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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她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儿女们的身上，她有六个儿女，哪个都是她的心头肉，顾完这个顾那个，哪里需要哪里到，为儿女付出的太多太多，尽心尽力地为儿女们辛勤操劳。大姐是这六个孩子中的老大，出生时就是个早产婴儿，非常弱小，母亲付出很多辛苦，才勉强把她养活。大姐长大以后心灵手巧，特别能干活。做衣服、做鞋她会，洗衣服、做饭她行，地里的农活也样样在行。因为她能干，十七岁就有人相中了托人说媒，那个男人叫徐永臣，是个外来人，从热河投奔他哥哥来到这个村的。因为对他不了解，所以开始没有答应。后来徐永臣死磨硬泡，甚至采取威胁的手段逼婚。他找人气势凶凶地说，大姐如果不嫁给他，嫁到外村，那么“前面是监狱，后面是墓地”。意思是说，大姐如果不答应嫁给他，就是进监狱、进墓地也要报复。在他的威逼下，大姐害怕连累父母受到伤害，就被迫答应了，草率地嫁给了他，酿成了这次不幸婚姻。婚后这个徐永臣原形毕露，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对大姐蛮横无理、非打既骂，常常把大姐打得遍体鳞伤。婚后第二年大姐生了个女孩，那个男人更是变本加厉，对大姐进行百般摧残。如此看来，大姐如果继续跟他在一起，迟早会被打死。母亲和大姐都意识到，要想逃离苦海必须与他离婚。大姐离婚后带着孩子回到母亲身边，由母亲帮助照看孩子。后来经人介绍，大姐又与刘殿全结婚，开始了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大姐再婚后又生了四个孩子，共两男三女，五个孩子。母亲还是经常帮助大姐照顾孩子，有一次，母亲在大姐家住了两个月，那时候我还小，也需要母亲的照顾，我想妈妈，每天都盼着妈妈回来，我自己在家太孤独了，象野孩子一样没人管没人问，渴了喝碗凉水，饿了找点剩饭。没有剩饭只能饿着。姐姐上学，父亲种地，谁也顾不上我。冷了、热了、病了没人关心，有一天，我突然病了，发高烧起不来炕了，在小北炕上盖着被，默默的忍耐着，一连躺了三天也没人管我。我在心里默默的叫着：“妈妈，我好难受啊，你怎么还不回来呀！我想你呀妈妈”！正在我无依无靠的时候，妈妈突然回来了，出现在我的面前，当时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以为是在做梦。当妈妈把带回来的小鹅放出来，我才猛然醒悟，真的是妈妈回来了，我喜出望外，翻身趴起来，哭喊着扑向母亲的怀抱。啊！母亲回来的太及时了，不知是母子连心还是有心灵感应？母亲在大姐家早就想走，而大姐总是哭着挽留，近几天来母亲总是心神不宁，惦念家里的孩子，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只小羊掉到一个大水缸里，危在旦夕。母亲惊醒后立刻想到我是属羊的，一定是我在家出了危险，于是母亲就急匆匆地赶了回来。到家一看，果然是我生病了，躺在炕上发高烧，身上象火炭儿一般，母亲急忙把父亲找回来，立即把我背到林场卫生所，医生检查后说：“孩子得了肺炎，多亏及时送来，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经过一个星期的治疗才痊愈回家。大哥小学毕业后，就在家里帮助父亲干农活，有一天他去放牛割草。回来的时候，他把镰刀插在草捆里放在牛背上，当他骑牛的时候，不小心被镰刀刺进了大腿，口子又深又长，鲜血直流，疼痛难忍。这时天已经快黑了，山野里连个人影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啊？他心想，“决不能倒下去，如果倒下去流血过多，可能再也回不去家了”。想到这，他咬紧牙关，用手压住伤口，趴在牛背上一步一步地往家走，幸亏路上遇到了村里人，把他送回了家。到家已经是点灯时分了，母亲和家人把他从牛背上抬下来，进屋一看，啊！好大的口子，足有十厘米长，血还在汩汩的流。如果是现在说什么也要上医院治疗，进行必要的处置。而当时的小山村，无医无药。乡卫生所离得远，晚上又恐怕找不到人。母亲心疼极了，情急之下自己动手，也没清洗，找来点红伤药涂上，就包扎起来。第二天打开一看，伤口又红又肿，已经发炎化脓了，父母迅速把他送到乡卫生所治疗，在母亲的精心护理下，过了两个月伤口才长好。在大哥的腿上留下了很大的伤疤。大哥在大姐夫的帮助下，考上了林业局的营林员，走出了农村当上了职员。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到了谈婚论家嫁的时候了，通过别人介绍他与同在林场工作的杨树琴结了婚，那时侯结婚很简单，也没有什么仪式，母亲给他们做了两套行李，买了两套新衣服，搬到一起就算结婚了，婚后住在我家的小北炕上，他们上班离家较远，单位有宿舍，也不经常在家住。