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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我考入山西省长治农校蚕桑专业学习。回想起那段求学经历，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真切体会到“时间如电闪，日月如水流”的时间穿越感。
1979年11月上旬，我开始了在长治农校三年的学习生活。入学后得知，我们这个班是省教育厅贯彻省委、省政府在全省发展蚕桑生产而专门设置的一个专业，经费由省里直拨，面向全省招生。同学们来自全省六个地区。刚来时，看到同学们陌生的面孔，操着浓重的乡音方言，给人一种生涩的感觉。经过一个多月在一起的学习生活交流，大家互相熟悉了。原来感觉生硬的面孔，由于有了音容笑貌的交流，看着也觉得“顺眼”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城隍庙玄监楼外景 学校位于长治市东大街城隍庙院内，大门就是从城隍庙的大门进入。校内环境优美，绿树成荫，占地120多亩。有教学大楼、图书馆、食堂、操场等设施。我们的宿舍位于一排大瓦房内，16人一间的大通铺，每人仅能铺一尺宽的褥子。入学那天，我们在长治北站下了火车，有校车接站，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车箱上挂着“长治农校接新生”字样的牌子。先来的同学随车来，帮我们拿行李、扛提包，很是热情。开学第一个月，学校安排复习高中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门课程。之后，进行摸底考试，了解学生们的基础知识水平。这次考试，我的数学是满分100分，得到了同学们的赞赏。接着，开课学习。三年里，第一学年为高中课程和专业有关的基础课，设有：高等数学、物理、化学、语文、政治经济学、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分析化学等。我们的专职班主任，不代课，管理两个果树班和我们这个新班。他是沁水人，叫马振华，省林校毕业。他穿着整洁，精神抖擞。上身黄色军装，下身蓝色裤子，说话干脆利索，普通话里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很有朝气。我们对他，满了敬仰之情。态度严肃，要求严格，管理严密，是他带班的一大特色。一开始，马老师每天在晚自习时点名。过了两周，他就能把全班同学的名字和人都对上号。到后来，他不点名，也知道班里谁在谁不在。如有不在的，他就把名字写在黑板上。那时，很少有人逃课，有人迟到了，都觉得脸红。班里有活动时，他就提前写在黑板上通知。对于马老师的严厉，我们当时并不理解，觉得有点不尽人情。但实践证明，严师出高徒，正因为持之以恒的严，才使我们加强了纪律性，形成了良好的学风，提高了综合素质。近乎军事化的管理，严格的考核，使我们的学习生活紧张而有序。每天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之后，是自由支配。晚上是自习，但不能擅自离开校园。因此，大家都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听课，一丝不苟的完成作业。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三年中，我们学习了一年基础课，两年专业课。像分析化学、政治经济学、栽桑学、养蚕学等课程，老师们给我们讲解时，都要参考浙江大学蚕桑系和有关大学的教材，大家学得可用心了。每学完一门课，都进行考试，排出名次，公布成绩，登记造册，汇总存档。有一次，栽桑学考试，我的试卷写的有点潦草，教务处副处长兼代课老师就在我的试卷上写下“请把字写得工整一点”的批语，并在班里评卷时，点名批评，同时，要求同学们考试要注意卷面整洁。后来，我就特别注意把字写好了。我们这个学校虽然是中等专业学校，但也是藏龙卧虎之地，集中了全省乃至全国的较高学术水平的教师，他们大多毕业于著名大学，知识渊博，著述甚丰。我们的授课老师有王朝贵、徐允信、陈其福、徐秀兰、宋轶吾等。给我们代政治经济学的是侨眷，他能把那些枯燥的名词和相关知识讲解得很形象，使我们茅塞顿开。学校有时还邀请长治市的有关专家给我们讲课，有一位老师给我们讲农业经营管理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下课了，同学们还围着他提问，他都一一作答。