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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20日，我们从定襄下乡结束回到了学校。学校里全体学生早已开始了大串联。在学校的除一些所谓的“走资派”和“黑五类”的学生不能出去串联外，大部分学生都已不在了学校。昔日红火热闹的校园，已是冷冷清清。 一开始外出串联还是有组织的，成立了串联队，有专门带队的红卫兵的负责人。我们这个串联队一共是20个人，由308班的团支部书记也是红卫兵领导张致和同学带队。我是负责管理串联队同学的生活的。那年代出门串联不带人民币可以行动，不带全国粮票可走在那里也吃不开饭。各地的接待站吃饭也是要交粮票的。我是专门为这些串联的携带全国粮票的。我们从学校革命委员会开据了介绍信，盖上了校革命委员会的红头大印，去出发地原平火车站领取免费乘车手续，等待乘坐从太原到站的红卫兵专列。下午4点多钟，串联队整队上了火车，专列是向北京方面开的。那时候去往北京的火车还是绕大同张家口去北京的。红卫兵专列是一趟慢车，想在那里要停就停下了，有时候在一个站上要停好几个小时，到八达岭的时候就是晚上了。火车爬八达岭感觉就和老牛车一样慢，火车在那里要换头。我们可以下车瞻仰詹天佑的塑像。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红卫兵专列才停靠在了永定门车站。 九月的北京，天空格外晴朗，艳阳高照，天高云淡。永定门车站更是热闹非凡，高高的天桥上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型红色条幅遍地皆是。首都的红卫兵挥舞着鼓棒围着大鼓在拼命撞击。热烈欢迎外地红卫兵进京大串联的呼声此起彼伏，热潮澎湃。我们初到首都，心情无比激动，兴奋的连昨夜一夜未眠的感觉也没有了，真是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一心想早点看上天安门，看上人民大会堂，看上北京车站，这些渴望已久的宏伟建筑。北京啊，多么可爱的北京，我们终于来了。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从人流中登上了永定门火车站出站的天桥，走出了拥挤的出站口。在红卫兵的介绍下到南池子接待站办理在京串联手续。初次进京每人必须办一张“免费乘车证”。有了这一张“免费乘车证”，城市的公共汽车可以随便乘坐，坐到那里也不用买票。到了接待站，接待站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们由带队的负责人拿上介绍信排队统一办理，大家坐在一旁等候，所有人在窗口上有秩序地按顺序办理。我们那时办理到了中共中央内务部接待站。 手续办理完毕，大家觉得在北京等候过国庆节还有十天，所以众人议论不如干脆到天津串联几天，到过国庆节再回北京来，观看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这一天首先瞻仰了北京天安门，红墙黄瓦，高大美丽的天安门跃入眼帘时，我们感到无限辉煌。在天安门游玩完，然后就步行去了北京火车站。欣赏了北京车站的豪华壮丽，上了火车去了天津。 从北京到天津很近，一会儿就到了天津北站，下了火车，被接待站介绍到了北站附近的一所中学。我记得是天津市第十三中学。学校里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住得都是外地的红卫兵。把教室里上课的桌子合并起来，我们就睡在了课桌上。初次去了天津还不敢自由行动，除了我是管理生活的可以自由，不用跟队活动，其它人必须天天去联系好的地方学习大学校园中的斗私批修经验。在这种活动中，我仅仅去过一次南开大学。