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下的房子是苏北传统建筑，我们家祖上条件应该还行，造了三进两厢的房子。前面是三架梁草房，中间是五架梁草房，后面一进是七架梁带廊沿的瓦房。廊沿的作用是防雨，做走道，通角门，给厢房留门。两进之间用厢房连接，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通常情况下，家主人住瓦房正屋，子女住厢房，《西厢记》里面的莺莺住的就是西厢房。长工住中间的草房，前面三架梁房子做厨房。我家在爷爷辈弟兄两个分家后，从前到后一家一半，我的堂房爷爷住西面，他家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房子够住，西厢房年久失修，就拆了种菜。我爷爷长房住东面一半。 ”我妈妈在厨房里给宝宝喂早饭，听到我姐大叫着奔过来，立刻训到：“什么事啊？这么大声叫？惊着宝宝怎么办？姑娘人家稳重点。” “屙了。”我姐姐抑制不住兴奋说到。但声音调到了正常高度。 见妈妈没弄清楚。“小康子屙出来了，屙了一大滩，快去吧！” “啊？！”我妈妈又惊又喜，这个在心里已经放弃了的儿子竟然出现了转机。立刻跟着我姐大步走向正屋。她是那种宁可湿衣也不乱步的人。虽然很激动，并没有像姐姐一样跑。当她快步走到我身边一看，眼泪就流下来了。她伸出粗糙的手，在我脸上抚摸：“康子，我还以为你挺不过来，没想到……”“大华，赶紧打盆温水来，把洗脚毛巾带来。”妈妈吩咐道。“哎。”我姐应了一声一溜烟跑了。妈妈很快把我剥了。”这死丫头，怎么还不来，这么慢！”妈妈一边骂着姐姐，一边拿我衣服干净的地方给我擦身。 很快，我姐就端着大半盆水进来了。我妈妈动作麻利的给我擦洗，眼睛一扫我姐姐：“把康子的换洗衣服拿来。”姐姐打开摞柜的门找出我的衣服。 “抓手上。”妈妈说道。 妈妈给我收拾干净，拿过衣服给我穿好，让我靠着长桌坐好。“饿了吧，我给你去舀粥。”说完，她把床上铺的盖的一卷，快步走了。 ”上学去吧。” 妈妈的声音传来，是对姐姐说的。 “等妈妈铺好床，你喝点粥，再睡一会儿。”姐姐关心的说。我点点头，看着姐姐上学去了。我也想去上学，好几天没去了。 很快，妈妈把粥端来了，我呼噜噜几大口就喝完了。立刻感觉浑身又有劲儿了。这当口，妈妈已经把床铺好了。 ”再睡一会儿，等我回来再起来。”我很听话地享受妈妈的关心。 “后来呢？”飞儿见我停住不讲了，就追问道。 “后来就满血复活，蹦蹦跳跳，又去上学了。我那时上学就相当于你们上幼儿园。我记得我那时和姐姐一个教室，叫复式班。我姐上四年级，我上半年级。书是一本《百家姓》。学校在东头邻村的队长家里，自带桌凳。老师就一个，叫王敏斋。跟老早的私塾差不多。王先生就做过私塾先生。 “你看，我们那时条件多艰苦，你们现在多幸福啊”我对飞儿说。 “那时候为什么这么苦？” “没钱啊！家里没钱，集体没钱，国家也没钱。” “国家为什么也没钱呢？”飞儿的为什么多到能问倒一座山。 “自然灾害啊。国家很多地方遭受自然灾害，饿死了很多人，国家发救济也没用，受灾的地方太多了。听说苏联老大哥跟我们国家闹矛盾了，逼我们还债。他们见我们穷，没有什么好东西，就让我们拿鸡蛋抵债。要好多好多鸡蛋，他们还拿铁丝做个圈套，凡是通过圈套的就算小的，不要。大的才合格。还了几年才还清了债。无债一身轻啊！我记得那时听到收音机里播音员很兴奋地说我们成为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 “外公，你小时候太苦了。这么苦，你还怎么学到那么多知识呢？” “跟你说呀，自己学呀。”我学着飞儿的腔调说。“外公那次没被撑死，就继续上学去了，我小时候很喜欢上学的。” “我也很喜欢上学。”飞儿连忙说。 “嗯。飞儿很聪明的。”我摸摸他的头说：“可是我没有学上了。”我苦着脸。 ”为什么？”飞儿不理解。 “因为我妹妹就是你小姑婆那时会走路了，需要人看着。农业社天天要上工，不去，队长要骂人，还不给口粮，又不准把宝宝带到田头去，没办法，我妈妈只能让我回来陪宝宝。” 我妹妹那时才三岁，虚岁。有时还要人抱，肚子饿了就喜欢朝蚕豆田里钻，剥蚕豆吃，生蚕豆甜甜的有点涩，也好吃的。她钻到蚕豆田里去，蚕豆比她还高，我找不到就着急，我们村庄一周都是河，最怕她跌到河里，看到蚕豆秆动，我就钻进去把她抱出来，然后骂他，听妹妹后来控诉我，说我用生姜拐子凿她。” ”外公，什么是生姜拐子啊？” 