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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系精编经典中国通史之《秦汉史话》连载11，欢迎收看。 汉王朝迁都长安，固然占据了秦中天险，然而汉初民心未集，社会依旧动荡不安。刘邦迁都刚刚两个月，叛乱事件就相继发生。 不仅如此，那时的汉王朝面临着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其中如重建新的统治秩序；恢复极度凋敝的社会经济；抗击北部匈奴的骚扰；以及异姓王势力的存在等，构成了汉初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它们直接关系到这个新生王朝的生存和巩固，迫使西汉统治者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些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 01、兼采古礼 又取秦仪 经过秦汉之际的社会大动荡，旧的礼仪制度几乎废坏殆尽。汉建立之后，由于当时处在战争时期，楚汉势不两立，结局很难预料，还无暇顾及礼仪制度的建设。 同时，汉统治集团多数起自草莽之间，对儒者及诗书之类持有偏见。刘邦本人不好儒学，鄙视儒生，张口闭口，大骂＂竖儒＂，甚至溲溺儒冠；而诸将唯战功是求，对礼乐之类也不屑一顾。直到刘邦称帝之后，当时政局不稳，干戈相继，对文教之事仍未重视。 然而，随着汉王朝中央集权制的 确立，全国统一局面的出现，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恢复统治秩序，作为行为规范的礼制的建设，也成为汉初百废待举的一项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刘邦一向鄙薄儒生，却不得不令叔孙通定礼仪，以正君臣之位。叔孙通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制订汉家的礼 仪制度，撰成《汉仪》十二篇。 汉初草创礼仪制度，既采古礼及秦仪，又因时而创立新的仪制，现举几种如下。 首先，补立黑帝祠，承袭“水德”说。战国末期以来，随着“五德终始”说的流行，与五行相对应的五帝诸神，也成为秦汉帝王祭祀的上帝神。秦始皇祠四帝，有黄、青、白、赤四个上帝之祠，唯独没有黑帝祠。这大概是秦确认为水德之始，秦始皇自命为黑帝的缘故。 高祖二年（前205), 当时刚刚立为汉王的刘邦，在东击项羽回到关中时，听说秦只有四帝，便补立了黑帝祠，名曰“北畤”，并诏令对上帝诸神，当礼祠之如故。它表明汉初继承秦的上帝神观念，礼祠并列的五帝诸神，在五帝之上虽然还没有至尊的上帝神，但是它已经为这种至上神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既然刘邦补立黑帝祠，自认应了“水德”之运，则汉变成上接周朝的火德，是继周之后而建立的王朝。这无异把秦排挤在“五德”之外，造成“五德”说系统的极大混乱。 刘邦自居“水德”的用意何在，后人不得而知，然而汉朝究竟是“水德”还是 “土德”，从此便成为汉家一桩争论不休的公案。汉文帝时，有人提起这桩公案，双方争论相当激烈。 由于刘邦自居于水德，汉初仍袭用水德的一套制度，如以建亥之月为正，即每年以冬十月为岁首，行朝岁之礼；服色不改前俗， 依然尚黑，不仅公卿百官上朝着“皂衣＂，连汉文帝也穿用粗厚的黑色丝织品做成的衣服。 其次，正君臣之位，立朝觐礼仪。刘邦即帝位之后，与臣僚虽然有了君臣的名分，但是却没有严格的君臣之礼。汉初诸将大多来自下层平民，不懂什么君臣的礼节，加以他们长期跟随刘邦南征北战，共同打出汉家的天下，成为西汉开国的功臣，因此并不把这位新帝王看得那么神圣。 刘邦剖符论功行封的时候，这些功臣在殿上饮酒争功。他们喝醉了，就大喊大叫，甚至拔剑击砍柱子。刘邦见了这般情景，心里非常厌烦。叔孙通乘机对刘邦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表示愿意召集一些儒生， 共同制订一套朝仪。刘邦采纳他的意见，但要求不必太繁难。 叔孙通奉命从鲁国召访儒生30余人，连同他自己的弟子共100余人。他们用绵绳和茅草排列君臣的位次，在郊外习演朝觐的仪式，刘邦还命令群臣跟着练习。 高祖七年（前200)十月，长乐宫修建完成，诸侯群臣都来行朝岁之礼。根据叔孙通制定的朝仪，这天清展天刚刚亮，谒者依照百官不同的等级，按次序引进殿门，庭中排列着车骑、步卒，布满兵器和旗帜之类。谒者传呼一声＂趋＂，殿下数百名郎中夹陛，功臣列侯、将军及军吏，依次排在西边向东站立，丞相以下的文官，排在东边向西站立。