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许振东：文辉武耀——廊坊明清两朝出现的状元、榜眼、探花们

倚月临风 202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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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地处京畿腹地，现辖紧邻京津的三河、霸州、固安等十个县市区。此区域历史悠久，清代乾隆年间李光照所撰《东安县志》即载：“黄帝制天下以立萬国，始经安墟。”此安墟就为今廊坊市所处位置，这说明在传说中的远古时期，廊坊地区就已成为一个与中华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区域。明清时期，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天津依靠其临海拱京的特殊位置，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为这两座重要都城所包围的今廊坊市所属地区，当时主要属顺天府所辖，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始终受这两大都市的影响很大，并形成自身发展的特色。明清两朝，在今廊坊市所在的区域，曾在文、武科先后出现3个状元、4个榜眼、3个探花，成为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壹

明清时期的科举，最高级别的选拔为殿试，由皇帝亲自主考，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此三者均名列一甲，仅得其一就足以光宗耀祖，名震天下。明代正德至嘉靖年间，固安城内人杨维聪(1490～1550)一举得中辛巳（1521）科状元。嘉靖五年，其兄杨维杰再中丙戌科（1526）榜眼。仅五年之内，一个家庭竟连出了一个天下第一、一个天下第二，很难不令人惊叹。整个明朝共有状元89人，北直隶地区（主要在今京津冀地区）仅2名，固安县的这个家庭即占其一。明颜祖训原编的《状元图考》、清阎湘蕙编《明鼎甲征信录》对杨氏兄弟接连登魁的事均有记载，民国《河北通志稿》还记固安县东孙郭村东南有其父和杨维聪、杨维杰两兄弟的墓茔。

明清时期的科考同时并行文、武两科。固安杨维聪、杨维杰兄弟的巨大成功足以使这个区域倍添自豪与荣耀；而之后在武科所取得的成绩则更为优秀和众多。武举，又称武科，是古代科举制度中专为选拔武艺人才而设置的科目。武举起始于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据《新唐书▪选举志》卷四十四的记载，“武举，盖其起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始置武举。”历经唐宋明清四朝，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废止。武举由唐初设时几十种科举科目之一，饱受存废争议之声；到宋代被纳入整个科举体系之中，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再到明清时期在科目设置、考试程序、考试内容、考试方法等方面逐步完善和制度化，成为国家科举选士惟重的两科之一（与进士科并列），整整绵延了1200年，对古代社会政治、军事、社会风气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赵尔巽所撰《清史稿▪选举志》记载，武科自清顺治朝初年下诏举行，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如文科制。乡试以十月，直隶、奉天于顺天府，各省于布政司，中式者曰武举人。次年九月会试于京师，中式者曰武进士。凡乡、会试俱分试内、外三场。首场马射，二场步射、技勇，为外场。三场策二问、论一篇，为内场。外场考官，顺天及会闱以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四人为之。内场考官，顺天以翰林官二人，会闱以阁部、都察院、翰、詹堂官二人为之。同考官顺天以科甲出身京员四人，会闱以科甲出身阁、科、部员四人为之。会试知武举，兵部侍郎为之。各直省以总督、巡抚为监临、主考官，科甲出身同知、知县四人为同考官。外场佐以提、镇大员。其馀提调、监射、监试、受卷、弥封、监门、巡绰、搜检、供给俱有定员，大率视文闱减杀。殿试简朝臣四人为读卷官，钦阅骑射技勇，乃试策文。临轩传唱状元、榜眼、探花之名，一如文科。

在清朝的武科考试中，今廊坊地区共出现两名状元、三名榜眼、三名探花，分别是：状元：文安顾麟、霸州钱治平；榜眼：东安（今廊坊市内）李锡命、马承基，大城孙和平；探花：大城王万清、王世平，霸州高适。以上几人的高中情况，均见载于朱彭寿所撰的《旧典备征》一书中。朱彭寿所撰《旧典备征》记钱治平为乾隆乙丑（十年，1745）科状元，是顺天府霸州人。民国刘廷昌等撰《霸县新志》载有此人，该志卷五下《选举志》记：“钱志平，乾隆乙丑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由一等侍卫授湖北黄州参将。”因此，霸州钱志平为武状元英无疑。在朱彭寿所撰的《旧典备征》书中，记有顾麟为乾隆甲戌年状元，即乾隆十九年（1754）高中，但其籍贯失录。民国陈桢、李兰增所撰《文安县志▪选举志▪武进士》有载：“顾麟，殿试钦点一甲第一名，任镇标左营游击．升提标参将。世居邑北广陵城，墓在村西南”。另，此志《方舆志▪坟墓》还记：“武状元顾麟墓，在城北广陵城西南。”故，可确定顾麟当为文安人。不过，《文安县志》记顾麟为乾隆乙丑（十年，1745）科武举，为乾隆丁丑（二十二年，1757）科武状元，考取时间与《旧典备征》所记有所不同，估计当为记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状元顾麟为文安人当问题不大。

