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中华各民族由于居住的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多样，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以及历史变革和演化过程的相异，从久远的古代起，就保持着类型多样、形态丰富、同质又异质的经济、文化及人群体质形态和种族属性，直至现代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仍然很丰富。本文对一些已发表的论文进行了汇总与整理，以探讨历史上曾经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几个古代民族的体质形态特征和种族属性。了解古代民族的体质特点、体征类型和亲缘关系，可以对各民族之间的渊源和流向，与现代少数民族在体质上可能的演化关系进行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古代民族；中国北方；体征类型；种族属性 塞人、月氏、乌孙、氐羌、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古代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经一度称雄于中国西北、东北及北方草原地区，其中一些民族还曾占据和活跃于中亚地区，影响了中国历史、中亚历史，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与变迁。他们不仅是中国现代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先民，而且也是汉族先民的组成成员之一。这些在欧亚大陆上起过重大影响的古代民族，他们在体质形态上究竟归属于何种人种支系，在体质上是同种系（Homogeneous）的还是异种系（Heterogeneous）的，在中国境内有哪些文化遗存和人骨材料发现等等一系列令民族史及历史考古学者饶有兴趣但又易于纠缠不清的问题，通过对这些古代民族遗骨的人类学研究，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具有参考意义的资料。  一、塞人 塞人，在西方史籍中被称为塞克（Saka），《汉书 · 西域传》称之为塞种，意为塞族。 塞族原为横跨欧、亚两洲北部草原的斯基泰（Scythian）人之一支，语言属东伊朗语。自先秦至初汉，塞族分布在中亚锡尔河以北一带，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大约公元前177～176年（汉文帝三至四年），月氏遭匈奴攻击而西迁，侵入塞人地域，导致塞人大部分南下，后辗转抵达克什米尔地区。其中一小部分仍留在伊犁河流域，其后并入乌孙，《汉书 · 西域传》载：“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分布在今哈萨克草原的塞人后裔，最后也加入到以乌孙人为主要源流的现代哈萨克族中。有关塞人的体质特征和种族属性的研究，前苏联人类学家做过大量的工作，收集了大量前苏联境内中亚及其邻近地区的古人类学材料，并发表了许多有意义的报告，为在我国境内发现的类似人骨材料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从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出土的与塞人有关的文化遗存和人类学材料被认为分属两种不同的类型，生活在南帕米尔地区的塞人在人类学类型上属于长颅型欧洲。 人种的地中海东支类型（Mediterranean），又称印度—阿富汗类型（Indo-Afghan）。他们在头骨的形态特征上表现为长颅型，极端突出的鼻，面部在水平方向上的突度更强烈，属明显的狭面类型。而生活在天山—阿莱地区和哈萨克斯坦的塞人则代表了从安德罗诺沃（Andronovo），又称原始欧洲类型（Proto-European）向中亚两河（两河指阿姆河和锡尔河）也称帕米尔—费尔干类型（Pamir-Ferghana）过渡的形态，属于短颅型的欧洲人种。他们的头骨形态比原始欧洲人种类型纤弱许多，比地中海东支类型又明显的短颅化，有一些轻度的蒙古人种特征的沉积，因而使其欧洲人种的特征不特别强烈。这种情况可能表明，大约公元前8～前3 世纪生活在中亚的塞人在起源上并不相同，南帕米尔塞人代表了分布在西亚和印度民族的极端东部分支，与印巴次大陆的古代居民比较接近，他们在北部和东部的界限是阿姆河直到该河在帕米尔的上游。而天山塞人与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塞人一样，可能都是时代上比他们更早的同地区古代欧洲人种类型安德洛诺沃文化居民的直接后裔，而且这种类型也发现于时代更晚的塞人、乌孙人，甚至更晚的民族之中。