接着，皇帝乘辇出房，百官传呼警卫，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的官员，依次进贺，文武群臣无不震恐肃敬。 行礼完毕，又设酒宴。百官按职位高低，有秩序地敬酒。酒过九巡，谒者呼唱 ＂罢酒＂，御史举劾违仪者即退出，没有一个敢喧哗失礼。 见了这般情景，刘邦高兴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于是，他任命 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的弟子，也都被任命为郎。 汉初的礼制兼采秦仪，其中虽然有不少增益或减损，但是尊君抑臣的内容，大抵仍然袭用未改。这是确立封建等级制，加强皇权的需要。 此外，还制订诸侯王朝觐天子的礼仪。汉初推行封国制，分封众多诸侯王。前述根据汉制，诸侯王必须定期朝觐天子，并向天子进奉贡礼。 根据汉朝的仪法，诸侯王入朝天子，留居长安的期限，一般不超过20日，如长期居留京师，须经允许方可久留。此外，诸侯王每年还要“秋请＂，但不必亲往京师，可以派人替代。 汉初所制订的礼仪，为的是明尊卑、别贵贱，维系封建等级制。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到汉武帝时期，这种汉官礼仪也日趋苛繁。 02、郡国并行 混合政体 汉初的社会形势错综复杂，刘邦即位伊始，首先着力于健全汉家制度。它们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礼仪等项制度。这是建立西汉统治秩序的重要步骤。 史称“汉承秦制”，其实并不尽然。汉初各项制度，既承袭秦制，又变革秦制，以适应汉初社会的需要。 在政治制度方面，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这是一种郡县制和封国制相结合的混 合政体，与秦朝推行单一的郡县制有明显的区别。 根据这种混合政体，汉王朝分别由中央行政机构、地方郡县两级组织，以及各诸侯王国三部分组成。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皇帝之下，中央的行政机构，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即汉代人统称的“三公" , 执掌行政、军事、监察诸职。三公之下，又设“九卿＂，分管各项政务。三公九卿成为首脑机构，发挥国家职能的中枢作用，并向皇帝负责。 汉初因袭秦制，以丞相为最高行政长官，但设置情况有变化。秦朝原来设左、右丞相，刘邦即位，改置丞相一人，由萧何出任此职。高祖十一年（前196), 萧何与吕后谋杀淮阴侯韩信有功，再次受封，丞相更名为相国。惠帝五年（前190)，继任萧何相国一职的曹参死后，又恢复丞相原名，并置左右丞相二人，以右丞相为尊。文帝二年（前178)，再改置丞相一人。 丞相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实际权力很大，是朝政方针的主要决策人之一。汉初剪灭异姓王，丞相萧何不仅参与决策，而且是具体执行者。惠帝及吕后时期，汉王朝推行无为而治的大政方针，起决定作用的是相国曹参，还有后来的左丞相陈平。 不仅如此，丞相还有权荐任官吏，诛杀犯官，受理郡国计簿，以至于谏止帝命，抵制皇帝诏令等等。汉惠帝死后，吕后要立诸吕为王，右丞相王陵当面回 绝，抵制吕后之命。 丞相不仅权重，而且地位极尊。汉武帝以前的丞相，多由开国功臣出任，无一不位居列侯。皇帝对于丞相，有的甚至殊礼倍加。萧何任丞相时，刘邦给予“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礼遇。萧何病重之时，汉惠帝亲临探视，连继任丞相的人选，也征询萧何的意见。 因丞相政务繁重，汉初设立丞相府，协助处理各种政务。丞相府设长史二人，总领诸曹事务，各曹职务则由掾属主管。 太尉职掌武事，汉初不常设置。太尉一职或置或废，大都与征伐或时局有关。汉文帝三年（前177)，罢太尉官，归属丞相，其职务由丞相兼任。如这年五月，匈奴大举入侵北地，即由丞相灌婴率军还击。此后太尉一职，废止达20余 年之久。直到景帝三年（前154)，七国叛乱发生，太尉职衔又恢复了四年时间。 太尉虽然职掌武事，但是没有调兵之权。太尉统率军队，必须有皇帝的符节，才可以行使职权。它的属吏很少，或者不置官属。 御史大夫在行政上，是丞相之副，协助丞相处理朝政事务。其职掌监察百官，举劾不法；主管律令秘籍，制诏转达，以及审核计簿等。它的官秩相当列卿，但是职重权大，地位远在列卿之上。它作为皇帝的高级近侍，汉初许多军国大事，往往由御史大夫承办。 如韩信攻齐，刘邦派御史大夫灌婴率骑兵东属韩信，破齐军于历下，实际上灌婴同时也起到了监韩信军的作用。 刘邦晚年，御史大夫周昌奉命左迁（贬秩）为赵相，以保全赵王刘如意免遭吕后的迫害。 御史大夫不仅执行上述特殊使命，也处理某些重大的朝政事务。