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仕玲 | 蕉城白鹤岭古官道三处摩崖石刻解析

高山仙人掌 202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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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鹤岭官道，为古代宁德县通往省城的主要道路，2019年10月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由宁德主簿丁大全开辟于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岭路崎岖，接山连海，南宋邑主簿陆游称“双岩白鹤之险，其高摩天，其险立壁”，历代过岭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不可胜数，留下了众多的摩崖石刻与碑碣。据宁德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白鹤岭古官道》（李剑平编），共有碑碣摩崖石刻23面（处），时间跨度为南宋至民国时期，其中四面（处）已无法辨认。

对于这四处尚未破译的石刻，笔者一直怀着浓厚的探索兴趣，业余进行了一番研究，辨认字迹，查找资料，稍微找到了线索，为了做进一步考据，笔者近日邀约地方历史文化爱好微信群的几位同仁，带上梯子、棕刷、面粉（有助辨认字迹）等物件，攀登白鹤岭古道，以做实地考察。除却一处位于李拔“鹤翥鸾飞”左上方的石刻，由于楼梯高度不够，且石刻人为破坏严重，未能详查以外，其余三种都做了清晰的影像记录，这三处石刻皆集中于白鹤半岭地段，靠着李伟、张灵胜两位后生的帮助，笔者对这三处石刻逐一做了考证。

显眼的民国许世英“白鹤”石刻左上角，有一方字迹模糊的石刻，《白鹤岭古官道》一书记录了其中的“天地间”、“羽夫”、“□□题”这一方石刻经辨认，全文如下：

“证于洪范，天地间何处是四岳。羽夫上饶□□□题”。

前半段十二字皆为狂草，后面落款八字为行书。《洪范》为《尚书》之篇名，旧传为箕子向周武王所陈“天地之大法”。而“四岳”者，历代学者说法不一，有说是四大山岳，也有说是一个人，也有说是四个人。石刻作者在经过白鹤岭古道时，亲身目睹“百里初见近，十里转见远。绝顶不分明，白云随舒卷。”①的壮美巍峨之后，由衷发出的感慨。根据落款“羽夫”、“上饶”，笔者从地方史籍中查询到这位作者：郑邦福，字洪畴（乾隆《上饶县志》作洪范），一字羽夫，又号铁耕道者。上饶（今属江西）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授嵩明（今属云南）知州。万历间，任福建按察司副使，分掌屯盐，累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著有《采真游》四卷。后以子以伟贵，赠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史书中说他“慈祥而清莹，精心名理，脱离言荃，人莫窥其底蕴”。②从草书的飘逸，再到内容的豪放，很好地证明了这段记载。

关于郑邦福具体任职时间，道光版《福建通志》、民国版《福建通志》，以及乾隆版《福州府志》都未作说明。笔者从《明神宗实录》卷之二百二十二、卷之二百五十八找到了答案，郑邦福于万历十八年（1590）四月，由刑部广西司郎中升福建副使；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转广东左参政，前后在任达三年时间。按此，这方石刻也完成于在这一时期，它与白鹤岭的万历辛卯（1591）李琯诗刻大致同时。石刻落款遗失部分很有可能就是“郑邦福”三字。

在郑邦福石刻左边，还紧贴着一方石刻，这也正是我们要考证的另外两处石刻之一。如果不是细致辨认，我们很容易把它与郑邦福石刻混为一体。《白鹤岭古官道》记录了其中的“郭尚书”、“开大路”六字。实际文字抄录如下：

“大清国順治辛卯岁，钦命总督福建部院□□□□□太保兵部尚书李新开大路”。

顺治辛卯岁为清世祖顺治十八年（1661），经查找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二十二《职官》，在这一年份找到了相应的“总督”：

“李率泰，字寿筹，谥忠襄。正蓝旗汉军。沈阳人。（顺治）十三年任，十五年专领福建。闽督专设始此。”