这两个类型在中亚的两河地区、阿姆河以北地区可能存在密切的联系。60 年代在我国新疆伊犁河上游昭苏复台、波马等地发掘到的13 具头骨中，其中的一具被认为是塞克人头骨，与天山塞人形态基本相近，属短颅型欧洲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与数量较多的乌孙人形态基本是一致的。  二、月氏 早在商代，《伊尹朝献商书》中即已提及月氏（Yüeh-chin / Scythian），在《逸周书 · 王会解》中作禺氏，并云当时分布于周朝的正北方。《穆天子传》中作禺知，《山海经海内东经》作月支。《史记正义》引万震《南州志》说大月氏“人民赤白色，便习弓马”，体质似属于欧罗巴人种。月氏的语言属印欧语系，说一种塞克语或东伊朗方言。公元前2 世纪中叶，分为大月氏和小月氏，分布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大约公元前176～174 年，大月氏遭匈奴攻击而西迁，侵入塞人地域伊犁河流域，后又遭乌孙的侵入继续西迁，最终在中亚阿姆河流域定居立国，创立了强大的贵霜王朝（公元45～250 年）。但大月氏中的一部分仍然留在伊犁河一带，成为“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的现今哈萨克族的族源成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大月氏西迁后，月氏中的另一支小月氏仍然留在中国西北地区，最终逐渐融合于羌族、汉族和邻近的其他民族之中。考古学上确定属于月氏遗存的人骨材料迄今尚未得到，仅有的考古材料是贵霜王朝钱币上的人面像和贵霜健陀罗人物雕像，有人指出这些人面像具有高而尖的头，隆起的鼻，多髭须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目前虽然有关月氏人的体质特征和种族属性的人类学材料尚未发现，但其体质属高加索人种的可能性很大。  三、乌孙 乌孙（Wusun）原先也游牧于敦煌和祁连山之间，是匈奴西边的一个小国。西汉初年（约公元前161 年），乌孙西击大月氏，迫使大月氏继续西迁以后，即留在过去塞人分布的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一带，建立了强大的乌孙国，并吸收了部分当地塞人和月氏人。 当15 世纪中叶哈萨克族形成时，乌孙人作为其中最大的一个主体部落，成为今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之一。颜师古在《汉书 · 西域传》的一个注中指出：“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焦氏《易林》则说：“乌孙氏女，深目黑丑，嗜欲不同”。两处文献记述的乌孙人似不相一致，前者好像指乌孙人为浅色素之民族，而后者好像指乌孙人为暗色素的民族，但两者都指出了乌孙的体质形态与一般汉人之间相异。在前苏联境内中亚及其邻近地区发掘了许多与乌孙有关系的大约公元前4～公元3 世纪的文化遗存及乌孙人遗骨。在伊塞克湖附近、塔什干附近、天山—阿莱地区、哈萨克斯坦、中亚七河等多个地区发现的乌孙人骨无不证明形成乌孙人类学类型的大人种基础为欧洲人种，乌孙人骨的形态较明显地保持着更早时期原始欧洲人种安德洛诺沃类型的特点，同时也具有某种从安德洛诺沃型向中亚两河类型过渡的形态，或明显的中亚两河类型的特点。此外，有个别人骨具有北欧型或地中海与北欧之间的类型。在多数人骨上普遍表现出某种轻度的蒙古人种特征的混杂，使这些头骨的欧洲人种特征不特别强烈，究竟是何种蒙古人种成分参与了乌孙人体质的混杂，目前还不清楚，但乌孙人彼此间表现出来的明显的一致性，说明他们是体质上相当一致的民族人类学共同体。从新疆昭苏地区出土的乌孙人头骨的形态特征与前苏联学者研究的塞克—乌孙基本相同，它们主要代表短颅型欧洲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其中一具男性人骨欧洲人种特征特别强烈，与西亚类型相似，另有两具女性头骨似有更多的蒙古人种特征，可能为欧洲人种与蒙古人种的混杂类型。从以上国内外塞人、乌孙，也可能包括月氏的人类学材料研究不难看出，它们在体质形态上是相对一致的民族人类学集团，尽管在成分上可能存在其他人种的少量混杂或轻度混血，但他们的人类学种系的大人种基础为欧洲人种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以上研究中所涉及的人类学材料，显然大多可能是塞克、乌孙以及月氏西迁以后的材料，尤其是乌孙、月氏从甘肃河西地区西迁以后占据伊犁河流域遗留下的文化遗存和遗骨资料。