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晚上，我们在领队带领下整队去了南开大学，校园里也一样是冷冷清清，没有多少学生，在学校办公楼很高的门厅上布置着斗争的场面。我们外来的只能站在周围的栏杆旁，一会儿见有两三个年轻的红卫兵押着一个老头儿从楼门上出来，这老人中等身材，胖胖的，穿着一身灰色的中山服，看样子是已经经过多次斗争了，身体疲惫不堪，衣着不整，面色黄萎，据说这是南开大学的老校长，真是凤凰落架不如鸡，狮子脱毛不如狗。这些红卫兵肯定也是大学生。被红卫兵押出来的校长低着头，弯着腰，垂着手。在他跟前的几个红卫兵把拳头举得高高的，高声呼喊：“走资派要老实交待。”另一个也随着高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被斗争的老校长就是一言不发。又一个站出来高喊：“走资派不老实交待，我们怎么办？”跟前有一群高声附和着：“斗争。”经过了这样几个回合，红卫兵见老校长就是悄悄地低着头，这些大学生红卫兵实在也是没有办法了，有那样几个五大三粗的壮汉确实耐不住了，开始动手。有一个走到老人跟前把脖子抓住，和狼逮羊的姿势一样，另一只手在脑心硬往下按。又上来一个气势汹汹的把老人的两只手朝后背上往起举，据说这种形式叫“坐飞机”。这时只听老校长发出了声音：“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一着，还真有效，这些红卫兵都把手放开了。另一些人在跟前就是高喊口号。 这样折腾了有两个小时。我们这些去名牌大学学习斗争经验的人，也觉得无聊，无非就是这么两下，没有什么可学之处。从南开大学回我们天津北站的住地很远，当年天津也只有有轨电车，很不方便。我们也就自觉中途退场了。 到了9月26日，离国庆节只剩四天了。我们结束了天津的串联回到北京，直接去了内务部吃住。内务部将从大门进去的几间大办公室空出来，在水泥地上铺上了草垫子，这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前边的院子里搭了个简易棚子做成了厨房，每天三顿饭就在这里吃，吃得都是水煮大白菜和玉米窝头。住在这里的红卫兵另外都给发了出入证，出入必须出示出入证，大门上是解放军站岗，出入验证很认真，没有出入证是不让进大门的。 第三天我们就开始了整训，由解放军来指导，我们每天在门口的马路上训练参加国庆节的步伐。每天早晨八点开始，排成了十六路纵队，前边一排必须是臂套着臂，后边一排挥着《毛主席语录》，一排一排非常整齐。前边的齐声喊：“毛主席。”后排的高举红宝书挥动着高喊：“万岁。”就这样踏着有节奏的步伐整齐一致依次挥喊。因为国庆节毛主席和其它中央领导都在天安门上检阅红卫兵，所以参加训练的都很认真，大家认为接受毛主席检阅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在训练的过程中有一位内务部的副部长专门跟我们一起训练，天天按时到，跟在了队列中。内务部的部长曾山同志在百忙中接见了我们，他高高的个子，平易近人，热情地向我们挥手致意。同学们列队鼓掌致谢。 9月30日，这一天觉得特别不平凡，明天就要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训练已经结束，所有人员原地休息，准备参加国庆游行。吃过了晚饭，开始给发明天游行活动的干粮，每一个人发给三个鸡蛋，三个鸭梨，三个糖包子。国庆节游行中的早饭和午饭就是这些干粮。领上干粮就睡觉，明天凌晨一点钟准时集合，到指定地点参加游行队伍。 这一夜人人心情激动，那里能入眠，神经相当紧张，根本等不上一点钟的集合哨声。“集合了。”终于有人在外面喊了。大家欢呼雀跃，雷厉风行，急速集合，马上整齐的队伍就在夜色中出发。四点钟我们步行到了景山公园东门口等待。之后，红卫兵的队伍越来越多，有打着条幅的，有打着红旗的，红旗招展，歌声嘹亮，霎时等待游行的队伍站满了北京的街道。 