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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咸中的发展史中，杨松轩与顾熠山是一对双子星座，他们为这所学校的创立和发展都作出了各自不朽的贡献。
杨松轩（左）与顾熠山（右） 他们的生活道路和事业轨迹，有许多相似、相同、相交之处。二人年龄相仿，杨松轩仅比顾熠山大一岁。二人都是清末秀才，同游学于泾阳味经书院，都接受了老师刘古愚的“教育救国”和维新变法思想。他们共同开拓华县的新教育，一起成立了教育会，筹建教高，都当过教育会会长和教高校长。二人都加入了同盟会，积极参加辛亥革命。1918年，二人一起赴汉口、上海、天津、北京等地考察，开阔了眼界，共同发起成立了咸林中学，同为校董会校董，一个为董正，一个为学监。二人都忧国忧民，渴望通过新教育的开拓，启迪民智，提高国民素质，挽救国家危亡。在他们共同生活的二十世纪初叶，杨松轩、顾熠山都站在时代的前面，成为华县历史上交相辉映的双子星座。教高和咸林中学的创办，杨、顾二人同心协力，共同奋斗，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才智。1921年，当时的华县知事（县长）侯旬，为褒奖杨松轩、顾熠山的功业曾书赠一幅对联：“咸林自古宜桃李，少华于今仰顾杨”。然而，1922年学校的一场风潮中，顾熠山却离开了咸中，没能和杨松轩继续在这个学校携手共进。这场风潮的起因很复杂，恩怨误解，宗派斗争都可能在其中相互交错，但其根本原因，却是学校中新旧教育思想矛盾斗争的结果，风潮过程可见本书《咸林中学校史》第二章第四节，这里不再赘述。这场风潮的结果，是代表革新改革力量的教务长魏野畴等一些教员被迫离开了学校。顾熠山在一次校董会上与守旧势力据理力争以后，为避免矛盾扩大，影响学校，也离开了咸中。当时的咸中学生关中哲后来回忆到：“如果顾师（顾熠山）离开咸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学校发生了风波，便可理解到顾师并不计较个人荣辱，而以学校前途为重的高尚品质，自愿离开咸中了事。”杨松轩在这次风潮发生时，正在为其父服丧，有4个多月未到学校。事后，他对矛盾双方进行调解，也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使学校恢复了正常。杨松轩对魏野畴、顾熠山等人的教育改革是支持的，他曾认为魏野畴“鞠育”咸中一年，进行的改革，使“幼稚之咸中……生气勃勃”。魏野畴离校后，杨松轩曾三次致信予以挽留，证明他对教育改革的赞同。但对风潮中，学校“职教员纷纷去职，几成瓦解之势”是非常痛心的。因此，他对顾熠山产生了一些误解。但事过境迁以后，他们都能给对方以客观评价。杨松轩在1926年的《咸中小识》一文中，对咸中创办时顾熠山的作用予以肯定的记述。顾熠山在后来编纂的《重修华县县志稿》中，专门为杨松轩立传，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且充分肯定了杨松轩在创办教高、咸中时的领袖地位和主导作用。顾熠山在“杨松轩传”中记：“（杨松轩）清末纠同志创教育研究会，附小学”，强调了杨松轩“纠集、集结”的主导作用。传中又记：“（杨松轩）鼓全副精神，筹办中学，同仁均感困难，而卒展为陕东最高学府”，强调了在“同仁均感困难”的情况下，杨松轩领导咸中筹办而最终使之发展壮大。顾熠山在此传中，还总结杨松轩“遇大事当机立断，见解独超”，“重大事务，多出自擘划，成败利钝，悉取决焉”的领袖风范，从而充分肯定了杨松轩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在咸中创建过程中的为首者地位。直到解放后的1951年，顾熠山在其《自传》中，仍然说自己是“协同杨松轩创办咸中”。顾熠山先生不计前嫌，对曾经误解自己的已故战友，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显示了他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赢得后人的尊重。顾熠山先生离开咸中后，杨、顾二人在不同的领域继续自己早年的追求和理想，都取得了伟大成就。杨松轩继续引领咸中的发展，直至积劳成疾，于1928年病逝于学校，并使自己的办学精神和教育思想成为咸中的宝贵遗产。顾熠山则在继续教育事业的同时，关心社会公益事业，为民争取权益，揭露官吏贪腐，参与革命进步活动。尤其在编纂《重修华县县志稿》时，惨淡经营，苦心孤诣，积十几年之功，编成这部为方志界公认的佳作，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杨松轩和顾熠山都是华县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原文来源：作者供稿《百年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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