如景帝初年，汉朝与匈奴和亲，办理此事的，就是御史大夫庄青翟。后来，又是御史大夫晁错提出削藩之策，举劾袁盎受吴王财物案。 在西汉时期，御史大夫的职权，大有逐步扩大之势。 御史大夫的主要属官有两丞，即御史丞和御史中丞。其中御史中丞又称为御史中执法，主要职守掌兰台图书秘籍，监察郡国吏治，接受公卿奏事，举劾公卿违法行为等，是御史大夫所属的重要官员。御史大夫一些职掌，即由御史中丞具体执行。 “三公”之下的“九卿＂，包括太常、郎中令、卫尉、太仆、 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等，与秦制相比较，它们的名称和职权略有变化。 太常，秦朝称奉常，汉初曾几次更改名称。西汉建立，叔孙通制订朝仪，刘邦命令他出任此职，即称太常。惠帝时恢复奉常旧名，至景帝又改称太常。太常职掌宗庙礼仪，文景立博士，武帝兴太学，也属太常管辖。 郎中令，掌禁中侍卫皇帝诸职。属官有大夫，掌论议；有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谒者，掌宾赞受事。汉代郎官多由高官子弟充任，又是皇帝的近臣，因而由郎出补各地官吏不在少数，是当时仕进的重要途径。 卫尉，掌宫廷守卫之职。主守护宫门，在宫门内设庐舍屯兵宿卫。景帝时，曾一度更名为中大夫令，不久又复称卫尉。 太仆，掌舆马。包括宫廷车马、皇帝舆驾仪式、朝廷马政，都属太仆管辖。景帝时期，边郡设苑养马，多至数十万匹，即由太仆属官掌管。 廷尉，掌刑辟。汉初对刑狱审判曾规定，凡郡县刑狱不能决断的，移交廷尉决疑，可见它是最高司法官。景帝时，改名为大理。 典客，掌诸侯王、少数民族入朝事务，主接待、礼仪等；又接待郡国上计吏。景帝时，更名为大行令。 宗正，掌皇室亲属事务。 治粟内史，掌谷货，即主管全国财政。如赋税钱谷收支、各地贡物调度等。景帝时，更名为大衣令。 少府，掌皇室财政。如管理山海池泽之税，供给皇室之需。其属官繁多，机构庞大。 “九卿”之外，还有中尉掌京师治安；将作少府掌治宫室，景帝时更名将作大匠；典属国掌少数民族事务；主爵中尉掌列侯，景帝时更名都尉；等等。 总之，汉初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基本沿袭秦制，但是名称及其职权有所变化。到汉武帝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加强，职官制度的变化就更大了。 汉初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也如同秦朝推行郡县制。郡设郡守，主管一郡的民政，如劝民农桑、征收赋税、司法治安、选举孝廉、典郡兵事、属县吏治等。景帝时，更名为太守。 郡又设郡尉，协助郡守掌郡内军务。景帝时，改称为都尉。官秩比郡守稍低。 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秦朝设监御史监察诸郡。汉初废御史监郡之制，至惠帝时，始派御史监京师之地（三辅），但文帝时，又以丞相史监郡。20余年间制度两改，表明它在汉初并非定制。 秦朝设内史掌治京师，汉初仍承袭秦制。景帝时，分置左、右内史。内史为京师地方长官，但是官秩相当列卿，比一般郡守高。 郡之下为县、乡。县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职掌一县民政。又设县尉，主县内治安、征发戍卒等。还设县丞，协助县令、长，又掌司法。乡设三老、啬夫、游徼。 然而，汉初全国大约54个郡，由汉朝中央直接统辖的只有15郡。它们是：河东郡、河南郡、河内郡、云中郡、广汉郡、南阳郡、南郡、汉中郡、巴郡、蜀郡、陇西郡、北地郡、上郡、上党郡、内史郡等。这15郡还包括许多公主列侯的食邑，其余39郡则分封为诸侯王国。 这就是说，汉初虽然因袭秦朝的政治制度，从中央到地方推行郡县制，但是它只在汉朝中央直接控制的部分地区实行，而全国半数以上地区则实行诸侯王国制，所以封国制在汉初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法律制度方面，汉初制定《汉律》，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刘邦初入关，与民约法三章，成为汉代立法之始。虽然三章之法免除烦苛，但是它已不能适应汉初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萧何拾取秦法，在秦《六律》基础上，加以补充修订，增加《户律》、《兴律》、《厩律》三篇，合成《汉律》九章。《九章律》的内容，包括《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等。《九章律》保留秦法某些酷刑，因此在惠帝、吕后、文景时期，曾对它进行过增删。汉律经过不断增补、修订，其内容也日趋繁杂。 