大家站着，等呀，等呀，等到天空的东方已经现出鱼肚白，等到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等到天安门前九声礼炮响过，等到广播喇叭里传来了庆祝国庆开始，等到宣布党中央领导一个一个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一次，我清楚地记得刘少奇同志在登上天安门时排在了第九位，在以前的第二位中已经没有了他的名字。我们在等候地址动也不动，只是关注广播里的声音。等到上午十点钟才开始游行，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到处此起彼伏连成了一片。我们的列队已开始了慢慢的游动，先进入公路，慢慢插列入了游行队伍中。游行的队伍起初快慢不一致，有时拉了很长，需要快步跑才能跟上前面的队伍，有时就堵住不能前进了。跟在我们后面的内务部的老部长也有些气喘，头上冒着热汗。我们的心里十分着急，想早点走到天安门前，去看伟大领袖毛主席。好容易步行到了东长安街，列入了正式的游行队伍。长安街上全部是红卫兵穿着白衬衣的整齐的标兵，依序威严地站立，把一条长安街分成了很多十六路纵队队形游行的前进道路。到了这里队列相当整齐，必须按训练的队式前进，整齐一致喊出“毛主席，”“万岁”。 当我们的队伍快到天安门时已经到了中午12点。人们焦急的向天安门上瞭望，远远望去，天安门上站着的有的穿着便服，有的穿着军装，有的站着在看游行队伍，有的挥舞着红宝书，在长安街上望天安门确实很远，真正辨别站在天安门上人的容貌确实是很难。站在街上标兵不让我们停留，一鼓劲督促我们快快前进，后边的游行队伍还很长。我们的头一直朝着天安门，渴望着能在天安门的领导中看见伟大领袖身体高大的毛主席。匆匆穿越过了天安门前，到了西长安街上，已近下午三点钟，队形不乱，整齐一致，回内务部休息，准备晚上再来天安门前看烟火晚会。 晚上七点钟准时入场，我们早早从内务部动身，步行到西长安街上。观烟火的都在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我们的场地在天安门西长安街上。会场是用人墙拦成的小广场，用白色的粉笔在场地的中央标上了很醒目的顺序号。我的票上写着“7”号。我们仍然是列队到了会场，“7”号会场是在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的长安街上。北京城的夜空，天格外高，南来北往的探照灯光束到处出现。天安门城楼上大红灯笼光芒四射，呈现出了节日特有的气氛。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彩灯闪耀，如同白昼。周围的树木上也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彩灯，真是火树银花不夜天。 快到八点钟了，整个广场上沸腾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广播里传来了毛主席和其它中央领导同志登上了天安门和250万在京串联的红卫兵小将欢度国庆，观看国庆烟火晚会。从东长安街至西长安街坐满了观看礼花的串联者。 八点整第一排礼花在空中四射，发出爆裂的响声，马上整个京城被火光笼罩，人们台起头望着光焰夺目的夜空，无数的星花如一张张大伞落地而来，一串串的礼花似乎都滴落在我们的头顶上。这礼花像星光，这礼花像珠宝，这礼花光华灿烂，这礼花也象征着国运亨通，这礼花也昭示着国光勃发。我们一排一排观看这千变万化的礼花，不同颜色的礼花，姹紫嫣红的礼花。我们的心和礼花一样心花怒放，人们沉浸在兴奋与激动的花海中。 每遇礼花停放的空档，各个广场中便自发载歌载舞，有说的，有唱的，有些少数民族来京串联的也跳起了他们民族的舞蹈。