那么，文献记载中的原聚居于甘肃河西走廊的乌孙和月氏的种族类型又是怎样的，西迁前的乌孙、月氏和西迁后的乌孙、月氏又有怎样的人类学联系等问题同样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指出：“河西走廊在公元前数世纪之内史前文化的分布，可以说是研究月氏和乌孙史前史的最重要材料，假如这些民族与四坝或沙井文化有直接的关系，同时月氏和乌孙的民族种系果然近似西方高加索种，则这对于四坝文化的来源以及与齐家文化的民族互之关系，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国内也有学者提出沙井文化与马文化分别属于月氏和乌孙两族的遗存。但迄今为止在甘肃境内，尤其是河西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至秦汉以前的各种古代文化类型的居民，尚无例外属于蒙古人种，并没有欧洲人种类型的介入，也没有发现与西迁后乌孙、月氏文化内涵相关的考古学资料。也就是说，在秦汉以前，我国甘肃境内主要是蒙古人种古代居民的栖息地，在新疆境内秦汉以前已知的属于高加索人种居民的古代文化遗址最东则分布到现在的哈密地区。而具有西方欧洲人种性质的乌孙、月氏西迁以前是否确实占据过敦煌以东的河西地区还有待更多的考古文化和人类学材料的发现。  四、匈奴 匈奴（Hun/Hunna）之名始见于战国时期的《战国策 · 燕策三》。其族源被认为与商周以来的鬼方、荤粥、猃狁、胡等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早在公元前7、8 世纪匈奴族就已生息和繁衍在我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其生长摇篮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后逐渐移居漠北。公元前3 世纪匈奴人就与中原的秦汉王朝关系密切，时战时和。 公元1 世纪中叶，匈奴人在东汉军事力量的攻击下发生内讧，分裂成南北两个部落，南匈奴臣服于东汉王朝，而北匈奴则西击乌孙。西迁后的北匈奴铁骑曾直捣东欧，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内迁的南匈奴逐渐与汉、鲜卑等其他民族杂居融合，至南北朝后期，“匈奴”这一民族共同体从历史的舞台上逐渐消失。对于匈奴人的体质特征和种族类型，中外学者曾作过许多不同的推测，有学者认为匈奴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应属突厥族。但也有学者认为匈奴语属蒙古语族，其主体成分应为蒙古人种。王国维引证《晋书》中关于羯胡相貌特征的描述，推测匈奴人的容貌也应是深目、高鼻、多须，与西胡无异。黄文弼则根据西汉大将军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 年）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像上对匈奴人面目的雕画“面阔多须髯，唇厚鼻平，目小，其眼睑作三角形”等特征，断言匈奴人为蒙古人种。上述各说基本上都只是某种推测，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前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发现了一系列与匈奴族有关的考古墓葬和人类学材料。前苏联学者在中亚及哈萨克斯坦发现的匈奴遗存和人骨认为可能主要是西迁后的北匈奴，从他们的骨骼形态测量研究来看，他们都具有某些人种的混杂性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塔拉斯河流域肯科尔匈奴具有不特别强烈的蒙古人种特征和轻度的欧洲人种成分，而在天山—阿莱地区和哈萨克斯坦的匈奴与肯科尔匈奴有许多相近的特点，但比后者具有更强烈的欧洲人种性质，认为是有少量蒙古人种混血特征的中亚两河类型，但女性人骨则有更清楚的蒙古人种特点，而且这些地区的匈奴人都有普遍改变颅形成圆锥状枕部畸形的风俗。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诺颜乌拉和呼尼河沿岸发现的匈奴人骨被认为是公元前1 世纪生活在外贝加尔湖的古代匈奴，均属于蒙古人种的古西伯利亚类型，但蒙古人种特征普遍有所弱化。在我国境外发现的北匈奴人种成分的构成是比较复杂的多元性的，其蒙古人种成分的起源可能与古西伯利亚类型有关，也可能还有中央亚洲类型等蒙古种成分的参与，目前还不十分清楚。 而北匈奴中的欧洲人种因素则可能代表了当地居民原来的人类学类型，这种类型可以追溯到乌孙时期甚至更早的塞人时期。匈奴把自身的蒙古人种特点带入到了当地欧洲人种类型中，这种混杂的血缘成分伴随匈奴族大规模的军事征服活动，必然会愈演愈烈。 在我国发现的可能是匈奴墓葬的有春秋战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桃红巴拉墓地、崞县窑子墓地、毛庆沟墓地和饮牛沟墓地，以及东汉时期的青海大通上孙家匈奴墓。