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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动人的中国史》之第十六章:儒家和经学

 金色年华554 2021-01-03

汉武帝的时候,还有一件很可以纪念的事,就是儒家的学说,从此盛行,所谓经学在中国学术界上占了重要的地位。

儒家奉孔子为祖师。孔子死后,他们的门弟子虽没有能够尽量传布他学说的重要部分,仅仅注意于繁琐的礼仪。然而儒生已是满布全中国各地,儒家的学说,在社会上已很占势力了。

秦始皇帝用李斯,实行法家的学说。当时一般儒生便把着门户之见,纷纷非议政事,以致酿成焚书坑儒的不幸事件。就这事件的反面看来,也可以推想到儒家在当时的潜势力了。不但如此,政府也还设博士之官,位置重要的儒生;皇帝出去巡游封禅,也还要请教儒生议订与礼仪式呢。这就足见儒家在这种高压的政治势力之下,表面上虽曾受一度很大的打击,实际上他的势力还未可轻视呢。

秦亡以后,汉高祖对于儒生,起初也尽量的侮辱。儒生郦即食其当高祖为沛公时,请沛公写下的骑士介绍求见沛公。骑士与邓生同乡,便进老实的忠告道:“沛公与儒生的感情很坏,平时有客穿了儒生的服装来的,沛公就把来客的儒生帽子取下,溲滋其中。与人谈及儒生,往往大骂不止。我看还是不必求见。”后来骑士扭不过,居然给他做到,而沛公竟于见邓生时,踞坐在休上,使两女子洗足,表示怠慢。这是一例。

又有儒生陆贾,一向帮助高祖办事很了力,能言善辩,常充代表见诸侯,并且无道到南越说服赵佗。我们想来陆生有这样的功劳,高祖总该好说好话的待他了,谁知道陆生有时提及诗书,高祖便开口骂道:“乃公以为马上得天下,诗书有什么用处!”这又是一例。

看这两例,可见高祖是怎样的厌恶儒生,侮辱儒生!可能后来叔孙通为他定了朝仪,就一变而接近儒生,前后的态度,不同得如出两人。

高祖既统一中国,宴请有功的将士。诸将士酒后争功,往往出言不逊,或则拔剑击柱。

高祖看了,心上很不以为然,但也是无可奈何。叔逊通言道:“儒生虽与他们图谋进取,可与守成,请召鲁地的许多儒生,曾同臣的弟子共议朝仪。”

高祖命他试办试办看。叔孙通往鲁招请儒生,有两个儒生议论他道:“他一生已换了十个主人,到处恭惟趋奉;现在天下初定,各种整理建设的事很多要办,他都不劝高祖举办,独是先定朝仪,这又是趋奉皇帝的把戏,我们不屑去。”叔逊通笑道:“这真是不识时务的鄙儒!”后来招徕儒生三十人,还至京师,会同自己的弟子和高祖左右的人,共百余人,先商定了办法,又用功演习。

一月后,叔孙通请高祖亲看,高祖很满意,就命令群臣都照着演习。适逢长乐宫落成,就正式开始实行朝仪:分文东武西,依次跪拜,王侯将士都严守秩序;有失仪的,就被御史牵去。朝仪完毕,开大宴会,往日酒亚热带 争功的事,不再发生。

高祖叹口气道:“我今日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了!”从此信用儒生,与叔孙通等共定朝仪的,都有重赏,这是儒家日后发展的立即点。

到了汉武帝即位之后,下诏各郡国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保送京师,听候任用,儒家更得了大好的发展机会。当时各郡国举荐的,大都是儒生,广川博士董仲舒,也在其列。他三次在武帝面前问对武帝的策问,都很合武帝的意。第三次对策的结论,大吹大擂的抬出了所谓春秋大统一义来说:

“春秋大统一主义,是天地的常道,古往今来的通理,无论何人,都应该遵守着的。现在诸子百家的学说,并行中国,各人有各人的主张,各家有各家的学说;所以政府的定的法制,因当权的人屡次更换,便刻刻改变,不能统一,使和百姓莫衷一是,不知道遵守了那一个好。依臣愚见,以为凡不关六艺,不是孔子的学说,一概禁止采用。如此则邪说可以熄灭,法制可以统一,百姓就也有所遵守了”。

当时的丞相卫绾,也很信奉孔子的学说,接着了奏武帝道:“各郡国所举的贤良之中,很有些是信奉申、商、韩非、苏秦、张仪等学说的,倘若一体录用,将来不免扰乱政治,请一律罢免。”武帝立即照准。

于是罢出百家,尊崇六经,又特地使人用了很厚的礼物,迎鲁儒生申生来议立明堂,立博士官,设弟子员额五十人。儒家靠了皇帝丞相的威权,来压制百家,百家的学说,从此很少人去研究学习,儒理的学说,就取得了独霸中国学术圈的地位,孔子便渐渐成为全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偶像,曾经孔子编定的六经,乃成为中国最重要书本。

曾经孔子编定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经、春秋。汉时乐经已经亡失,只剩五经。五经的内容:书是古代片段的史料,诗是古代的民歌和贵族中祭祀宴会时的用的礼词乐词的集子,礼是古代社会各种仪节的纪录,易是古代占卜的卜辞,春秋是东周初年的史籍。这些古书,本身自然有他不可废亡价值,但其中未必有什么深奥精妙的理论隐藏着。

然而汉朝的儒生,却说这些古书既经孔子编定,其中必有孔子学说的精华,于是各人专门研究一经,把心得传授弟子,乃有所谓经学发生。

《最动人的中国史》之第十六章:儒家和经学

蒲轮征贤,足见汉武帝对儒生的重视。

儒生讲经学,又有家派的不同,最大的分别就是今文家和古文家。汉博士官的用经书的本子,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的本子。隶书在汉时,好像我们现在用的楷书;所谓今文,就是用当今的方案写的。到了后来,有散在民间和藏在墙壁间的古本渐渐发现;这些古本,是用汉以前的文字写的,所以的谓古文,就是用古代的文字写的。经文一种用今文定的,一种用古文写的,表现上似乎是版本的不同;那知其中内容,凡字句篇章等也都不同。因此讲经学的,就分为两大派,对于孔子的身份和研究经学的根本观念,彼此不同,互相争辩不休。中国学术界因此为了经文的解释和家派的争论,花费了大部分的功夫。

自从儒家得势,经学创立之后,中国的社会生出两种重大的影响:

其一是历朝皇帝往往以尊孔重儒来巩固自己的权位;儒者亦以得君行道为发挥政治才能的不二法斗,以致功名禄利的崇拜,成为社会上的习俗。

其二是经学占了学术界的主要地位,使得学术思想专重书本上的记诵,鲜有从事于事物方面的实验研究。中国学术界少有新方向的发展,或是就受了这两种影响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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