人们在礼花的海洋中，在歌舞的世界里欢兴鼓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 烟火晚会一直放到晚上12点钟。晚会结束后各自整队回驻地休息。我们步行回到内务部已是第二天的三点钟了。激动兴奋伴随着失眠，一幕一幕的终生难忘的美好镜头在脑际中回旋。 京城过完了国庆节，仍然是集体行动，不能自由活动。我们这个串联组织不是一个班的，是全校各年级的都有，是个杂牌军，出来时间长了，有的人爱好不一样，不愿意这样在一起了，领队的也觉得责任大，不好管理，所以觉得还是安全回学校再解散。学生归校是正事。在京休息了一天就回到了学校。回到学校只有老师们还是坚守阵地，少数在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们也在学校领导日常活动。学生们也就各奔前程，四散串联去了，到底是谁去了那里，都说不明白。我们决定这一次组织一个小型精悍的小分队出行。我和崔茂存、史跃先、白玉珠四个人讨论了串联路线，确定从风临渡过黄河，向西安，入成都、到重庆、一直南下至广州。 这一次不和以前一样了，上级也有了指示了，串联学生按规定执行国家机关旅差费报销。所以出行前学校按行程计划按旅差费标准借给钱，回来后统一结算。我们四个人当天下午就出发了，晚上去了太原被接待站安排到育英中学住了一夜。第二天便乘上去风临渡的列车，那时没有太原直达西安的火车，因为黄河上还没有桥。急驶南下的火车整整奔了一天，晚上才到了风临渡火车站。我们出站就有接待站的同志及时引路。我们被引出火车站，步行到了一个村子里，好像是一座破庙，庙里什么也没有，也不见有神像，庙地上堆了很多小麦秸，大家也不分男女就在麦秸上和衣而卧。我记得也没有吃饭的地方，就在庙里饿了一夜。天刚朦朦亮，就有人催促行动，所有人谁也不认识，只有我们四个人相依为命，紧紧跟在了一起，不能掉队，人们一个挨一个向前走，顺着一条崎岖的小道往黄河岸边步行。 当我们看见了滔滔黄河水在怒吼，在咆哮的时候，广阔的黄河滩上已是人头和蚂蚁一样了，密密麻麻，心情和黄河水一样激荡翻滚，万感祖国大好河山之骇浪惊奇。黄河滩上已站满了等候渡船的红卫兵。河岸边停舶着一艘木船。那位开船的老艄工告诉大家说：“今天由于风大，船暂时不敢开。”那个年代在风临渡的黄河上没有架上桥，要想过黄河天险，必须坐船，没有任何办法。我们等到快中午的时候，风停了，船能开了。我们几个在人群中拥挤着上船，从靠近木船的河岸上一个一个忙着往船里跳。这种木船舱有一人深，满满的载了一船，后边的不让上船了，怕超载。前边有一艘拖船拉着，后边的船工摆着桨。我是初次坐船，人常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坐在船上也不感觉怕。船在黄河中行驶的很慢，经过了很长时间也到了对岸。这一船红卫兵渡出了山西，踏上了陕西的大地，过了黄河就是旧潼关，一道破败不堪的关门横陈在黄土梁上，一边插在了黄河边上。这里渡口上有许多做生意的，这边市场繁荣，货物很多。我们几个匆匆吃了一些小食品，便跟随大队一直向新潼关走。据说旧潼关离新潼关还有十几公里。 潼关是个小县城，在一条黄土梁上，小小的火车站上人流涌动，候车室里坐得串联的红卫兵满满的。陇海线是既没有西去的红卫兵专列，也没有东去的红卫兵专列，其它客车不让红卫兵上车。我们被困在了潼关火车站。一直等到晚上九点多钟，有了好消息了，一列火车要将潼关车站的红卫兵送到河南郑州。我们只要出潼关就行，不能按计划去西安了。当检票进站后，才知道是一列临时加的客车，车上的车厢也是凑合的，前边一个车头挂了十几节破车厢。上车后既没有水也没有电，车厢里也没有电灯，更没有电扇，每一节车厢中挂着两个破桅灯，点着炝人的煤油，冒着浓浓的黑烟。我们就在这黑洞洞的临时客车上被拉到了河南郑州。 列车去了郑州根本没有进郑州车站，不知道甩到了一个什么小站，半夜三更，也分不清东西南北。