在《闽东畲族丛书.民间信仰卷》书中记载着一处内容相似的题刻，笔者从微信名“春风过驴耳”的朋友圈中一睹其真容。这处题刻位于霞浦县崇儒畲族乡上水村“弥勒石”，镌刻内容如下：

“大清順治辛丑冬月季，钦命总督福建少保兼太子太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新开大路。”

从这里可以得知，我们这处石刻所缺部分为“少保兼太子”五字。

这两处石刻记载着同一件事，而且与清初的一个历史大事件紧密相关。

公元1646年（南明隆武二年，清朝顺治三年）冬，随着南明鲁王航海，隆武殉国，东南半壁，尽归清军。此后，南明残余势力被逐一镇压，最后只剩郑成功的这支抗清主力，在东南沿海频繁活动。为了切断郑成功所部的物资与人员的资助来源，顺治十三年（1656）六月，清廷正式下达“禁海令”。顺治十八年（1661），又再次下达惨无人道的“迁界令”，要求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分别内迁30~50里，这两次大规模的政治活动都在李率泰任内，而最早主张“迁界”的也是李率泰，早在顺治十七年（1660），他就以海氛未靖为理由，建议“迁同安之排头、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入十八堡及海澄内陆”③，得到朝廷批准。

至于顺治十八年（1661），李率泰只是重修了福宁州的大路，还是沿海各州府道路均有大修，文献中没能找到更多记载，故无从知晓。而其修路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军事戒备，并为后面“迁界”移民的实施打下基础。这一期间，李率泰还命令地方官员重修了福宁州城、福安县城，加固城防设施。

距离李率泰修路题刻右方约五六米处，我们找到第三处石刻，这处石刻的整体面积是前两处石刻的两倍，字数多，而且更为清晰，只是下方被清代邑令汪大润“俯视一切”的擘窠大字所掩盖，仅能看到上半部分。《白鹤岭古官道》记载了其中的“勒石”、“白鹤岭”、“江坎坷崎岖”、“命治险为夷”

等字，笔者等人通过辨认与研究，甄识如下：

“ 勒石小引

白鹤岭去天尺五，□□□江，坎坷崎岖，艰于车□。己亥秋余奉命治险为夷，□□□□海间行，聊对石将□□□□□□，与山灵一□，□□□道扫除岨□□□□□□陟霄立马□□□□□□玄岳□□。”

根据对斑驳文字的反复推敲，笔者认定这方摩崖石刻同样也与李率泰有关。理由有二，白鹤岭道历史上的大修，据史料记载，为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明崇祯七年（1634），这三次大修都没有出现在“己亥”纪年，相对应的只有顺治十六年（1659），而且李率泰曾“新开大路”，这方石刻晚于上一处仅两年，这说明李率泰曾于顺治己亥奉命督修沿海军事设施，并莅临福宁州视察，两年后逐一完工；其二，石刻出现“余奉命治险为夷”、“□道扫除”、“陟霄立马”，这种口气，也只能是封疆大吏李率泰符合身份。再者石刻中“命”字另起一行书于顶格，这种现象多见于明清时期，更与前面“新开大路”石刻中的“钦命”二字书写相似。

由李率泰两方石刻可以看出，白鹤岭古道在顺治十八年之前，岭道狭窄崎岖，行人不便，直到李率泰才加以整改扩修，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这种面貌。另一方面，福建内陆地区的抗清势力已基本肃清，朝廷下令修路，既有利于军事交通，也便于民间通行，能很好地安定民心，特别是稳定汉人情绪。

值得一提的是，汪大润“俯视一切”石刻位于“勒石小引”的正下方，由于书法拙劣，历来为过岭者所诟病。笔者认为，该石刻书法并不是出于汪大润之手，首先从石刻落款可以找到破绽。此类题榜，题款通常是“某某人题”，或“某某人书”，而此处落款是“康熙戊寅菊月吉旦，楚南知县汪大润立”，仅表明这方石刻是为汪大润所立，未说明书法出于其手。“楚南知县汪大润”的书写方法也显然有误，应写成“知宁德县事楚南汪大润”。其次，在石刻不远处，还有一方“恩主汪侯捐俸重修官道功德碑”，这是同年六月，宁德合邑士民为汪大润所立，刻工粗糙，字体草率，它应与“俯视一切”同出于民间工匠之手，而且会是同批工匠。