其中桃红巴拉、崞县窑子两组匈奴人骨的体质特征以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因素为主，而毛庆沟和饮牛沟匈奴人骨则更多一些东亚类型人种成分，但又显示出某些受北亚类型因素影响的特征。青海大通匈奴人骨则具有较明显的北亚蒙古人种体质，同时也有少量东亚类型的混杂。青海大通匈奴墓的随葬品中有“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一枚，被认为应该属于南匈奴的文化遗存。  五、鲜卑 鲜卑（Xianbei/Sienbi）为我国东胡系统的古代民族之一，先秦时已游牧狩猎于大兴安岭山脉中部与北部。鲜卑曾与乌桓等民族加入东胡部落联盟，后东胡为匈奴所灭，鲜卑、乌桓又役属于匈奴。东汉三国以后，鲜卑不断南迁西进，据有匈奴故地，留居故地的约10 万匈奴余众，亦自号鲜卑，于是鲜卑诸部继匈奴之后迅速崛起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鲜卑在南迁西进的过程中，复与匈奴、高车、乌桓、汉人等众多民族融合而形成许多新族别。所以鲜卑是一个族源相当复杂的民族共同体，根据各部落发源地区和同其他部落融合情况，大体可区分北部鲜卑和东部鲜卑，后又在两者基础上演化出西部鲜卑。北部鲜卑又称拓跋鲜卑，东部鲜卑则包括慕容、宇文、段氏等部族。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期间，鲜卑各部先后建立了众多地方政权，尤其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统一了北方，兼并其他鲜卑诸部。隋唐以后鲜卑人不再作为政治和民族实体存在，逐渐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 目前在我国发现的可能是鲜卑或被认为是鲜卑祖先的文化遗存约有6 处。内蒙古的完工遗址、扎赉诺尔遗址和南杨家营子遗址，年代基本均相当于东汉时期，在大人种方面均归属蒙古人种，但又表现出相当复杂的类型现象，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分支中的西伯利亚（北亚）、北极和东亚蒙古人种类型都分别有程度不同的接近关系。完工组与现代北极蒙古人种相似的成分居多，可能还含有一些北亚和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扎赉诺尔组显现出北亚和北极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可能还混杂有东亚蒙古人种的一些因素；南杨家营子组与北亚蒙古人种头骨明显趋近，又可能与东亚或北极蒙古人种相近；扎赉诺尔第三次发掘的人骨，与西伯利亚蒙古人种性状更趋明显，而且与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匈奴人最为相似。这三组人骨材料中的完工组所体现的以北极蒙古人种体质为主要因素，被认为可能代表了拓跋鲜卑祖先的人类学特征；而扎赉诺尔组复杂的种系成分，表明他们很可能是“胡父鲜卑母”或“鲜卑父匈奴母”的鲜卑、匈奴两族混血的产物，抑或他们中的某些本身就可能是那些“自号鲜卑”的匈奴族成员；南杨家营子组与匈奴的关系不如扎赉诺尔与匈奴那样接近，但两者的相关性仍然很明显，而南杨家营子组中可能又掺合了一种脸型较窄的新的体质因素。黑龙江平洋遗址年代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其人种类型主要与东北亚蒙古人种接近，同时也与北亚和东亚蒙古人种相关，是一组同种系多类型的群体，而且在北方草原地区各古代组中，平洋组与完工组最接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两者可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类型。山西大通北魏时期的人骨材料的种族类型被认为与华北地区以北的古代或近代居民（如西伯利亚东南部的因纽特人、通古斯人、我国东北部的扎赉诺尔人、蒙古人、外贝加尔湖的匈奴人等）关系最为密切，基本属同一个种族类型，这个类型的体质特征基本上是以蒙古人种的东北亚类型为主体，混杂了少量带有欧洲人种特征的乌孙人类型的种族成分。其中大同北魏人与扎赉诺尔人最相近，也许暗示他们同属于一个民族的颅骨特征类型——鲜卑族类型，而且从葬式和出土文物看，也反映了与鲜卑民族较密切的关系。目前已正式发表的可能与东部鲜卑有关的仅有辽宁省朝阳市发现的魏晋时期的墓葬，被认为是东部鲜卑慕容部建国前的遗存，年代上限可到曹魏初年。其人种特征主要为北亚蒙古人种成分，个别性状如面宽略窄等或许受到东亚蒙古人种某些性质的影响。  