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写《历史哲学》,至东汉末止。此后不再就政治说,故转而言学术。 阶段有三:一曰魏晋玄学,二曰南北朝隋唐之佛教,三曰宋明儒学。此书名曰《才性与玄理》,即写魏晋一阶段也。 中国晚周诸子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之原始模型,而以儒家为正宗。此后或引申或吸收,皆不能不受此原始模型之笼罩。引申者固为原始模型所规范,即吸收其他文化系统者,亦不能脱离此原始模型之笼罩,复亦不能取儒家正宗之地位而代之。 秦以法家之术统一六国,西汉是继承儒家而发展之第一阶段。至乎魏晋,则是道家之复兴。道家玄理至此而得其充分之发扬。王弼、嵇康、向秀、郭象,其选也。适于此时而有印度佛教之传入。道家玄理之弘扬正是契接佛教之最佳桥梁,亦因此而拉长中国文化生命歧出之时间。所谓歧出是以正宗之儒家为准。文化生命之歧出是文化生命之暂时离其自己,离其自己正所以充实其自己也。魏晋南北朝隋唐七八百年间之长期歧出,不可谓中国文化生命之容量不弘大。容量弘大,则其所弘扬所吸收者必全尽。全尽必深远。全尽而深远之弘扬与吸收,其在自己之文化生命中所引起之刺激与浸润亦心深刻而洽浃。文化之发展不过是生命之清澈与理性之表现,故在歧出中其所弘扬与吸收者皆有助于其生命之清澈与理性之表现。故此长时期之歧出,吾亦可曰生命之大开。至乎宋明,则为中国文化生命之归其自己,而为大合。故宋明儒学是继承儒家而发展之第二阶段。至乎今日而与西方文化相接触,则亦将复有另一大开大合之阶段之来临。此中国文化生命发展之大脉也。 虽然,文化非可以游谈,必将深入其里面一一通透之,方能于生命起作用。吾兹以近三十万言之巨幅诠表魏晋之玄理,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为彻底之玄学。吾所作者,即在展现此玄学系统构成之关节,并确定其形态之何所是。试取西方哲学中诸大形上学系统,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系统,圣多玛之系统,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之系统,康德、黑格尔之系统,以及近时布拉得雷之系统,怀特海之系统,胡塞尔、海得格尔之系统,而比观之,则中国道家之玄理系统,甚至佛教之般若佛性系统,以及儒家之性理系统,其构成之进路与关节,以及其形态之何所是,皆可得而确定矣。此为生命之学问,未有如此之亲切者也。 魏晋之玄理,其前一阶段为才性。故此书即曰《才性与玄理》。“才性”者,自然生命之事也。此一系之来源是由先秦人性论问题而开出,但不属于正宗儒家如孟子与《中庸》之系统,而是顺“生之谓性”之“气性”一路而开出。故本书以“王充之性命论”为中心,上接告子、荀子、董仲舒,下出《人物志》之“才性”而观此一系之原委,此为生命学问之消极一面者。吾年内对于“生命”一领域实有一种“存在之感受”。生命虽可欣赏,亦可忧虑。若对此不能正视,则无由理解佛教之“无明”,耶教之“原罪”,乃至宋儒之“气质之性”,而对于“理性”、“神性”,以及“佛性”之义蕴亦不能深切著明也。文化之发展即是生命之清澈与理性之表现。然则生命学问之消极面与积极面之深入展示固是人类之大事,焉可以浅躁轻浮之心动辄视之为无谓之玄谈而忽之乎?”玄”非恶词也,深远之谓也。生命之学问,总赖真生命与真性情以契接。无真生命与性情,不独生命之学问无意义,即任何学问亦开发不出也。而生命之乖戾与失度,以自陷陷入于劫难者,亦唯赖生命之学问,调畅而顺适之,庶可使其步入健康之坦途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