不过刚下火车，就有许多解放牌大卡车等着接站。我们见卡车就上，一辆大卡车把一车学生拉在了一所中学，仍然是课桌当床铺。我们糊里糊涂倒在了课桌上就睡。不觉天已大亮。这里的接待站是有饭的，早饭是稀米汤，蒸馍，咸菜。吃过了早饭准备开始串联，先去二七会堂参观。 十月郑州仍然是骄阳似火，中原气候与北国秋风大不相同。在郑州好像串联活动的地方很少，街上也很零乱，不像个大城市的样子，站在街上很难等到公共汽车，城市建设也是高楼很少，低矮的平房多，整个感觉印象不理想，四个商量，晚上乘火车继续南下。 到了武汉，武汉车站窄窄的广场上也是停着十几辆尖鼻梁的解放牌大卡车，这也是专门接转大串联队伍的。出了站还浏览了武汉车站的热闹景象，车站上全是卖鸡蛋的小平车，有的鸡蛋染成了红颜色，此外就是小食品很多。我们爬上了一辆大卡车，被拉到了解放路中学。这个年代，都一样，本校学生都不在，全给外地串联的学生留着。我们依然是课桌当床。到了武汉比郑州好多了，有长江大桥，有龟山蛇山，有施洋、林祥谦烈士墓，天天去这些景点去串联。武汉的生活也可以，每天是那种死面的蒸馍，里面和着盐，吃起来很香。武汉的特点是各行各业服务的好，所有门店都放着茶水桶，可以随便喝，不要钱。这时的大串联学生基本不存在革命与斗争的观念了，到处也没有人管理，出现了秩序混乱。 我们在武汉住了八天，凡是出名的景点基本都游遍了，只好再继续南下。我们四个去了武汉火车站已经乱成了一团糟。车站的检票口彻底开放，没有人检票了，站台上坐满了串联的学生，有南下的，有北上的，所有的建筑物上也是坐着学生。火车进站不敢开放车厢门。串联的学生南不能下，北不能上。我们四个的目的是南下，凡有南下的列车，千方百计上车。要有铁道游击队的勇敢精神。等到了黄昏时分，一列火车徐徐进站，车停稳后，列车员都在车厢门上紧张验票，让有票的乘客上车。据说这是15次特快，是专门去往广州的。四个人商量，不能错过这趟车，必须想办法上车。还是崔茂存活泼灵便，突然从列车员的腋下钻进了车厢里。这时列车员又不敢离开车厢门，否则就全涌上去了。 我们知道崔茂存已经上车了，便离开了车厢门向前边几节车厢看，过了三节车厢，突然发现车厢窗打开了。我们就从车窗上往进爬。白玉珠、史跃先都爬进去了，就我身体笨重，怎么也爬不进去，眼看火车快要开车了，我也是心急的很，里边的三个拉手的拉手，搬肩膀的搬肩膀。我奋力往进爬，只怕车站上有人拉住足，所以狠命的乱登，那知车厢拐角处坐着一个小孩子，把小孩登哭了。我总算是上来了，只是这小孩哭得不是吉祥之地，四人赶快转移。我们四个人又倒到了另外的车厢里才算安定下来。列车开出了武汉车站，我们才松了一口气。这趟列车全是卧铺车厢，我们怕车上发现了串联的，躲在了上铺悄悄睡觉，谁也不敢动，卧铺车厢内也没有什么卧具，十分简陋。探出头去偷偷看里面下铺坐着的乘客，全是一些衣冠楚楚的不俗人物，从衣着到吃喝派头很大，一个个手撕着烧鸡和烤鸭，往嘴里填。我们坐在了上铺闻着香味，越来越觉得饥肠辘辘，不停的吞咽唾沫。四个人中，就白玉珠有点粗心，他这次出来就带上了毯子和被子，上车后见车厢里没有卧具，便把自带得行李打开，铺在了下铺上，心安理得睡开了大觉。过来查票的列车员发现后，觉得这人很奇怪，自带行李睡大觉。一查问，才得知，他是串联的红卫兵，没有买过车站上的票。这位列车员其实就知道从他腋下钻上一个学生来，估计也是有意查。当列车到衡阳车站后，把他从火车上撵下来了。这一意外，使我们更是心惊胆战，惟恐列车员发现，卷曲在上铺不敢轻举妄动。四个人去掉了一个了，剩下我们三个，谁也不能脱离掉队，要那里下车就一起下。当听到列车员报站，车已到韶关时，我们才把提着的心彻底放下，因为下一站就是广州了，目的地总算是到了。 十五次特快火车根本没有进入广州火车站，在流花桥车站就全部让下车。我们下车后从流花桥车站的便道上一直跨过沟沟坎坎往下边的公路上步行，到了下边就是一条柏油马路，路灯照得路上亮堂堂的。路边坐着许多串联的学生，路面上到处是嘴嚼过的甘蔗渣，一辆大卡车开过来了，我们爬上了马槽内。