我们班50名学生，来自全省各地市，不能说是群贤毕至，却真正是少长咸集。入学时，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的17岁，可谓是“兄长小弟同窗友”。入学经历也各不相同，有高中毕业的，也有初中毕业。大家共同的特点是求知欲望强烈，学习自觉性高，自学能力较强。除附近县的同学外，大多数同学很少回家，全部时间都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中。 第二年召开春季运动会，我被编到新闻报道组。我写的几篇报道稿，均现场播放，为运动员们鼓了劲。 第一次实习是二年级秋季，在长治市蚕种厂。我们带着学习用品和行李，住在蚕种厂。学校后勤处安排了一个厨师，带了灶具、米面等为我们做饭。实习内容：蚕种制作。从蚕的收蚁、喂养到化蛹、成蛾、交配、产卵，依次学习。在整个过程中，老师给讲解，还有蚕种厂的老师也给讲解，并将每天的工作流程、注意事项写在制种室门口的大黑板上，供同学们操作参考。我们帮助厂里采桑叶、喂蚕，厂里还给我们一定的补助，解决了同学们的零花钱问题。这次实习，我们学到了许多在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基本掌握了蚕的饲养和蚕种制作技术。
第二次实习是1981年春，地点是沁水县端氏公社。三四个人一组，分配在十几个村庄。入村后，吃派饭。跟随生产队干部入户学习养蚕技术。同时，我们还帮农户采桑叶、喂蚕、担水、扫院等。那里的人们给我们吃饭时，先让我们吃，我们走后，主人才吃。开始时，我们还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人家把我们当客人招待。早饭，煮玉米饼，给我们盛在碗里，有的还给放点白糖或咸菜。午饭，大多是白黑豆面条，拌煮菜，即“和子饭”。晚饭与早饭相同。我和三位同学分配在12队，实习结束时，村干部还请我们吃饭，并送给我们每人一本笔记本，鼓励我们好好学习。
第三次实习是1982年春，还是在端氏公社实习。我和武安明分配在我曾实习过的12队。我俩一边实习，一边复习，准备毕业考试。实习一个多月，利用空余时间，把考试的内容复习了一遍，并作了两本学习笔记。 我们那时的业余生活虽然单调，但也觉得欢快有趣，丰富多彩。 周末，同学们相随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一张票二角钱。如遇有一角钱的票，大家就更兴奋了。在农村实习时，我们曾随村里人们看露天电影。有一次，中央电影乐团来长治市演出，而这个团里的关贵敏是我们的校友。我们学校的老师与校学生会代表去和演出团讲情，以每人一元的优惠票让我们看演出。学生会把我们平时的电影票费拿出来，每人补助5角钱，自己出5角钱，就可以看演出了。大家都很乐意。观看演出时，我们被电影乐团那连续优美欢快的音乐节奏和精彩演唱所感染，真是一次美妙的享受。课余时间的唱歌活动，由文艺委员教唱歌。我们唱着《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希望的田野上》和当时流行的许多台湾校园歌曲，踏着时代的节拍，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与激情。
午饭时，是省广播电台评书节目时间。我们围在收音机旁，边吃饭，边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长篇评书《岳飞传》《杨家将》等，大家被她那声情并茂的讲说吸引着、感染着，有时觉得听评书比吃饭还要紧。
学校食堂曾实行两种管理方式，即份饭制和食堂制。食堂制时，女同学们的粗粮票吃不了，就捐给了饭量大的男同学，饭票是白吃了，却加深了同学们之间的情谊。前些年，我们班建了个微信群，同学们就能在群里交流了。交流中得知，同学们毕业后几十年来，有三分之二的同学已不搞原专业了，工作的行业分布广泛，有行政、事业及乡镇等部门。班里50名同学中，副科级以上20多人、副县级以上5人、副厅级以上1人，中级职称以上20多人，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有所建树。目前，在事业单位和副县级以上的同学还在忙碌，副科级以上的已退居二线，当年的几位“老大哥”已光荣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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