符合发展规律的现存事物。正因为如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3]。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思维方式是与实践的思维方式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是与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机结合、高度统一的。马尔库塞由此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现实的否定变成了一个历史条件，一个不能作为形而上学关系状态的而具体化的历史条件。换句话说，它变成了一个与社会的特定历史形式相联系的社会条件”。“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历史特征包含着普遍的否定性，也包含着自身的否定。特定关系状态就意味着否定，否定之否定伴随着事物新秩序的建立”[24]。马尔库塞的这一评价正确而深刻。

辩证思维总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总是“从不断的运动中”，“从暂时性方面”去理解“每一种既成的形式”，所以，辩证思维同时就是历史性思维，而且辩证思维以至整个理论思维本身都具有历史性。“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内在矛盾在时间中的展开，是人的思维活动及其内在矛盾得以展开的境域。因此，“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正因为如此，“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25]。可以说，辩证思维是否定性和历史性高度统一的理论思维形式。

正是由于内含着辩证思维，而辩证法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不仅以批判的精神对待资本主义，而且以批判的精神看待社会主义。“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并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思维方式，而是黑格尔哲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一切都属于社会主义，相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社会，相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当代中国正处于改革的实践活动中，这一实践活动的最重要特征和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了，构成了一场特殊而又极其复杂的社会转型，它必然生成一系列特殊而又极其复杂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和解决。问题并不是直接存在于对象即认识客体中，而是存在于认识主体的意识中。客观存在的只是对象及其内在矛盾，要真正认识现实的矛盾所在，把现实中的矛盾变成意识中的问题，就需要辩证思维，从而阐幽发微而示之以人所未见，率先垂范而示之以人所未行。恩格斯关于理论思维的观点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同样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4、38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3]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275页。

[4]《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92页。

[5]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6]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2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73～574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10]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秋同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11]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王炳文等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