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3年元旦那天，叶圣陶先生写下一篇题为《作文与做人》的短文。三天后，这篇不到三百字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全文如下： 品德教育重在实做，不在于能说会道。 譬如去年高考的作文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是有一位考生写得头头是道，有理论，有发挥，准能得高分数。但是当他离开考场，挤上公共汽车，就抢着靠窗坐下，明明有一位白发老太太提着菜篮挤在他膝前，他只当没瞧见。你说这位考生的作文卷子该不该得高分数？依我说，莫说高分数，我一分也不给。他连给老太太让个座的起码的好习惯都没有养成，还有资格谈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吗？ 也许有人说，你太认真了，那是作文，那是考试。对，是考试，在公共汽车上不给老太太让座，这才是真正的考试，他一分也得不到。 文当然要作的，但是要紧的在乎做人。 文字平和，一如先生温和的性格与为人。但我依然能够感受到一种鞭辟入里……的思想力度：“文当然是要做的，但是要紧的在乎做人。” 先生说的现象，其实是长期以来中小学学生写作中的常见现象。  1995年9月，我又接手了一届初中新生。有一位学生曾这样写开学第一次升旗仪式：“……随着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鲜艳的国旗也徐徐升起……望着那迎风招展的红旗，我眼前浮现出董存瑞、黄继光、江雪琴等无数先烈的形象……我又想起了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一定要……” 这篇作文的立意，当然是好的，而且这篇作文的文采也是不错的；但我却在作文后面批道：“请问：那天早上阴云密布，何来‘冉冉升起的红日’？又请问：你不停地想董存瑞、江雪琴，又哪有时间认真聆听校长讲的新学期要求呢？” 这位同学开始还颇感委屈：“我这是写作文嘛！” 我说：“作文只有‘真’，才会‘善’和‘美’！” 我每教一届新生，都要为纠正学生作文中的公式化、假话、套话费很大的气力。有时，全班学生交来的作文几乎就是一个人写的！  这些“崇高的假话”盛行于孩子的作文中，这些空洞的语言远离孩子们的心灵和生活；让我忧虑的是，孩子们在写这样的文章时，丝毫没有说假话的愧疚，恰恰相反，他们觉得作文就应这样写，而且写的时候，他们可能真的还觉得自己很“崇高”呢！  但这仅仅是语文教学的问题吗？显然不是。这是整个社会说假话和套话的风气对校园的污染。  这种现象不止存在于今天的中国，它也曾弥漫于当年的苏联。读苏霍姆林斯基的书，我常常为他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而感到心灵的震撼。他对一切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教育深恶痛绝，因此，性格同样温和的他，对一切虚假教育的批评毫不客气。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言行一致是一个人道德品质的核心，因此教育及其效果不能停留于教孩子“怎么说”，而一定要落实于教孩子们“怎么做”。要落实到具体行动,言行一致是人的道德品质的核心。 他说:“有一所学校,教师教给少先队员们宣读一份措辞华丽的保证书,而完成这些保证是要付出巨大劳动的,保证书在隆重的气氛下通过了,抄写得很漂亮,也张贴出去了……可是就在这所学校的大门口,有几棵早已枯死的苹果树,人们早已忘记了给它们浇水,没有一个人感到良心上的不安。可是,给果树浇水,这正是履行那些崇高的保证啊。当口头上说的是一套而行动上是另套的时候,就会毒害年幼的心灵,助长漠不关心的思想。” 苏霍姆林斯基对教育过程中任何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极为反感。他指出：“严格地说，教育也不可能是形式主义的：它要么是等于‘白做’（往好处说），要么反而变成‘反面教材’（往坏处说）。” 他认为，对于教育工作,要看它的实在内容和实际效果,而不是看搞了多少可供汇报的“措施”,举办了几次“公开活动”,而这些活动都是像演戏一样事先排练好的,儿童在排练的时候只知道要记熟一些他们并不理解的“美丽的”词句,这些词句根本就没有打动他们的心。他写道:“在学校里,不许讲空话,不许搞空洞的思想!要珍惜每一句话!当儿童还不能理解某些词句的含义时,就不要让这些词句从他们的嘴里说出来:请不要把那些崇高的、神圣的语言变成不值钱的破铜币！” 五十年前的苏霍姆林斯基所抨击的，不正是今天中国某些学校的“教育”吗？——想想，在我们现在的教育中，有多少“崇高的、神圣的语言”被我们教师变成了“不值钱的破铜币”？  我曾说过，教育不是拿来给人欣赏的，而是实实在在影响人的心灵的。但现在不少学校的“教育”的确是为了给人欣赏的，局长、校长特别热衷有观赏性的“公开活动”，而且如苏霍姆林斯基所批评的那样，“这些活动都是像演戏一样事先排练好的,儿童在排练的时候只知道要记熟一些他们并不理解的“美丽的”词句,这些词句根本就没有打动他们的心”。 