在军事方面，汉王朝建立了新的军制。与汉初政治制度相适应，军队分为京师之兵和郡国之兵两种。京师的屯兵又分南军和北军，分别由卫尉和中尉统领。 卫尉统率的南军，由朝廷直属各郡征调来的卫士组成，人数大约2000人左右，主要任务是守卫皇宫，出充皇帝的随从。他们分散驻守，没有营垒，因在北军之南，所以称“南军”。 中尉统率的北军，多由三辅地区选调的材官（步兵） 和骑士（骑兵）组成，人数有数万人之多，主要任务是防守京城长安。因其营垒在未央宫之北，所以有“北军”之称。 郡国之兵指地方军队，由应役男子组成，统领于郡守尉或诸侯国中尉。每个成年男子在应役期内，必须服兵役两年。地方军队的兵种，可分为材官（步兵）、骑士（骑士）、楼船（水兵）三种。 这些不同兵种的军队，是根据地区特点而建立的。朝廷遇有军事需要，随时可以向各地征调。 上述刘邦在政治、法律、军事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目的在于恢复和巩固统治秩序。与此同时，在经济方面，汉王朝先后颁行一些有利于恢复社会生产的法令。 03、重农抑商 减轻赋役 西汉初期，经过秦的残暴统治和长期的战乱，到处呈现一派残破的景象，甚至出现千里沃野，空无一人的状况。有一次，刘邦途经曲逆（今河北完县东），见到那绝无仅有的城楼，对随从臣僚感慨地说：“多么壮观的县城呀，我走遍天下，只有洛阳和曲逆了！” 其实，当时曲逆破坏相当严重，户口由秦朝时期的三万户减为五千户，锐减六分之五，但刘邦却赞叹不已，可见其他城邑大多成了一片废墟。 那时由于人口散亡，土地荒芜，社会经济陷于全面崩溃的境地。西汉王朝建立之初，连皇帝用的马车，竟也找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将相往往只能乘用牛车。 汉初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刘邦迁都关中时，开始暂居栎阳 （今陕西富平东南）。不久萧何建成未央宫，刘邦见宫阙壮丽，指责他不该在这时修建宫室。 汉初经济形势的严重性，与汉王朝存亡息息相关。迅速恢复极度凋敝的社会经济，是汉王朝面临的迫切问题。为此，刘邦即位不久，立即颁行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诏令。 第一，罢兵归农。高祖五年（前202)五月，刘邦颁布军队复员令。根据这项法令，凡复员的军吏卒，可按军功大小，分配田宅或免赋徭。爵位在第七等公大夫以上的，皆令食邑，优先分配田宅；爵位在第七等以下的，免除本人及全家的赋徭。这项罢遣军吏卒归家的法令，使一部分有高爵（第七等爵公大夫）的军吏卒， 得到了食邑和田宅的封赐，转化成为新的军功地主，从而扩大了汉 王朝的统治基础。大批遣归农村的一般士卒，则转向从事农业生产，有利于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经济。 第二，动员流亡之民回乡。根据诏令规定：凡因战乱而逃亡山泽之间，在国家户籍上未加登记的流民，“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这类逃亡之民，成分比较复杂，既有原来秦朝的地主，也包括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复故爵田宅”的结果，使逃亡的自耕农与土地重新结合起来；同时对原有地主的身份、田宅的确认，又扶植和保护一批地主的经济。这对于稳定统治秩序，发展农业生产都是有利的。 第三，增加农业劳动人口。汉初因连年战乱，人口锐减，增加农业劳动力，是发展生产的关键。当时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奴婢，有的因各种原因，继续被迫卖身为奴。奴婢的大量存在，不论属生产性奴婢，还是非生产性奴婢，都使汉王朝直接控制的依附农民减少，也不利提高奴婢生产积极性。因此，释免奴婢是增加农业劳动人口，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途径之一。刘邦即位那年，诏令“民 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即恢复他们自由民的身份。 此外，汉初又以奖励生育，作为增加劳动人口的另一途径。高祖七年（前200)， 刘邦诏令“民产子”，可以免除徭役两年。 第四，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汉初继承秦的“上农除末”的农本思想，对工商业采取抑制的办法，以保证西汉以小农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刘邦下令不许商人穿用丝织品、乘车辆，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规定商人与奴婢一样，每年必须加倍交纳人头税，对商人实行重税的政策。