后来生了女孩儿小玲就常住在家里了，那时侯我家的生活很困难，只靠大哥每月给的三十元的生活费。而我这位大嫂的娘家更困难，大嫂常常惦记着她的父母，人在这里心却飞回了家，夫妻感情上也出现了问题，正在这个时候，林场又实行减员下放，大嫂又不幸地被编在了下放的名单里，她实在不想在这儿呆下去了，于是他们就离了婚，抱着刚刚三岁的孩子毅然离去，回到了她的娘家。孩子抱走以后，母亲非常想念孙女儿，经常晚上睡不着觉，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祖母对孙女儿的思念始终没有停止过，后来母亲让三姐去找，三姐几经周折才找到了小玲，给母亲拿回了小玲的照片，母亲左看右看爱不释手。虽然联系上了小玲，但她也没有离开养育她的父母，而回到我母亲的身边来，现在小玲都已做外婆了，母亲还是想念她，常常提起她。大哥经别人介绍又与张清雅结婚，这个大嫂是失去原来的丈夫后，带着两个女儿改嫁的，他们婚后生个男孩儿大志，大哥大嫂都上班，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又是母亲帮助他们把孩子看大。二哥在伊春得病住院，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病情基本稳定了，只需慢慢恢复。虽然不能独立行走，但借助双拐也能自理了。出院后由单位的同志把他送回了家，回到只有一间半小草房的家里养病，每天由母亲照顾起居吃饭。因为他是病号，所以母亲特别关照他。有一天，母亲给二哥烙饼吃，只给了我一块儿尝尝，二哥吃完后还剩两张，被母亲锁在箱子里，给二哥留着下顿吃。我很生气，向母亲要也不给，我急了，到外面找个斧子就要把箱子劈开，二哥见状急忙喊妈妈打开箱子，给了我一张饼，我才肯罢休。二哥的身体实在是不好，能活到现在真是个奇迹，那些年他经常有病住院，肠梗阻手术后遗症，肠粘连。经常犯病，严重了就要手术，作了多少次手术我都记不请了，只记得后两次手术是在原来的刀疤上做的。真可以称得上，满身伤疤、九死一生。母亲为他操的心实在太多了。二哥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能走在母亲的前面。决不能再让老人伤心。二哥结婚较晚，婚后生了两个男孩儿，都是母亲看大的，大明是在父母家里生的，满月后就抱回去了，过了几个月又送了回来，他们从伊春往家邮奶粉和炼乳，由母亲喂养。一年以后当二哥二嫂来接孩子的时候，孩子长的白白胖胖，十分可爱。二姐、三姐和我年龄差距不大，我们三个是一起长大的，都在小的时候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推荐上大学的历史时期，母亲对我们三个的前途也不抱太大希望，但不管前途怎样也要把书念好，二姐由二哥供养读完初中，三姐由大哥负责读完高中，我相对幸运些，赶上了恢复高考制度，考上了师范学校，在哥哥姐姐的资助下，完成了学业，参加了工作。我们的孩子也都是在我母亲的细心呵护下成长起来的，尤其是我的女儿佳佳，更是她奶奶一手带大的，孩子六个月大的时候，她妈妈得了急性肝炎，被迫忌奶。都是她奶奶用奶粉把孩子喂大。就是上初中、高中，都是她奶奶做饭、洗衣服照顾她、陪伴她。能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都是她奶奶的功劳。阶级斗争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从那时候走过来的人，哪一个不是身有感触、感慨万千？那时侯受害越重，他的感触就越深。我们这个家庭，就是千万个感触颇深的家庭之一。从“三反”、“五反”“四清”运动，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无时无刻不把阶级斗争放在首位。所谓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贫下中农是无产阶级，地、富、反、坏、右是资产阶级。我的父母是地主分子，是资产阶级，是被斗争、被专政的对象。在那个年月里“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而他们的孩子是地主的狗崽子，虽然说“有成分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实际上还是把成分放在首位。如果开始就是地主，也就适应了，而后改的地主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尤其又给加了个头衔，叫隐瞒成分的逃亡地主。大人们知道是怎么回事，而我们几个儿童少年，一夜之间从贫农变成地主，简直是奇耻大辱，没脸见人。