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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我的父亲母亲”全国散文、诗歌有奖征文大赛丁东作品

 早6点半 2021-01-07

两张社员证

丁东(江苏)

人上了年纪,总爱忆苦思甜,我也不例外。与家人闲聊,回忆起改革开放前、那挣工分的岁月,女儿充满了好奇,来一句:“我也是醉了。”这就是代沟,因为每代人都有属于他们的集体记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管理体制以队为基础,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是最基本的核算单位。土地由集体耕种,从事农活的叫社员,也叫劳力。我父母自然是社员中的一份子。每天清晨,他们与其他社员一样,踩着生产队长急促的哨声,到社场集中,领了任务,下地干活。按工分标准,男性壮劳力“足工”10分,其余的9分、8分;女性壮劳力“足工”8分,其余的7分、6分。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相应减少分值,也就6分、5分;未成年人3分、2分。这样的分值是评出来的,相对公平,但视情也会有所照顾,往往由生产队长说了算。工分算少了,个别“犟蛮”的社员找生产队长理论,即便争个脸红耳赤,生产队长也很少妥协。挑担、锄地、开沟、插秧、轧稻属重活,分值自然高些,大家心里有数。同时插秧,几个小后生谁快、谁慢、谁质量好,一目了然。谁记10分,谁记8分,清清楚楚。亮分时,队长一提议,基本通过。每月有合计,年终有累计,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一句话,道出了那个年代工分的重要。当年,父亲还年轻,从不偷懒耍滑,舍得卖力气,累活脏活抢着干,每天都是“足工”,记10分。连年获评先进,领个奖状,10多年下来,墙上花花绿绿一大片。母亲年轻时是工人,在城里的工厂上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遭遇下放,到她嫁在江南农村的姑妈家寄住,经其姑妈牵线搭桥,嫁给我父亲,成了农民。头两年,因干农活不太熟练,算不了“足工”,出勤一天记7分。

为多挣点工分,未成年的姐姐和我,每到大忙季节,在假期或星期天,也会凑个数。大多干些除草、摘棉花等轻活,当然插秧也干过。在我看来,插秧是天底下最累的活,弯腰时间长了,如同遭受酷刑,只能变换姿势,拿秧苗的左手支在左膝上,既难看又影响进度,也遭长辈们奚落——“干活不像样”。插秧还得提防蚂蟥的叮咬,一旦咬上,撕都撕不开,常常鲜血淋淋。除插秧外,积肥也是苦差事。当年,肥料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农闲时节,生产队长给每户下达积肥任务,每一百斤草料记4分。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两天内,田埂、岸坡如婴儿的肌肤,光滑细嫩,不见一根杂草,吐露着泥土的幽香。小小年纪的我只能站在齐胸的河水中捞水草,其中的苦难可想而知,而安全早已置之度外。这一幕,现在的孩子是极难想像的。

即便是父母全年无休,姐姐和我多少也能挣点工分,到年底“分红”,相对于劳力多的家庭,我家几乎年年“透支”,全部工分都抵扣不了口粮钱,不足部分先欠着。印象中最好的年景,我家分了20多元人民币。只见父亲躲在房门后,粘上口水,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挣工分的年代,贫穷成了生活的底色。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吹角连营,神州大地风潮涌动。土地承包到户,乡镇企业兴起,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日新月异。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母亲落实了下放工人政策,每年领取生活补贴。姐姐进城当了工人,我考入了大学,弟弟做了裁缝,一家人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新世纪初,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在经历了由“合”到“分”,由“分”到“合”的嬗变后,实现了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农活由职业农民干,全程机械化作业,原本的“农民”再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了,俨然“地主”——旱涝保收,坐享其成。现如今,生产队家家住楼房,户户有汽车,享收这改革开放带来的小康生活,我家自然也不例外。这一切,用辛苦了大半生、月月领养老金的父母的话说,“这样的好日子,以前连做梦都梦不到。”

幸福难掩旧时光。原来的“社员”成了历史,成了永恒的记忆。

作者简介丁学东,笔名丁东,男,1967年出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江苏省张家港市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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