六、突厥 据《周书 · 突厥传》记载，突厥（Turks）作为部落名称，大概始于公元5 世纪中叶，居住在金山（今新疆北部阿尔泰山）的南面。《阙特勤碑》突厥文铭文中说：“九姓回纥者，吾之同族也”，九姓回纥原为九姓铁勒，即突厥源出于铁勒，其祖先可以追溯到元纪年以前的丁零。公元552～562 年，突厥灭柔然统一了漠北，建立起突厥汗国，并迅速壮大，大步向东西方向扩展，其版图东自辽海（今辽河上游）以西，西至西海（今里海）万里，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西南包括中亚阿姆河以南的吐火罗斯坦，形成了一个领土广袤的庞大汗国。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可能属于古代突厥的文化遗存和人类学材料也很丰富，其出土的地理范围也比较广，大致包括从外贝加尔湖经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天山、东哈萨克斯坦到顿河沿岸和乌克兰地区。突厥的人种类型从上述地区出土的人类学材料研究来看，位于最东部外贝加尔湖地区的早期突厥具有相当纯粹的北亚宽面类型的蒙古人种特点；而在最西部的东欧地区突厥人则又表现出很明显的欧洲人种混杂特征；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南西伯利亚、阿尔泰、东部和北部哈萨克斯坦的广大地区的各组突厥人所显示的人类学关系相当一致，具有明显的过渡人种类型特点，即主要是南西伯利亚类型和乌拉尔类型，在南西伯利亚、南阿尔泰山区和北哈萨克斯坦的突厥属于混杂类型，其蒙古人种成分更明显一些，而山前阿尔泰、东哈萨克斯坦、天山及南俄罗斯草原的突厥则有不同程度的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的混杂。前苏联学者金兹布尔格认为突厥的族源无疑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其起源地应该位于阔面北方蒙古人种分布的古代地理范围之内，且与分布在东部的欧洲人种地区靠近。 具有纯粹蒙古人种类型特点的突厥曾沿着古代欧洲人种居住地区向西迁移，并同时伴随与当地居民的混杂也加强，在那里吸收了欧洲人种成分，与此同时，突厥的向西运动也加强了当地居民的蒙古人种化的进行。目前在中国境内还没有正式发表过明确判定属于突厥的人类学材料，只是俄国学者A·H·优素福维奇发表过一个报告，据说从新疆罗布泊地区挖到的4 具人头骨是所谓古代突厥墓人骨，时代可能晚于公元6 世纪，他认为这些头骨具有蒙古人种性质，但又有方向不清的变异。韩康信曾用17 项头骨测量数据与邻近地区古代组作了形态距离的计算，指出罗布泊突厥组与甘肃甚至中原青铜时代组及北阿尔泰山前突厥组（公元7～10 世纪）有较小的形态距离，与外贝加尔湖地区组及其他古代突厥组的距离较大，或许暗示罗布泊突厥在形态学上与其东部的古代东亚类型有密切联系，或与类似北阿尔泰的突厥有关。  七、契丹 契丹（Khitan/Khitai）之名始见于《魏书》，源于东胡，与库莫奚系同族别种，而库莫奚被认为属“东部胡宇文之别种”。南北朝时期曾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以南和龙（今辽宁朝阳市）以北的草原地带。公元9 世纪，契丹部族逐渐发展壮大，其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建立了国家政权，并定国号为辽（公元916～1125 年）。公元1125为女真所灭，最终同化于汉人或蒙古人之中。契丹族从出现到灭亡历经了约1000 年历史，所建立的契丹国（即辽朝），在200 余年的统治期间，第一次将我国广大北方地区各民族统一起来，而且第一次打破了长城的阻隔，将北方游牧经济与长城以南的农业经济结合为一体，为祖国各民族的再次大统一奠定了基础。有关契丹人的种族类型问题，很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等人曾经从语言学入手进行考证，认为契丹人或是蒙古种，或是通古斯种，或是蒙古与通古斯的混合种，说法不一。近年来，在我国北部地区发现的被认为是契丹文化的墓葬和人骨资料，主要包括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山嘴子和乌兰察布瞬仪捌旌狼接近，但个别体质因素又与东亚或东北亚人种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而且与若干古代和近代颅骨组比较结果表明，山嘴子组与古代鲜卑各组和近代蒙古族在种系特征上最为相似。豪欠营墓地发现的一具男性颅骨所反映的种族类型为典型的北亚蒙古人种特点，女尸的种系成分中则可能含有某种北亚与东亚蒙古人种相混合的性状。