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是公元前三三年(汉元帝竞宁元年)出塞的。根据《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她的出塞是自愿的，她出塞的动机，是因入宫数年，生活孤寂，遂积悲怨，同时她对汉匈两族之间必须和平友好，也有较深刻和正确的认识。
昭君出塞路线图
昭君虽深居宫中，对于汉匈两族关系的消息，还是有所获悉的。《汉书·元帝纪》载：
建昭三年(公元前三六年)冬，甘延寿、陈汤斩郅支单于首，传送京师，悬挂于“蛮夷邸门”；
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之故，告祠郊庙，大赦天下，群臣祝贺，置酒宴伏，并把有关郅支的图书遍示后宫贵人；
竞宁元年春正月，呼韩邪单于入朝，元帝为了庆贺郅支伏诛和呼韩邪入朝而改元“竞宁”。
所有以上这些轰动朝廷、全国的大事，昭君均有所知，特别是对于遍示后宫郅支图书，她更有机会窥见或听闻。她对于汉匈族之间为敌为友，其利害得失，在思想上有了一定的感想和反映。所以当呼韩邪单于要求当汉家女婿以便进一步亲汉时，她便挺身而出，慷慨应召，自愿扮演一个“和蕃使者”的角色。在两千年前封建时代的一个宫女，能够有这样勇敢的行动，可谓胆识过人。
昭君出塞
昭君是随同呼韩邪单于一起前往漠北单于庭的。在汉朝举行的欢送仪式上，昭君举止从容，态度大方。昭君容貌丰美，服饰漂亮，使汉宫为之增光、生色，顾影徘徊，使左右为之肃然起敬。由于她对汉匈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因而对于自已的使命执行得很认真，而且贯彻始终，她不仅在匈奴生儿育女，而且过着游牧的生活。而且为了最后完成她的使命，在呼韩邪死后，“从胡俗”，再嫁给呼韩邪的长子复株累单于，本来“父死妻其母”风俗，是原始群婚制的遗留，这种风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一种落后的习俗，但这种风俗在匈奴社会仍很流行的时候，作为一个“和番使者”，如果不能“从胡俗”，那就就会给一般的匈奴人留下不良的印象，而且将会给汉匈关系产生不良的影响。因为昭君与单于的婚姻，实际上就是汉匈两族政治关系的反映。当时汉成帝接到昭君不愿改嫁、要求归汉的上书以后，所以就旨令她“从胡俗”，也就是表明汉朝尊重匈奴的风俗习惯，珍惜汉匈关系的友谊，这当然也是一种友好的表现。昭君深深地体会到汉朝的这个旨意，故她接到成帝的旨意后，便打消归汉的念头，根据国家的需要，以汉匈友谊为重，不惜打破汉人传统的伦理观念，接受“子娶其母”(不是亲生母)的风俗，继续履行她的使命，以成全汉匈两族的团结友好事业。
昭君在塞外
在汉代的女子看来，出塞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汉高帝刘邦时，为了争取汉匈关系的和平，曾依刘敬的建议，打算把长女鲁元嫁给冒顿单于以和亲。吕后就不愿意，说为何把我的女儿弃之匈奴。武帝时，为了联络乌孙，共同抗击匈奴侵犯，曾把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嫁给乌孙王昆莫，可是细君对于自已的政治使命就毫无认识，过不惯异族的生活，整日悲愁，愿当黄鹄，飞回故土。史载细君自作歌词：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选托异国兮乌托王;穹庐为室兮旆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这种愁苦的情绪和表现，比起昭君来就十分逊色。
昭君生活图
昭君出塞有着重大的历史作用，这首先从汉匈两方都很重视这件事上看得出来。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阙氏”，便可充分说明这一点。1954年在内蒙古包头市附近麻头乡的汉墓里，曾出土了属于后汉时期的“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陶片瓦当，也说明了汉朝对于昭君出塞这件事十分重视。其次，昭君出塞，播下了汉匈两族和平友好的种子。再次，王莽时，汉匈双方的交涉，大多是通过昭君这个人物的关系而进行。如：昭君外孙、王歙（昭君之侄）这些昭君亲属。可见昭君在汉匈关系中原来地位的重要及其所遗留下来的深远的影响。
昭君的死年和死地，史书没有记载，据推断，当以死于漠北的单于庭为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