汪大润于康熙三十三年至四十四年（1694~1705）任宁德知县，康熙戊寅指康熙三十七年（1698），正在其任期内。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汪大润是非正途的“例贡”出身，而乾隆版《贵州通志.卷十八.秩官》作“岁贡”，笔者又进一步查阅他家乡的志书—同治版《大冶县志》，在卷之九《选举志》中也作“岁贡”。其实是否正途出身并不重要，再愚笨的人也不会在交通要道上留下这种低劣的书法作品，为方家及后世耻笑。另外，赤溪镇夏村保存有一方汪大润所赠“望重庐江”匾额④，楷体工整匀称，与此石刻书法水平不可同日而语。

让我们疑惑不解的是，刻字立碑之时，汪大润尚在任上，他怎么会允许这种有损自己形象的事情发生。这还得从李率泰“勒石小引”说起，清初的“迁界令”给地方士民带来了重大的灾难，康熙元年（1662）十月间，福宁州城“兵起，宫庙、民房焚毁一空，男女老幼，提携号哭，东南北路尽绝人烟。”⑤乾隆版《宁德县志》虽避而不谈，但也在卷之三《张承瑞》条目中留下了“（顺治）十八年，因海氛迁界，滨海居民多流离失业者”的记载。直至康熙二十一年（1681）⑥，福建总督姚启圣、靖海侯施琅渡海收复台湾，时局平稳，姚启圣上书朝廷，请求重新开界，招集流民，得复故土。老百姓自然对“迁界令”的首倡者李率泰不怀好感，而对于官道上李率泰的题字更是深恶痛绝。康熙三十七年（1698），汪大润重修岭路，地方士民自发为他立了功德碑，又借机在“勒石小引”之下凿刻寓意深长的“俯视一切”四个大字，并加以覆盖，以发泄胸中的怨恨。对于这种做法，一向体恤民情的汪大润自然不会横加干涉。

因为李率泰的“新开大路”，旧时在宁德县城西门外，也就是白鹤岭道出口处，还矗立着一座康熙三年（1664）由地方官所建的功德牌坊。这座李总督坊跨路而建，行人必须从其脚下经过，这更让地方士民引为奇耻大辱。因此，出现以上行为更在情理之中。

故事至此尚未结束，对于李率泰“新开大路”的刻石，宁德士绅也是耿耿于怀。一直到了民国四年（1915），福建巡按使许世英视察宁德，在白鹤岭题写了“白鹤”二字，刻石路旁。地方士绅借机让石匠另刻“白鹤”二字于“新开大路”之下，字迹同样拙劣，针锋相对，以泄公愤。

李率泰没因“新开大路”而流芳千古，却以海禁而背负骂名，这大概也成为他的心病。据《清史稿》记载，在李率泰临死之时，曾遗疏康熙皇帝，请求朝廷“令沿海居民迁移内陆，失其故业。宜略宽界限，俾获耕渔，庶苏残喘”。这让我们想起与白鹤岭官道密不可分的另一位历史人物，也就是开辟者—南宋主簿丁大全，这位修路的主簿也是名声不佳，位列奸佞。然而历史真相如何，目前尚难定论，是非功过或许也只能留待后人评说。

诸位读者，如您读罢此文，再次登临白鹤岭古道，静下心来，或许能听到郑邦福独对天地、豪气干云的发问，也或许能体会到李率泰挥之不去、终生困扰的纠葛，还或许能感到宁邑先民拖儿带女、颠沛流离的苦楚，而古道悠悠，也许只会对你的感慨微微一笑，对你的问题默不作答，它只是向前延伸着，永远穿行在山与海、历史和现实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