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锡通三市正加速靠近。 日前，南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0年南通市生产总值为10036.3亿元，增长4.7％，顺利突破万亿元。 这是继苏州、南京、无锡之后，江苏省第四个万亿城市。 和南通的喜悦相比，“老对手”常州多少显得有些落寞。 就在不久前，常州政府工作报告披露，2020年GDP预计达到7700亿元。自2017年南通GDP首次超过常州以来，两座城市的差距已超过2300亿元。 从这个角度来看，“苏锡常”被“苏锡通”取代，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也并非没有争议，在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更贴近居民生活的指标上，南通依旧不及常州。 不过，对于今天的南通而言，“苏锡常”还是“苏锡通”的争议似乎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随着去年“通江通海通上海”的一系列转变，南通显然有了更想融入的目标——沪苏通。 根据南通政府工作报告，到2035年，南通将“成为具有显著影响力的长三角活跃增长极和强劲动力源”，“长三角一体化沪苏通核心三角强支点城市初步建成”。 南通“一路向南”
去年，加快跨江合作，俨然成为南通发展的“关键词”。 多份与苏南、上海的合作协议接连签署。据南通发改委副主任唐国平回忆，去年4月，疫情稍有缓解，南通便第一时间前往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分别与其签订跨江融合协议，以期在产业协同、板块交流合作、园区合作共建、交通互联互通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此后，5月，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四市工商联和江苏省苏商发展促进会、苏锡常通部分行业商协会等一道，共同发起成立苏锡常通跨江融合产业协作联盟。 6月，在湖州举行的长三角一体化高层论坛上，南通再度参与签署两个框架协议。其中，上海交委、港口集团、江苏交通厅、港口集团和南通市政府签署通州湾新出海口开发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南通市政府与上海机场集团则签署南通新机场合作共建协议。 7月，南通市政府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签约，共建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服务南通基地。 从这些协议上看，对合作堵点展开针对性解决、增加合作的对话空间，已然成为南通向南合作的新内容。 去年一系列大项目的新进展，大大缓解了南通向南合作的设施障碍。 新机场的落户拉近了南通与上海的距离，沪苏通大桥的通车让“八龙过江”的畅想进一步靠近现实，北沿江高铁确定通过南通。 南通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曹晓见指出，仅2020年南通就开通了十个重大交通项目，北沿江高铁开工、盐通高铁开通亦将在近期实现。 在此基础上，南通谋划更进一步。 唐国平指出，南通正在做两方面工作，一是“深入融入苏南发展板块，在园区发展、产业培育、营商环境等方面，全面构建‘同质化’发展生态，主动承接产业转移成果转化，实现与苏南产业链条的分工合作与融合发展”，同时“深入对接上海协同发展，以1+8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编制为契机，促进区域空间协同一体化”。 一个具有南通特色的做法是，搭建和重组更多以对苏南、上海合作为主题的产业园。去年，南通将原来各50平方公里的苏通、锡通产业园合并，形成苏锡通共建100平方公里合作园区，以推进人员互派和资源共享。不少原来以国别合作的园区也被改建为跨市合作园区，到2018年，仅对沪合作园区就达到17个。 倾向上更突出，认识上也要更深入。 据南通市商务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南通进一步深化对苏南和上海的研究，开展精准招商，有针对性地寻找产业梯度转移机会。他特别提到，他们对总部、区域总部位于苏南、上海的世界500强企业进行认真梳理，以期寻找企业搬迁、扩建和转移中的合作机会，同时，他们还追踪上市公司募资情况，通过资本方向定位有投资可能性的企业。 常州“左右逢源”
在南通锚定合作方向的同时，常州则陷于掉转船头的可能性中。 早在新世纪之交，就曾有人关注常州与上海的合作障碍。当时，中共常州市委党校的赵美英研究发现，尽管与苏州和无锡两市同属苏南城市，但仅常州仍“游离于上海‘一小时经济圈’之外”。她认为，受当时交通因素的影响，距离上海较远的常州并未能有效承接上海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与苏、锡一道衔接上海，更系统的规划不可或缺。 常州从未停止过对接上海的努力。早在2005年，常州就开始在上海举办经贸合作活动周，期望引进更多上海资源。2006年，在访问上海时，时任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提及，由于高速公路建设和沿江开发，常州与上海的交流日益密切，而“十一五”期间，常州将进一步加强与上海的合作，特别是与各大企业、大集团、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合作。 