此外，还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准入仕，则进一步从政治上打击商人，限制商业的发展。汉初所实行的 抑商政策，为的是防止农业劳动力流散，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上述这些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扶持和发展地主经济，一是使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结合，促使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巩固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西汉继秦之后，以农为立国之本，只有发展农业生产，社会治安有了保障，统治秩序才能巩固。而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又为汉王朝提供更多的财源，这是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根本出路。所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汉初一项重要任务。 与此同时，汉王朝还建立周密的户籍制度，作为对农民征派赋税和徭役的根据。汉初的赋税主要有如下几种： 田租：或称田赋。汉初田租的征收率为十五税一，比秦朝有所减轻，后来曾一度提高田租率。田租是根据所占有土地的收成，向私人征收的土地税，因此减轻田租的税率，更加有利于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同时，对减轻自耕衣的负担，鼓励开垦荒地，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田租之外，还要缴纳刍稿，是一种附加税。 口赋：包括算赋、口钱两种。这是按人口数征收的人头税。汉初恢复人头税，规定年满15岁至56岁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要向官府缴纳120钱为一算，称为算赋。汉代算赋的征收并非固定不变，有时它作为一种经济手段，以一倍甚至数倍加以征收。如上述对商贾、奴婢，以及超年限未婚女子的特别加征，就是例证。 口钱是对未成年儿童征收的人头税。凡7至14岁的男女儿童， 每人每年要缴纳20钱。 汉代以每年八月作为征收口赋的时间。届时地方官吏还要核对人口数，区分年龄大小之别，以便按户登记造册，进行征收。 献费：指汉初地方郡国，每年进奉朝廷的贡钱。这是一项沉重的赋税负担，开始没有定数，地方官吏往往随意征收，人民不堪其苦。高祖十一年, 刘邦诏令各地按所辖地区人口数计算，每人每年缴纳63钱。 更赋：一种短期徭戍的代役钱，凡不去戍边的，每人每年出钱三百交官府，称为过更。这种过更钱的数目由官府规定，又是除戍者之外，每人必须交纳的代役钱，因而逐渐形成一项新的赋税，这就是更赋。更赋始于何时，史无明确记载。 汉代农民还有徭役、兵役的负担，当时人统称为力役。凡成年男子到傅籍年龄，都要开始承担这两种力役。汉初傅籍年龄，史无明确记载。高祖二年（前205)五月，刘邦屯守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当时似有傅籍年龄的规定。《汉仪注》称，年23岁开始服役，56岁免役，但都没有指明始于何时。景帝二年（前155)，定为20岁傅籍。唐人颜师古认为，这是变更汉初制度，旧法为23岁。 汉代农民的力役负担，包括更卒、正卒、屯戍三种，这是沿袭秦制而来的。具体情况如下： 更卒：凡成年男子，每人每年要服劳役一个月，又称为卒更。 这种徭役的种类很多，如修城、造桥、筑路、运粮等，是一些繁重的力役负担。应役者如不愿亲自服役，可以出钱雇人代役，两种服役方法均称为践更。代役钱一说每月两千，一说每月三百，似乎不是定数。 正卒：这是兵役之一种，每个成年男子，一生要服役一年。或为材官、骑士，或为楼船，均在郡国服役。 屯戍：即戍守边疆，称戍卒；或守卫京城，称卫士。这是兵役的另一种，每个成年男子，一生必须服役一年。 上述两种兵役服役期满，如战争需要，可随时征调，或延长服役期限。 从总的情况看，汉初的赋役制度与秦相比，确实相对减轻了。这对于恢复社 会经济，稳定统治秩序，有积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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