尤其在面临大型迎检，或有重要领导来视察的时候，有的学校总会提前一个月两个月或更早做准备：先声夺人的展板，眼花缭乱的橱窗，操场千人的吟诵，流光溢彩的演出……当然，还有被精心“提炼”出来的一套一套的“理念”，这些理念又总是通过整齐而富有修辞美感的语句表达出来，诸如“以什么什么为导向，以什么什么为核心，以什么什么为基础，以什么什么为宗旨”或“以什么促进什么，以什么打造什么，以什么推动什么，以什么提升什么”（前一句最后一个词，是后一句开头的词）云云。总之让人感觉，教育原来可以做得如此具有“观赏性”！ 如此“教育”，已经不仅仅是华而不实的问题，其恶劣之处在于公开教会学生言行不一，甚至弄虚作假。为了学校获得“好评”和“表彰”，有的学校公然对学生进行说假话、套话的“培训”，还要死记硬背一些在专家“验收”时可能会“抽查”的内容。估计当年的苏联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苏霍姆林斯基批评道：“如果在教学中搞形式主义,学生盲目地教条式地死记知识,就会使儿童的智力僵化,就会用空洞的形式取代实质,这在教育上必然毒害儿童的心灵,使他们养成不诚实、两面派、假正经的坏品质。” 苏霍姆林斯基特别强调要给学生进行“真实性”的教育。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必须对学生讲真话。这是有效地教育青年的重要条件之一。不允许把儿童、少年特别是青年放在一种思想无菌室里进行教育,使他们闭眼不看周围生活中的缺点。最好的教育就是用真实来教育。学生对于教师的真话和假话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必须使整个教育过程充满真实的气氛。”对于国家的成就要讲,对于社会发展的光明前途要讲,“但是同时也要坦率地、坚决地、大胆地谴责任何不公正的和丑恶事物的任何表现。”他写道:“青年对于实际生活中不符合道德原则的事情是高度敏感的。……粉饰生活会使青年产生判断事物时的教条主义,禁锢他们的思想,使他们产生怀疑主义,不再相信崇高的思想和原则,从思想上解除了他们为崇高理想而斗争的武装。”  我再次想到了中国教育。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习惯于只给学生讲社会的“主流”和“光明面”，避而不谈我们国家的不足和我们社会需要铲除的一些丑恶——好像给学生讲了这些，就是给我们国家“抹黑”。我们正是苏霍姆林斯基所批评的“把儿童、少年特别是青年放在一种思想无菌室里进行教育,使他们闭眼不看周围生活中的缺点”，还美其名曰：“满满的正能量！” 谁也无法否认曾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并身负重伤的苏霍姆林斯基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但恰恰是他，这样尖锐地抨击某些形式主义的“理想教育”—— 儿童、少年、青年口头上会说他怎样热爱祖国，甘愿为祖国而牺牲，但是这些话本身并不能作为学生所受的爱国主义教育程度的真正标准；教育的明智在于：不要让我们的学生毫无热情地、不加思索地说出这些话来。因此，我们坚决禁止组织这样的竞赛：看谁关于热爱祖国的演讲或作文讲得最漂亮。教学生高谈阔论爱祖国，取代了教学生爱祖国，这是不可思议的事。 遗憾的是，类似“不可思议的事”至今还在中国的一些校园“庄严”地发生着。 试看今日之中国校园，征文比赛、演讲比赛、板报比赛……在这些“看上去很美”的活动中，“当儿童还不能理解某些词语的含义时”，我们却“让这些词句从他们的嘴里说出来”！孩子们还被导演得那么声情并茂甚至声泪俱下。孩子们正是在这些所谓“正能量”的“教育”中，学会了非常自然地说假话，而且毫不脸红也毫无愧色。苏霍姆林斯基所担心的“不诚实、两面派、假正经的坏品质”就这样“春风化雨”般地被播进了孩子们的心灵中。 想想都可怕！ 在读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时，特别是读到他对言行不一、“假大空”等丑恶现象的抨击时，我就忍不住掩卷沉思：如果苏霍姆林斯基的这些思想能够彻底地贯彻落实于苏联教育的方方面面，曾经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还会解体吗？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这个问题很突兀，甚至觉得我在“上纲上线”。且让我们重温一下革命导师的话—— 马克思说：“说真话，是人人应尽的义务。” 恩格斯说：“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不能欺骗同志们。如果说我得到工人的信任，那是因为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向他们讲真话，而且只讲真话。” 列宁说：“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  毛泽东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一个社会如果鼓励说假话，彼此互相欺骗，人人带着面具生活，一个国家如果充斥着谎言，它还叫“社会主义国家”吗？ 