我走到厨房间，拿着一块生姜给他看，生姜上生了几个牙姜，非常突出。我半握拳，曲起中指，问飞儿：”像不像生姜拐子？” “哎，有点像的。” 我笑着用生姜拐子在他头上轻轻敲了一下。 “哎呀，疼！”飞儿夸张的叫起来。 我晃了晃曲起来的中指，这是我老师王敏斋发明的。哪个学生上课不专心听讲，他走过去，冷不防就是一下。很多同学就怕他走到身边来。 “外公，你被你王老师敲过吗？” “没有。我在学校里是最小的一个。因为学习好，老师喜欢我，就算做点小动作，老师也不指名批评我，只是用生姜拐子敲敲面前的教桌。我一听，马上就改正了。” “别人家孩子要是让他不上学很开心，他们喜欢玩。妹妹说我那时候经常骂他，说都是因为她，我才没有学上的，把气都撒在她身上了。我很惊讶，我小时候也是个坏小孩哦。” “外公，你那不是坏，你那是生气了。”飞儿善解人意帮我说话。我抱着飞儿的头“卜”的一声亲了一下。 “不上学了，就带着妹妹玩。我妈妈说我那时玩疯了，玩野了。” “外公，你小时候都玩什么啊？”飞儿很好奇，见我说到小时候玩的事眼睛会放光。 “玩什么？不告诉你。”我怕他学坏了。 “说嘛，说嘛。”他骑在我的腿上，抓着我的衣服摇晃我。 “好好～好，我说。”这种时候，哪个老头骨头不酥，投降是唯一出路。我从记忆的仓库里选了几个人畜无害的玩法讲给他听。 ”我们那时候玩的最多的就是滚球，刮画片，打四角。” 我从笔筒里拿出几颗玻璃弹珠来：“呶，就是这个。” “怎么玩，教教我。”飞儿跃跃欲试。 “我告诉你，不准说出去吆。”我故作神秘。 “不说。”飞儿受我影响，放低了声音。 农村每家门口有场地，天天走，土地又板又硬，大孩子有小刀挖洞，我们小，家长不让碰刀，办法总比困难多，大人做报告说的话，全是跟小孩子学的。我们就在需要挖洞的地方小便，一泡尿浇三个点，等土湿透，就用树枝挖洞。 “臭死了。”飞儿听我用这种办法挖洞，笑得前仰后合。 “刹车！”我憋住笑，继续讲。外国人打的高尔夫就是跟我们小孩子学的尿尿调烂泥的玩意。” “哦！”飞儿恍然大悟的样子让我好笑。 ”这种洞口大不深，玩法也有套路。”我继续。“一般三个人打三个洞，一人滚一次轮流来，花球在洞外就会被开，进洞就可以再滚。我的球打的准，常常是我赢。” “我试试。”飞儿拿着花球在地板上滚，球滚到沙发下面拿不到了。 “你们现在好玩的东西太多了，还要玩这种游戏？” 飞儿听我说的有道理，也不再趴在地上够球了。 “那画片呢？怎么玩？” 刮画片就简单了。那时候几分钱可以买一大张，一大张大概有12张小的，印了人物故事花鸟虫蛇，像连环画，剪下来就可以刮。后来条件好点了，我妈妈有时候也买一张奖励我带宝宝。 四角就是一种纸工，我拿出两张纸折成一个四角。飞儿很快就学会了。农村赌风盛，没事就赌。我们孩子的玩意也有赌的元素。我的本钱很多，我姐我哥用过的书都被我折成四角用来打用来赌。 后来国家政策好了，我妈妈告诉我，大兵团集中的时候，小孩子被当做累赘，后来经济好转了，小孩子的地位上升，成为祖国的花朵。于是，我妹妹也香了，我又可以去上学了。  我奶奶生了七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父亲是长房老大，15岁到上海一家酱园店学徒，爷爷给儿子择业的理论依据是不管什么时候，人都要吃小菜，不会歇生意。听我妈妈说爷爷奶奶抚养这么多子女不容易，家里几十亩田慢慢卖掉了，最后剩下不到十亩，解放了，成分定了中农。我爷爷五十出头生了黄疸肝炎，没钱治病去世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庭重担就落在长子我爸爸身上。我爸靠了老实卖力肯干很得先生（店老板）赏识，也交了几个朋友。那年头老实人很吃香的，让人放心。我爸爸通过朋友介绍，把二爷（叔，我们家乡把叔叫爷，北方叫叔，上海综合一下叫爷叔，就一个称呼能看出上海的不凡，兼收并蓄）。安排到苏州学手艺，三叔安排到邗江的霍桥学生意，四爷就跟着我爸爸到上海做酱园了。五叔十几岁夭折了。六叔做瓦匠后来在河南落了户，最小的七叔送给一个家境不错的人家去养了。一个娘娘后来嫁到了上海，由于家里有奶奶在，我爸和四叔把家安在老家。四叔家也是四个子女，两男两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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