汽车把我们拉进了广州市。夜色中的广州就是多姿多彩，市容市貌胜过北京，变化多端的霓红灯五光十色。汽车穿过华丽的海珠广场，跨过了珠江大桥，穿入了一条小巷。小巷内敲锣打鼓，我们才知道这是居委会在迎接串联的。三个人被安排在了一户居民家，一处简单的小阁楼，门庭的后边有一个小宿舍是主人的二儿子的居室。我们住在进入马桶间的过道中，过道上搭了两张便床，挤了我们三个人。广州天气炎热，也不需要什么铺的和盖的，我们就挤在了这个硬板床上休息。吃饭是凭饭票统一去居委会接待站大灶。再后边就是主人做饭和解手的地方。二楼是大伯大妈和他那小儿子睡觉的地方。这家的女主人名字叫潘秀英，五十多岁的年纪，似乎没有工作，天天坐在了门口做针线活。我们出出进进点头打招呼。由于南北方语言的差别，说话多数听不懂，许多方面不好交流，他们家的人都听不懂北方话，我们更是听不懂广州话，惟有他家的小儿子正在上初中会讲普通话，要想沟通总得通过他来做翻译。 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外国人也是很多，初到广州，居委会组织串联还是很认真。居委会专门派一位女同志带领我们有目的有地点进行串联，不让单独行动，每天整队按时出发。我记得参观过植物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农民运动讲习所，动物园，中山堂，越秀公园。广州确实是风景秀丽，引人入胜，特别是珠江的夜晚满江是星星点点的灯光，船只挤满了江面，好似天宫之美，夜晚浏览珠江岸边或者逛文化公园，真是天上人间，不知是何年。 第二天中午去流花桥火车站接白玉珠，没有找到。流花桥车站的状况使我们更加惊讶，铁轨上停着一列客车，车头上，车厢顶上，车厢内全是坐的串联的，一点秩序也没有了，车站上也不见有人管理了。车厢内坐进去的出不来，外边要进去的进不去。只见车底下一个人拿起了水管子从车窗上插进去，打开了水笼头，向里面猛喷水。有人讲，客车已被压坏了，根本开不动了。我们也心有余悸，这次进了广州看来是出不去了。 第三天，白玉珠在广州接待站查到了我们的住处，找到了我们。这一次会合也仅仅是几个小时，他不和我们一起走了，他单独串联去了。北上的火车太紧张了。在家开始议论步行串联北上，据说只要步行串联，广州接待站很支持。 在广州住了半个月，实在没有可串联的地方了，天天只好在珠江大道游玩，有时也能碰到其它班的同学们，大家坐在一起闲聊，互相之间到住的地方去串联讨论北上回校的办法。等待了几天，街上见有了布告，是一位中央首长的讲话，意思是时近隆冬，不要串联了，要回去就地闹革命，等到明年春暖花开后再组织大串联。广州接待站也动员学生回校闹革命，只要愿意回的便可以送票到手中，上火车前允许凭返程火车票参观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我们拿到了广州直达北京的火车票，坐上了火车三个白天三个晚上才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已不见以前的拥挤状况了，街道上已秩序井然，大串联所设得那种接待站也没有了。 时间过得真快，不觉已是腊月天了，老百姓常说：腊七腊八出门冻杀（死）。免费乘车大串联没有希望了。火车汽车都取消了免费乘车。但是学校也不复课，仍然是一盘散沙。学校的领导们还不能站出来管理，学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都被打倒了，派性斗争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好心情在学校闲住了，而大串联的余波在学生们的脑海中仍然难息。天下之美，山河壮丽，一幕一幕的大江南北风景在脑海中回荡。社会上又卷起了一股步行大串联的思潮。