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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儿时饥饿的记忆历久弥新。或许这是因为吃饱穿暖属于人生存的第一要素的缘故？那是一个属于计划经济的年代，几乎所有吃的东西都要计划：粮食要计划，食用油要计划、豆制品要计划，猪肉要计划，副食品要计划……倘若是年庚岁底，即将欢度春节的日子，甚至于蔬菜也可能要计划。为什么几乎什么东西都要计划？官方的说法是，加强计划性，避免各种浪费。但是，说实在的，就是在当年，小小年纪的我，对此也有不小的疑问：就连锅底、碗底都会被刮得粒米不剩，还会有什么浪费？至于后来成年了，想法也多了，更是对这样的说法十分不屑：人的肚皮，是你能计划的吗？由于性别不同、遗传基因不同、身体发育情况不同、家庭经济状况不同等、所干的工作的轻重不同、一个人的身量大小的不同，食量自然也不同，哪里是你能够准确计划的？我和我哥哥就属于没能计划到的人们，因此常常是半饥不饱：我们是祖传的大个子，更加上我们都喜欢运动消耗很大，而家中经济状况相当一般，与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一日三餐油水甚少，因此，几乎从我记事起，差不多就是一顿接不到一顿的——前一顿饭吃下去消耗殆尽，后一顿饭却还迟迟不见踪影。所以，读中学的时候，常常是才上上午第四节课，肚子里就已唱开了空城计。在这样的情况下，哪还有心思听讲？只能是与不少同学一样，一心瞅着照在地上的太阳影子有没有快到昨天下课时画下的横线。一旦太阳的影子接近这一横线，便摆出百米赛跑冲刺的架势，随时准备冲出。为填饱我们的肚皮，我父母想了不少办法。比如说，那时候老宋林饭店有时会有“议价馒头”——也就是不要粮票，而价格一般为普通价格两倍的馒头供应，一旦有议价馒头供应，我们会去买一些。因为我父亲老家是农村的，在农村还有一些亲戚，所以他也曾经不止一次地请他的一位表弟帮助我们家购买山芋——“粮不够，瓜菜代”那可是老人家的建议，事实上那个年代的不少家庭早就自动自觉地践行了这一条——更准确的说法或许应是老百姓们早就无师自通地想到了这一办法。而我和我哥哥，为了饱餐一顿，有一天在两姐姐上学、母亲上班去后，两人偷偷烧了一碗籼米饭；可让人十分丧气的是，就在米饭已经散发出浓郁的香味，我们即将可以享受的那一刻，我母亲不知为什么事回来了。慌乱中的我们只得将饭碗藏进了抽屉，在母亲困惑的眼光的注视下，恋恋不舍地赶紧去了学校。1976年我插队农村。按照当时的政策，知识青年插队的第一年，政府每月发给10块钱的生活费，可从第二年起就没有了。第二年，我曾经因为没钱、没粮，有一天喝了大约2两玉米粥，接下来的一天早中两顿饭没吃，只喝了一点开水，试图撑到第二天生产队分粮。结果直饿得头昏眼花，天昏地暗。那一刻，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一时间感觉已经到了世界的末日。幸好到晚上，生产队一户人家姑娘出嫁宴客，也邀请我了，我方才挨过了这十分漫长的一天。吃不饱饭，还只是引发饥饿问题的一个方面。很大程度上，那时候的人之所以一顿接不到一顿，油水的严重不足是原因之一。这油水首先是计划供应的食用油太少，一个人一个月只有4两。其次是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全家人常常是“三月不知肉味”——这说法有些夸张是肯定的，可实话实说，平均下来，一个人月也就那么两三次与鱼肉亲切见面的机会吧；并且，每次见面都很仓促，难得尽兴。所以，每次饭桌上出现了鱼或者肉，我和我哥哥姐姐进餐的速度会明显加快，“争食”成为我们心照不宣的共同选择。而为了能够多吃一些，或者说不比别人少吃，肉骨头啃不干净，需要二次革命那是常事。反过来说，假如隔三差五能够吃上鱼和肉，那么，还会有那么强的饥饿感吗？谁还会把餐桌礼仪抛之脑后？那年代，我们有大快朵颐的时候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很少。有两个日子我们往往可以一解嘴馋。一是每个月母亲给我们1块钱零花钱的时候，二是我两个姐姐领取手工编织出口的衣服的工钱的时候。也因为目的仅仅是解馋，所以，通常的做法是去买一斤半斤的猪头肉。有件事迄今我仍然印象十分深刻：大概是在1974年吧，记得那一阵学校里突然对我们的学习抓紧起来了，居然晚间还要求去学校上自修。那一天，刚刚从母亲手里拿了零花钱，去学校上晚自修之前，我和我哥哥去去香肉店——也就是熟肉店买了半斤猪胰子；可看看时间来不及了，只好先去学校。那猪胰子怎么办？也就只好委屈它，胡乱塞进口袋了。油腻腻的猪胰子会对口袋造成什么样的污染自然这时候根本无从理会，而最要命的是，口袋里的猪胰子散发出的阵阵诱人的香味，弄得我整个晚自修再也没有了心思了。今天想来真有些憋闷：从前的天，也是这般天，地，也是这般地，可为什么就是地里不出粮，老百姓填不饱肚子呢？昔日我插队的那个生产队的一位老乡以为，主要原因是人们为集体干和为自己干完全是两回事——从前自留地里的庄稼总是比大田里长得更好、收得更多固然是证明；而为集体干活，不太可能那么尽心——比如说锄草不小心锄掉了一根玉米苗，把玉米苗扶好、简单伪装一番是常事；反之，假如是不小心锄掉了自家自留地里的玉米苗，那么，人们一定会想方设法补种上也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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