一生的命运也将随之改变。那是“文革”之前，大哥、二哥都已参加了工作，而且工作努力，积极要求进步，写申请要求入党。入党需要外调，审查家庭历史，组织调查后，就把错划的贫农改成了地主。这样哥哥成了地主子弟，入党的事也随之搁浅了，再想入党，不但要有特别好的政治表现，还要经受组织的反复考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阶级斗争的弦更紧了，父母是地主分子，是被专政、被监督改造的对象。为了防止他们搞“复辟”，必须经常参加学习班接受教育，还要经常向组织汇报思想，稍有不慎，轻者写检查，重则开你的批斗会。由于父亲总是“老老实实”，从不“乱说乱动”，想凑材料也难，所以父亲也没有挨批斗。对父母实行专政，他们可以忍受，而对他们的孩子百般刁难和歧视，却令人难以承受，母亲为孩子们的不幸遭遇而感到痛苦和自责。那时侯二姐三姐和我都是小学的学生。我们刚上学的时候，户口簿上的成分是贫农，和别的小朋友没什么两样，一样的学习，一样的进步，一样的参加各种活动，鲜艳的红领巾也一样的飘荡在胸前。可到了文化大革命，别人家的孩子还是孩子，而我们却变成了地主的狗崽子。被侮辱、被嘲笑、被歧视、被打击，政治活动不让我们参加，传达“最新指示”不让我们听。同学都鄙视我们，不理我们，见了我们饶着走。红卫兵、红小兵组织的大门对我们敞开着，可就是进不去。有一次，一个同学刚刚加入红卫兵组织，他的袖标是用黑色的线缝制的，我发现和别人的不一样，就问他为什么用黑线？他就报告了老师说，我说他是“黑帮”，污蔑红卫兵，结果我被老师狠狠的批评了一顿。在那样的年月里，好事儿都是贫下中农的，哪有你地主的份儿，升学、就业、入团、入党都是这样，当兵更不例外，地富子弟的我更是连想都不敢想。我从小就喜欢当兵，凡是有人问我长大做什么？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当解放军”。没有当上兵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那时虽然是好事轮不到我们，但两个姐姐和我都非常努力，学习上努力，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三忠于”“四无限”样样走在前，熟练背诵很多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学跳忠字舞，批判走资派都不甘落后，后期居然也当上了红卫兵。当我戴上红卫兵袖标的时候，心情无比激动，有说不出的兴奋和自豪。就是照毕业像的时候，我都尽可能的让红袖标多露一些。二姐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了，当上了知识青年，到生产第一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三姐幸运的升上了高中，而我却被拒决于高中大门之外，当时林场学校条件差，升高中有名额限制，虽经过了考试，但并不按成绩录取。我的成绩超过录取分数线很多，就因为成分不好而未被录取，惨遭失学的磨难。母亲得到消息后为我着急上火，寝食不安，孩子小小年纪不上学怎么行呢？本来就成分不好，再不多念点儿书，更没指望了。不行，必须想办法让孩子继续读书。于是联系二哥，让二哥想办法把我转到他们那儿继续读书，二哥十分为难，可是为了实现母亲的愿望，为了弟弟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为了弟弟的前途，就是再难也要努力去办。上学容易，落户口难，要上学必须把户口迁过去。二哥知难而进，三番五次地找公安局、派出所，历尽艰辛，好话说尽。用他的顽强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感动了派出所的民警。在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办成了户口迁移手续。把父母和我的户口迁到了伊春友好，我便得以继续读书，获得了读高中的机会。我那两个姐姐却由于超龄不能随父母迁移，只好继续留在原地接受再教育。当时也有转正和推荐上大学的事儿，可是再多的雨点也落不到他们的头上。后来二姐结了婚嫁到县城，三姐应招去大庆做了工人。我高中毕业以后，当了两年知青后，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取消了“成分论”，七七年恢复了高考制度。经过紧张的考前复习，我幸运的考上了鹤岗矿务局师范学校，走出了人生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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