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的口号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公路上已出现许许多多打着红旗，背着行李的步行串联者，这些人很起劲，有时一些好心的卡车司机要拉他们一会儿，他们都不上车。美其名曰：锻炼革命意志。 我们也坐不住了，当然也得相应形势的所逼，开始锻炼意志了。我们组织了四个人的步行串联小分队，腊月初七的下午动身。一开始觉得步行还很舒服，不过就是走走么，又自由自在，走得身上也热热的，边走边聊天，东拉西扯也痛快。走了两个小时以后，就觉得有些不自在了，脚疼的实在不行了，慢慢的腿也疼起了。走了不到四个小时来到了忻口，路过了抗日战争忻口战役的遗址，回到了忻口村。我们先去了生产大队部，这时农村也有了步行串联接待站。接待站的一位负责人把我们引到了一户农家的空房中，房子里空荡荡的，坑墙上画着很是精彩的炕围画。房子里好像是从来没有生过火，冻的根本坐不住人。我们也学当年的老八路精神，自己抱柴生火，首先把屋子里烧的暖和起来。从来不生火的空家，灶火中的烟不走烟囱，一直从灶火门上往外流，烟炝的非常厉害。大队的那位接待的早不见了。房东也没有一个人出来理我们。这里的炕是那种土坯炕，没有苇席，我在那光溜溜的土炕上一坐，一块炕坯塌下去了。灶火冒烟，炕道也冒开了烟，我们被炝的气也喘不过来。夜幕也已降临，寒冬腊月，人生地不熟，这一夜该如何度过？ 我们几个开始想办法。其中一个提出：班上同学张福寿的老父亲就在忻口。打定主意去找张福寿家。忻口是个大村，要想找一个人很困难。我们兵分两路，到处访问。见人勤施礼少走二十里。正好问到一个知情者把我们带到了张福寿家。 福寿家的院子很大，坐北朝南三间土坯房。福寿的老父亲独自一人在家中，福寿的母亲早已去世。听到他儿子的同学步行串联来了家中，格外高兴，热情地迎接我们进屋。三间正房，外边两间不住人，进去里间有一小炕住着他一个人，屋子里很暖和，打扫的也是很干净。我们几个放下背上的行李，急忙称张叔。张叔很健谈，也很好客，急忙给我们做晚饭。当时的农民很穷，没有什么好吃的，晚饭是玉米面窝头和小米稀饭。三十里路的步行折腾的很疲劳，明天还要赶路，所以早早就睡了。第二天早晨，老叔给我们几个做好过腊八吃的八宝粥，各种杂粮加上大红枣儿，香喷喷的，很好吃。每人吃了一大碗腊八粥。老叔打发我们起程上路。 第二站的住宿点是当年的忻县招待所，在火神庙旁的一个小院子里，全是小平房，里面生着煤炉子，每天自己生炉子看火。两天的步行也觉很累，在忻县必须住下来休息。住了两天，总算休息好了，再继续登程。在忻县去往太原的大道上，步行串联的大大小小的队伍逐渐多起来了，同类相见，自然是气味相投，三言两语便能入流，互相谈论着走起路来不觉时间长。太阳落山，今天步行的路太长，脚上早已起了泡，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赶到阳曲县，打听到接待站在阳曲中学，经人指点，晚上暂宿阳曲中学。学校是空的，有几个教室亮着灯，我们也不用人接待，自觉走进了一间生着火炉子的大教室，选址休息。阳曲中学还是想得周到，有一个大茶炉里热热的水，可以洗个痛快。脚上的泡很多，用开水晾凉洗洗解乏。脚疼的火辣辣的，但想起这是锻炼意志来也就能忍耐了。自己心里也觉得荒唐可笑，当学生不老老实实求学，恰要在马路上受洋罪。 政治的力量是巨大的，是不能以个人能力抗拒的，任何政治形式的出现，总有大量的追随者，总是热烈地欢迎顺从者，从者生，逆者亡，这是大势所趋。再步行一站就进入省城太原了，至于原来计划到遵义、井岗山等地的热望经过了这几天的消磨也就信心不足了。太原大概就是目的地了。日复一日，宵行夜宿，又是一日天明，现在到了冲刺阶段了，我们东方还不亮，便上路了，向太原走，阳曲到太原距离也不远了，步行了三个多小时便到了尖草坪。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在尖草坪一家饭店每人吃了一碗白皮面。