此外，朱泓还对出土于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的耶律羽之契丹贵族墓的人骨进行了初步鉴定，认为与山嘴子平民墓地的人骨非常相似，也应以北亚人种为主要种系特征，但耶律羽之人骨北亚蒙古人种的性状表现更为强烈一些。所以在契丹的人种构成中主体因素应该是北亚（西伯利亚）蒙古人种成分，其东亚或东北亚性质可能是与其他民族通婚、混血的结果。 古代各民族种系来源的复杂性和彼此间基因的频繁性，比我们目前所研究的和所想象的要复杂严重得多。人体测量学和种族人类学研究是追溯古代民族族属起源的重要方法之一，而且对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相关性研究提供一定的信息。但仅仅从测量学和人种学角度去探索族源问题毕竟有其局限性，它必须和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以及遗传学等多个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地研究，才能取得更多更可靠的研究成果。 内外蒙古新疆等中亚地区，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人种的混合地，许多未发掘的秘密可以直接揭开人类的文明起源。 补充说明：本文人种分类的形态学依据前苏联人类学家根据人类颅骨上的一些观察和测量数据，如额坡度、眉弓和眉间突度、面宽、鼻骨突度、颅形、颅指数，以及头发和眼色素的深浅等体征，将前苏联境内的人种支系所属类型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大致分为如下几个类型： 1. 原始欧洲人种类型(Proto-European)，也称为安德罗诺沃(Andronovo)类型：是欧洲人种类型中较早期的一种原始类型，他们的头骨表现出宽而低并强烈突出的面，显著突起的鼻，长颅或中颅型，有较大的颅高，倾斜的额坡度，发达的眉弓和眉间突度等特征。这种类型的居民主要生活在青铜时代的前苏联境内的中亚、南西伯利亚、甚至更西部的伏尔加河流域，是中亚、哈萨克斯坦的铜器时代居民中最普遍的形态类型之一。在我国新疆地区的孔雀河古墓沟、新疆小河墓地、新疆和静察吾呼四号墓地等也有发现。安德罗诺沃是根据前苏联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安德罗诺沃文化墓葬人骨的研究而得名的。 2. 欧洲人种中亚两河类型（ 两河指阿姆河Amudar’ya 和锡尔河Syrdar’ya），也称帕米尔—费尔干类型(Pamir-Ferghana)：在头骨形态上主要表现出短颅型、额倾斜度中等、较高和中等宽的面、低眶型、中鼻型、鼻根深陷等特征。有人认为这一类型是由安德罗诺沃类型的短颅化演化而来，其欧洲人种特征没有安德罗诺沃类型那样原始，头骨形态有些弱化，并有一些轻微的蒙古人种的特征。这一类型主要生活在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广大区域。在新疆伊犁河上游昭苏土墩墓地、和静察吾呼三号墓地、天山托克逊阿拉沟墓地有发现。 3. 欧洲人种地中海东支类型(Mediterranean)，又称印度—阿富汗类型(Indo-Afghan)：在头骨形态上表现出长狭颅型配合较高狭面、极端前突的狭鼻、中眶型、水平方向面部突度明显等特征。这种类型主要分布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包括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南伊朗、阿富汗等地区以及西北印度和北非地区。在我国新疆地区的塔吉克香宝宝墓地、洛浦山普拉墓地、罗布泊楼兰东郊墓地、天山托克逊阿拉沟墓地都有发现。 4. 蒙古人种北亚类型(Mongoloid Northern type)：在头骨形态上主要表现为圆颅型伴以高颅型和中颅型，中鼻型，颧宽很大，面部相当扁平，鼻根扁平，中低眶型和平颌型等特征。主要分布于中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地区，即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以东地区。在中国的东北及北方草原地区的一些墓葬中也常有这一类型发现。 5. 蒙古人种东亚类型(Mongoloid Eastern type)：在头骨形态上主要表现为中长颅型、高颅型和狭颅型，中等上面高和中等颧宽，中鼻型和中眶型，面部扁平度中等，鼻根较扁平等特征。在中国的北方，特别是华北地区、西藏东北部、东北等地区，朝鲜半岛和日本本州等地区生活的古今人群基本上都属于东亚蒙古人种类型。 谭婧泽,韩康信------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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