因此，说教育关系着一个民族的未来和一个国家的存亡，这丝毫没有半点夸张。 苏霍姆林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那些口头上是一套而实际上是另一套的地方，只能培养出伪君子、下贱虫和背弃信念的人。” 这句话是不是解释了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的教育原因呢？正因为当时苏联社会存在着许多“口头上是一套而实际上是另一套的地方”，所以“培养出伪君子、下贱虫和背弃信念的人”，正是一代“背弃信念的人”成了苏联的掘墓人。 但我们能否因为后来苏联的解体，就断言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是无效的，他的教育实践是失败的呢？显然不能这样说，因为他毕竟只是一个乡村中学的校长，无力对抗整个社会的“口头上是一套而实际上是另一套”。 实际上，苏霍姆林斯基生前，以自己实事求是的教育和坚持真理的勇气，与一切不良的教育现象和社会风气顽强地抗争着。苏霍姆林斯基当然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但他同时始终是一位坚持实事求是，勇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他的教育思考和实践，从来都是从鲜活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僵化的本本出发，并大胆改革与创新，所以当时苏联就有人称赞他有一种实事求是，敢于“逆潮流而进”的精神。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始终脚踏实地，立足于实践，真正面对学生的心灵、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唯上唯书是从。 苏霍姆林斯基毫不隐瞒自己的教育观点，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教育主张。他说：“思想应该像高大的橡树一样坚强，像出弦的箭一样有力，像烈火一样鲜明。”  1957年他成为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后，对理论界那种“理论脱离实际，装腔作势吓唬人”的不良倾向没有表示丝毫的妥协，他决不像有些人那样奉承拍马、做表面文章，面对错误的指责和各种压力，他毫不动摇，继续自己的教育探索。到了60年代，他已经很少去莫斯科参加苏联教育科学院的会议了。 因此我说，苏联的解体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但主流教育以及宣传的虚假、虚伪、虚弱，消解着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败坏着社会主义的形象，瓦解着苏联社会的道德基础，这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原因。 苏霍姆林斯基的独孤、伟大与不朽正在于此。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中国独树一帜，但应该防止重蹈苏联的覆辙，包括汲取苏联在教育方面的教训。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所有教育弊端的本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字：假！ 教育需要改革，但更需要回归——回归到常识，回归到真实。求真务实，就是教育的本分。暂且抛开诸如“课程改革”“智慧课堂”“未来学校”“国际视野”等气势恢宏的大词汇，让我们从“不说假话”“言行一致”开始我们的教育回归。 《给教师一百条建议》的第81条，就是“要教育学生不说空话”。苏霍姆林斯基说：“我之所以专门提出要注意这个问题,是因为说空话非但腐蚀个人的灵魂,而且腐蚀整个集体。凡是说空话的地方,就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有集体在思想上的统一。”他特别告诫教育者：“要把谎言、伪善当作最卑鄙的东西加以提防。要使诚实的品质从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深深地扎根于孩子们的心灵,成为他们的习惯,使说实话的习惯成为性格、成为天性。要教育学生对多嘴饶舌、哗众取宠、夸夸其谈、好吹牛皮采取毫不容忍的态度。” 我没有那么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只是经常傻傻地想—— 中国教育走向辉煌，能不能从教师不说假话、也不教孩子说假话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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