两名东安籍的武榜眼，据朱彭寿《旧典备征》所记，李锡命中在乾隆年甲辰（四十九年，1784）科，马承基中在乾隆己酉（五十四年，1789）科。民国刘钟英等纂修《安次县志》均有记载，如下：

李锡命，字天宠西得胜村人。性慷慨，胆略过人。乾隆庚子科武举，甲辰科会榜第一，廷试第二，授二等侍卫。嘉庆元年授广东潮州游击，随广州将军明亮平定苗匪石柳邓有功，赏倍勇巴图鲁。二年五月，额勒登堡奏剿川匪林之华等于芭蕉山，贼据险死拒，钖命身先士卒偪贼寨克之。七月，升两广督标后营参器将。四年，升罗定协副将。十一月，追剿冉天元于苍溪县，力战死。事闻，嘉庆五年赏治丧银一千二百两，特赐谕祭文曰：“皇帚谕祭阵亡副将李锡命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李锡命贼性忠直，因而忘身御敌，冲锋奋勇阵殁。朕用悼焉，颁祭葬以慰幽魂！呜呼！聿昭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如有知尚克歆享。荫一子，详袭荫表。”
马承基，字念远，得胜口人。丰姿魁梧，膂力绝人。乾隆已酉武科榜眼，选侍卫期满

上两段文字所述及考取榜眼的时间与朱记是吻合的，尤其是对李锡命的记载非常具体全面，十分具有史料价值。
位于廊坊最南端的大城，汉代置东平舒县，属渤海郡，曹魏时于县内置章武郡，晋又改章武国，至唐时改称大城，后自宋至清一直以大城称。明代文人王世贞撰《弇山堂别集》卷五记明代的武举始于弘治十四年，因史料限制，明朝武科被录取的情况较难查考，而在大城县的地方志中却发现一位中于明代的武探花。在光绪赵炳文、徐国祯所撰《大城县志》卷八《选举》的“武科名录”明代一栏内记：“王廷兰，探花，任锦衣卫，千户”。

有清一代，大城出现武榜眼一名、武探花两名。武榜眼名孙和平，光绪年《大城县志》记他中在道光壬辰科，即在道光十二年（1832）。另两位武探花，同一志书的《选举》“武科名录”在乾隆年下记：“王万清，庚戌探花，任云南普洱镇总兵雍正己酉年武举”；在嘉庆年间记：“王世平，戊辰探花，任江西、湖北副将、广信府参将、南昌、九江、黄州等副将”。据志记王万清武举中在雍正己酉年（七年，1729），故其中探花当在雍正庚戌年（八年，1730），朱彭寿所撰《旧典备征》记在乾隆庚戌年，已在六十年之后，为误；王世平考中探花则在嘉庆戊辰年（十三年，1808），与相对照朱彭寿撰《旧典备征》所记一致，但朱书载榜眼孙和平为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大兴区）人，这应当为误记。光绪年《大城县志》卷一《與地》“国朝”栏分别记：“探花王廷兰墓在召庄”“ 探花王万清墓在北迸庄”，这说明了两人籍贯在大城县的具体位置，而且在该志书编撰时，墓茔应尚在。

此外，民国刘廷昌等撰《霸县新志》卷五下“武进士▪清朝”栏内又记：“高适，嘉庆丙辰，满洲镶红旗籍，殿试一甲第三名，云南鹤丽镇总兵”。朱彭寿《旧典备征》所记考中时间相同，下属“汉军镶红”，籍贯未记。相互比较，两书所载当为一人，本《霸县新志》正补朱书籍贯所缺，故其地又可增武探花一名。

贰

武科对应试者的“文”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并处在不断变化中。如清初实行武科举时，武会试内场考试为“策二篇、论一篇”，考试内容出自（武经七书》。到康熙时，嫌其文义驳杂，在四十八年将内场改为试论两篇。分别以（论语》《孟子》和《孙子》《吴子》《司马法》为出题范围，乾隆二十六年，鉴于武科内场枪手冒名之风日益蔓延，将内场考试再作调整，将《四书》论一篇裁去，只留《武经》论一篇、策一篇。嘉庆十二年，由于各地武举多不能完成策论，武乡会试内场策论停止，改为默写武经一段约百余字，只要不是不能书写或书写错乱者即为可过。嘉庆六年，仁宗以科目文武并重，文闱条例奇严，防弊周密，武闱考官面定去取，尤易滋弊，命比照文闱磨勘例，乡试题名录将中式武生马步射、技勇一一详註进呈。各省交兵部，顺天另简磨勘官覈对。滥中及浮报者惩不贷。覆试始乾隆时，起初会闱行，不符者罚停科，考官议处。三次覆试不合式，除名。道光十五年，始覆试顺天武举如会试例。咸丰七年，覆试各省武举如顺天例。康熙间，欲收文武兼备之材，尝许文生员应武乡试，文举人应武会试，颇滋场屋之弊。乾隆七年，停文武互试例。