味道纯正，风味独特，串联了好几个月了能吃上一碗正宗的白皮面闻到小麦的香味也是一种非常的幸福感。 从小县城步行到了太原，当然是胜利了，这几天的辛苦也就丢入脑后了，当务之急是联络校友，寻找落脚之处。据说有二班的白继礼在省二招办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省城很出名，这个白继礼在学校就是一个红火人，上到校长下到学生无不认识。可是在这次革命中把礼字改成红字了，所以很难打听到。恰不想命运之神另有安排，在五一广场与同学邸在国邂逅，说他在晋阳饭店成立了什么造反司令部，正在招兵买马。我们几个只好投奔人家了。他把我们带到当年太原较为豪华的晋阳饭店三楼，开了两间房子。说这房子是他已经向接待站要来的，并已经做好了战旗，刻了公章，领回了油印机等司令部办公的实物，还安装了电话。我们几个也总算有了安身之处。卸下背上的行李开始就驾登基进行办公。拿起钢板腊纸铁笔，刻就了第一份“宣言”。之后便是陆陆续续开展各兵团、各战斗队、造反司令部的串联活动。参观了几家也就那么一回事，都是三五个人在家里印传单，发宣言，搞表态。当时太原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红联站，一派是红总站，给那一家表态都会遭到对方的攻击。省城除了红海洋以外，便是满城的大喇叭互相攻击，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我们人少不敢表态。过了几天，听说工宣队进了校园，工人的介入，加快了打砸的升级。只会贴大字报和游行的学生自然对打斗有所畏惧。又听说二楼的一个战斗队被一伙红卫兵砸了，说他们攻击了某某。我们的情绪一天一天紧张起来，紧守门户，不敢上街，不敢发言，不敢露旗帜。社会上的派性在发展，实际派性只是认识上的不同，在派性发作时老乡不相识，朋友反成仇，父子兄弟也观点不相投。我们也没有什么严格的利害冲突，只是依然自得，消闲自在，明哲保身。后来听说红联站和红总站也打起来了，各地也不时发生武斗现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口号到处喊起来了。毛主席语录：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一条语录在所有传单印为首条。我们也有些害怕了，如坐针毯，不知那一天我们也会遭遇袭击。自古道：三十六计，偷跑为上计。时间一天一天靠近了年关，眼看已到腊月二十，小年已近。人常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革命是大家的事，过年是自己的事。 我们几个作了决定，干脆过完了春节再重振旗鼓。除了留守人员外，步行串联的行李也不要了。我和崔茂存找了一辆从太原到静乐县天池店的大卡车先到了崔的家中，第二天独自步行到了娄烦。然后步行回了家。回到老家父母正准备过小年，送灶爷。见我回来，十分突然，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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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陈久平，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岚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岚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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