但市场层面的合作，并没能迅速拉近两市的关系。 几易其稿的上海都市圈规划具体反映出两者之间的距离感。 2016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年）》对外披露，此版上海“1+6”协同发展大都市圈中，苏州、无锡被纳入，而常州并未能被考虑进去。此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引发了有关一个11市版本都市圈的猜测，杭州、绍兴、湖州和常州划定了新的边界。 直到去年9月，“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中心”暨“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联盟”成立仪式上，“1+8”上海大都市圈被认为最终得到明确。与最初“1+6”相比，仅多出常州与湖州两座城市。 外界看来，一个原因是，常州有与省会南京合作的基础。 作为常州仅剩的县级行政单位，溧阳市与南京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早在清朝时期江宁府的八县中，溧阳就曾占据一席。直到现在，在一些溧阳人心中，南京比常州的亲近感甚至更强。 去年12月，这种历史关系得以以新的形式延续。在南京都市圈党政联席会议上，溧阳与常州金坛区一道正式加入南京都市圈。这不仅意味着南京都市圈正式进入“8+2”时代，也标志着常州同时进入两个都市圈的范围内。 基于此，一种新的假想浮出水面：在“苏锡通”愈加紧密的同时，常州是否可能参与“宁镇扬一体化”格局？ 但常州还有一个更大胆的设想。 一种观点认为，将眼光放至整个长三角地区，在沪宁、沪杭、宁杭经济带形成的核心发展区中，缺少一条中轴线支撑。要补足这个薄弱环节，位于中心位置的常州恰是“棋眼”所在。基于此，常州若补足跨江短板，与泰州深度合作，将有望撑起江苏“中轴”。 “对接上海”的新机
与上海合作的紧密度，在多大程度上将影响江苏城市的发展？ 尽管该问题的答案因城而异，但赵美英近20年前的研究代表了一种较普遍的观点： 从进入新世纪开始，以上海为中心、以江浙为两翼的长三角进入加速融合期，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征日益突出，资源区域性配置、产业区域性转移、交通体系区域性共建步伐明显加快，各类生产要素面临一系列新整合。因此，与上海合作，将为城市发展带来新机遇。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背景下，无论是上海还是江苏城市，均有进一步合作的需求。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就对上海再度提出“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的要求，具体需要“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而从长三角一体化范围数次扩大、到上海都市圈范围的几度变化，均说明长三角的合作格局也并非一成不变。谋求新一轮发展的城市，特别是对于新晋级万亿城市的南通与正参与新一轮城市合作格局重塑的常州，特别要找准位置，准确施力。 南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何建华曾提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之时，就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借鉴世界大江大河入海口与城市发展经验，在谋划长江入海口世界级特大城市建设时，建议与浦东开发开放一同开发建设南通。 他当时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若将长江比作一条腾跃的巨龙，入海口是“龙头”，那么上海和南通将分别是上颚和下颚。如果只有一边发达强大，另一边滞后弱化，那么整体咬合力肯定不够，就难以很好发挥“龙头”的高昂带动作用。 如今，南通提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沪苏通核心三角强支点城市”，恰与此观点不谋而合。一方面，新的条件让南通重构合作格局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南通能否在现有经济发展阶段下实现该规划，仍有待观察。 一个问题来自南通的产业现状。何建华分析指出，与其他苏南城市类似，南通正承接上海的产业外溢，并有望借此推动当地产业进一步发展。但若依赖于承接中低端产业，将使南通不得不再次面对产业转型的难题。 因此，他认为，南通不能简单克隆上海、苏州或无锡的道路，而是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机遇期及早探索产业转型升级的可能性。特别是要在长三角一体化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重构中，有效嵌入南通产业，在综合成本比较中找到自身比较优势。 总而言之，在“沪苏通”这一更高的规划面前，能否有与之匹配的城市发展理念，将是更重要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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