据有学者统计[1]，有清一代，自顺治三年(1646年)始，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止，共举行文科会试112次，产生了114名文状元（顺治九年、十二年满汉分榜，故状元人数比实际科数多出2人）。武科会试自顺治三年始，至光绪二十四年止，共举行109次，产生武状元109人。清代，武状元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人数最多的是直隶，达41人，占清代全国武状元总的比例为37. 6%，达到全国武状元总数的1/3强，而四川、贵州仅为1人，各仅占清代全国武状元总数的0.9%，更有湖北、湖南、安徽、广西、云南等省，没有产生武状元。而文状元人数最多的江苏，人数达49人，占清代全国文状元总比例近43%，陕西、四川、河南仅有1人，山西、甘肃则没有产生文状元。从这样的数字比来看，廊坊地区在清代产生如此多的武状元、榜眼、探花等，是十分难得的，要较不少省份的总量还多。

叁

作为国家的一种抡才大典，武科在社会也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如清顺治三年武乡试后，仿照文科乡试举行鹰扬宴，后成定制，由教坊司鼓乐承应。清代武进士被录后，国家还会举行在传胪大典。在授官上更是如此，清代武进士授官较之前的宋明两朝，品级有很大的提升。宋代武鼎甲进士授官多为三班率职、左侍禁、承义朗，保义郎等从八品、九品官阶，其他武进士的官阶更低；明代武进士除官主要依据中式者原来身份地位参考科考成绩酌加一到二级，对于原本没有出身的武进士也止授予千户、百户之类官职。到了清朝初年，顺治三年丙戌科规定-甲一名武进士授参将（正三品），二名授游击（从三品），三名授都司（正四品），二甲进士为守备（正五品），三甲进士为署守备；顺治十二年，由于这一科是皇帝第一次亲自参加殿试，因此在授官时将待遇调高了一级，“第一名授副将品级”、“二名授参将品级”、“三名授游击品级”、“四名至二十三名授以应得品级”；康熙七年对于授官制度又做出调整，一甲第一名进士以参将用，第二名以游击用，第三名以署游击、管营都司，恢复到了顺治初年的授官制度；康熙三十七年规定将骑射优长人才强壮的武进士者擢授为侍卫，分于三旗随班行走，人数不定；雍正元年对武进士授官进行了改革，武状元授为一等侍卫，榜眼、探花授为二等侍卫，二甲十三名武进士授为三等侍卫；雍正五年规定更为详细，“一-名武进士授为一等侍卫”、“二名三名授为二等侍卫”、“二甲简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三甲挑选十名授蓝翎侍卫”，乾隆元年规定将“到部之武进士”，由钦点大臣简选，分为三等，一等、二等者以营守备用，三等者以卫守备用。此后成为定制，一直延续到清末武科举停废。

从清代武进士除官的发展历程，可看到清代武进士所授官职级别是很高的，雍正元年之前，寻常年份武状元授官都可以达到正三品，个别年份甚至达到从二品。武进士授官改革后，鼎甲进士所授的一等、二等侍卫品级也在正三品和正四品，普通武进士所授的三等侍卫、蓝翎侍卫品级在正五品和正六品。这样的授官品级不仅比宋明武进士初授官职要高许多，就是同朝文科进士所授官职级别都无法与武进士相比，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清文科进士及第授官，鼎甲进士中状元授从五品的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仅授翰林院编修。其余进士无论外放还是留京，多为七品左右官职。
但这并不能说明武进士仕途发展就比文进士要顺利，由于武进士所授官阶除侍卫外，都不是实授，据顺治十二年上谕，中式武进士全部在京城学习骑射，先行照品级给俸禄顶戴，俟满一年题请实授。此后，类似的规定也屡见不鲜。如康熙五十一年规定“考中武进士，皆以参将、游击、守备等项员缺补用。”因此，武进士名义上虽有高官阶，但并不一定能直接到任。由于还有各地提督推举人员等原因，武进士会有许多候选者无法补缺。另外，由于武进士自身的一些经验不足，任职也有许多不适应之处，在与行伍出身的军官竞争中常处于下风，在军队按军功提升的原则下，常导致他们成长的速度就不会很快。因此，武进士授官级别虽高，但仕途发展并不顺利。而文科进士授官虽低，一来是实缺，直接可以上任，而且升迁速度也很快。这样，就有不少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样从文进士跻身出来的官员扶摇直上，成为掌控军队的国家重臣，倒较少有从武进士出身而来的名将或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