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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城市交通必须标本兼治（中） 余永佳 我国城市常用的交通治堵方案，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是小病大治的低成效方案，其特征是治标不治本。交通疏与堵的主要矛盾是由道路结构和功能的失衡引起的，遗憾的是，其制衡的升级转型方案至今未能进入各城市的交通治堵论证决策议程；现行各项交通排堵保畅措施都是清一色的舍主求次，争相把有限的治堵资源，集中投放在开发超大型高架立交、打造地铁等轨道交通线、设立公交专用道、小汽车限行等次要环节上。 二是诊治不当的多弊端方案，其致命缺陷是与城市交通发展规律相悖。例如，构建百米宽马路、窄路密网、超深地铁线、“走错一匝道都市半日游”的巨无霸立交以及折腾型的“昨日填河建高架、今日拆高架建隧道”等等。 显然，上述交通排堵保畅方案，都会令城市失血无奈，令市民失望焦虑。 其实，高大上的高架立交，并不能创造交通畅行的新奇迹，很多城市都有过高架修到哪里、那里就会出现新的拥堵点的难堪和教训；同样，地铁只能疏堵，打造轨道上的城市并不能改变建成区路堵车塞旧貌。北京、上海地铁运营里程名列世界前二，北京至今仍头戴“首堵”帽，上海依然是市民通勤时间长、交通高峰时段车辆鹅行鸭步的拥堵之城。 至于窄路密网等立意错误、经不起时间磨损和实践考验的多弊端方案，就更会给城市交通添新堵、造新乱。 城市交通治堵的取胜之道是抓主要矛盾。面对久治不愈的交通治堵顽症，中国城市必须勇于对固化不变的治堵理念进行科学反思以及对舍本逐末、舍易求难的治堵方案实施颠覆性变革，倾全力创造标本兼治的新辉煌——治理交通生态。 中国和世界各国城市的交通现状证明：诞生于马车时代的开放型结构和多样化功能道路，传承到汽车时代后，给城市带来的却是一种拥堵源密布的不良交通生态，故应定义为不合格的交通设施。 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如火如荼，我们需要打造的是一种合格和迎合汽车时代发展潮流的交通设施，创建的是一个无拥堵源的城市畅行交通新生态。 这就像医生治病。对于恶性肿瘤患者，在精准查实病因后，应正确选择最优的手术治疗、药物治疗或放疗、化疗、抗血管靶向治疗等方案，才有望妙手回春。 不过，有些患者在治疗和康复后，又会出现病情复发或转移等新症状，这就意味着医生必须再次救死扶伤。 如果换个思路探究此问题，似乎应该得出这样一种新结论：由于患者的人体微生态系统受到了致病细胞的侵害和污染，从而出现了一种适于恶性肿瘤生长繁衍的新危情。若按照常规的因病施医思路和方案来处理，是无法彻底根除病患的。 不过，要是以优化人体微生态系统为突破口，重点防控细胞异常分化，消除致病内因，增强病人对恶性肿瘤的免疫力、抵抗力和自愈力；再辅以外防高辐射、黄曲霉素、苯、亚硝酸盐等有害毒素入侵等配套措施，铲除诱发恶性肿瘤的致病生态以及暗藏在食物、不良生活习惯中的各类高危因素，就有望使多灾多病的弱势患者变成百病难侵的健康人。 显然，同样是治病救人。前者是治标和事后被动救急型的施医济药，而后者则属于治本和事前主动防范型的优化生态。无论是技术手段，还是成本控制和医疗成效，都是后者远优于前者。 需要指出的是，恶性肿瘤细胞的活动方式都潜伏在人体内部，看不见摸不着，必须要借助高精尖的设备仪器来观察鉴定。最关键的也是最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人类还不能真正掌控科学修复和改善人体微生态系统的有效方法，很多未知领域和未破解的医学奥秘，需要有顶级专家领衔探索解密和攻坚克难。 相对而言，治理交通拥堵顽症，要比医治恶性肿瘤直观和容易得多。各种车堵路塞、人车混行、停车无序等现象，都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没有任何秘密和隐情。因此，每一个市民都能亲力亲为，献计献策，参与这场探讨城市交通拥堵成因和研发城市交通畅行方案的人民战争。 由此可见，我国城市只有紧紧抓住治理交通生态这个主要矛盾，认真实施“实现道路封闭性结构和单一化行车功能升级转型、彻底清除道路拥堵源”等项关键性治堵创新变革，切实提高交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将“不合格道路”提质改造为“合格道路”，才能有效化解“道路容量不足、汽车流量过高、公交地铁不发达、停车无序、智能交通系统瓶颈突出、交通管理滞后”等次要矛盾，真正迎来中国城市交通治堵的胜利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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